河洛文化和客家文化

    一、河洛地区是指黄河和洛水相交汇处的这一广大地区，即古河南地区，又称河洛地区。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关于古河南地，陈昌远先生曾这样表述：“它指黄河由河曲、渭河而东，中经砥柱之险，过孟津、洛河，流出大伾，开始散为荥播，这一大段大河之南地。”①关于河洛地区的具体范围，朱绍侯先生曾指出：“即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颍，北跨黄河而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②显然这个范围要大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洛阳平原或洛阳盆地，但洛阳平原无疑是河洛地区的核心部位。在同一篇文章中，朱先生又指出：作为河洛文化圈，实际要超过河洛区域范围，即应该涵盖目前河南省全部地区。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2002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朱绍侯先生以及开封的沙旭升先生都谈到，由开封禹王台所存康熙所题“功存河洛”匾额可以说明，所谓河洛地区，向东应包括郑州、开封在内。这个看法显然是正确的。

    “河南”正式作为行政区划，时间却要晚得多，它应该是始于汉代“河南郡”。战国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秦于河洛及周边地区一带置三川郡（以境内有黄河、洛河、伊河，故名），郡治雒阳（今洛阳市东北约15公里，即汉魏洛阳故城）；前205年，西汉高祖刘邦曾初都雒阳，后因娄敬、张良谏言迁都长安，改三川郡为河南郡，治雒阳，辖雒阳、河南（汉置县，治王城）、偃师、缑氏、平（偃师西北）、平阴（孟津东北）、新成（伊川西南）、谷城（新安东）、巩、新郑、中牟、开封等22县。光武帝时改河南郡为河南尹。隋置有河南道、河南郡、唐置有河南道、河南府，宋置有河南府，元置有河南江北行省、河南路、河南府，明置有河南布政使司、河南府，清置有河南省、河南府。以上这些称“河南”的行政区划级别或同或不同，其辖境范围并不完全一致和重叠。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一词的最初含义，也原指洛阳一带。③“中国”一词，曾见于《诗·大雅·民劳》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也见于《诗·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但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出土文物可知，“中国”一词，最早见于1965年陕西省宝鸡县所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其文曰：“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文王，肆文王受兹因（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ㄨ民。”何尊为西周初年第一件有纪年铭的青铜器，系名“何”者作于周成王五年。可以看出，这里的“中国”，即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区，即成周。也即今洛阳一带。《史记·刘敬传》说：“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雒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因雒邑成周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土”或“土中”，这也应该是后来河南地区称“中洲”或“中原”的由来。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不但最早跨入文明时代，而且在以后数千年里，长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众所周知，迄今，在全国范围包括台湾在内的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如长江下游江浙一带的河姆渡文化、良诸文化，东北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等。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多元论”或“满天星斗说”。但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人类社会实现“突变”，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出现“国家”，却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这一点乃是考古界、历史界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

    《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岳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国语·周语上》又说：“昔伊洛竭而夏亡。”足见河洛地区和夏王朝关系极为密切，正是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地区。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偃师二里头村南发现、以后又长期进行考古发掘的二里头遗址，不少学者认定，这里就是“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的“斟鄩”所在地，是夏王朝的都城。④这应是我国“七大古都”（洛阳、西安、北京、开封、杭州、安阳）中最早诞生的都城，也是最早的洛阳城。由夏以降，商、西周、东周、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隋、唐、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均建都洛阳，故称洛阳为“九朝故都”（九表示多数）或“十三朝故都”。

    在中国七大古都中，以洛阳建都最早，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居住帝王最多；二里头夏都斟鄩被称为“中华第一都”；沿洛河由东向西一线，在50公里以内，保存下来五座古代都城遗址（由东向西依次为：商都西毫、夏都斟鄩、汉魏故城、隋唐东都城、东周王城），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仅见的。北魏洛阳城范围约100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都城。俞伟超先生在论及北魏洛阳城规模时就曾指出“是近代以前全球所见范围最大的城市”⑥。东汉永和五年（140年），河南尹（治洛阳）“有户二十万八千四百八十六，有口一百零一万八百二十七”⑦（东汉初年，全国人口两千多万，后增加至五千多万），北魏洛阳有“十万九千户”，约60万人口。凡此，在七十古都、99座历史文化名城中，洛阳应是当之无愧的“古都之首”、“名城之冠”。有一种说法，要了解中国的20年可以到深圳，要了解中国的200年可以到上海，要了解中国的500年可以到北京，要了解中国的1000年可以到开封，要了解中国的3000年可以到西安，而要了解中国的5000年，只有到洛阳。这是很有道理的。这和司马光的名句“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十分吻合。

    还应提及的是，作为国都、京师、京畿之地，古代洛阳的范围要比今日洛阳市大得多。尽管在不同时期洛阳的范围大小不完全一样，但一般来说，可以涵盖整个河洛地区，即如前面已说到的东至荥阳、郑州、西至华阴、潼关、南至临汝、北至济源、晋南。

    前文提及，古代所称“中国”，本指洛阳一带；“河南”也原指以洛阳为核心的河洛地区及周边一带地方。嵩岳是驻洛帝王朝拜之地，武则天“登嵩岳封禅”，故改“嵩阳县”为“登封县”，并用“万岁登封”年号；少林寺则是魏孝文帝为天竺僧跋陀所建。“洛”、“偃”、“巩”、“孟”、“登”，古均属洛阳。巩义市即巩县，因其南依嵩岳，北临黄河，东有虎牢关，西有黑石关，故曰“巩”，本为洛水入河之地。

 

    《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被誉为“中国先民心灵思维的最高成就”，可视为中华古文明的第一个高峰和里程碑。西周初期，周公在雒邑“制礼作乐”，实开儒学之初基；且因周公封于鲁，周公后人治理鲁，故鲁国成为保存西周典籍及文物制度最多、最丰富的国家，成为周公思想、儒家思想根基深厚之国。后鲁国诞生孔子、孔子向往周，故有“孔子入周问礼乐”之事，洛阳实儒学渊源之地。范文澜先生曾指出：宋国是商朝的后代，鲁国是周公的旧封，春秋时列国都到宋、鲁“观礼”，因为它们是保存商周文化最多的旧国。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和宋、鲁两国主要是鲁国有密切的关系。⑨。东周王朝“柱下史”老子撰《道德经》，成为道家学说的重要经典，老子也被尊为道家学说的创始人。佛学首传于洛阳，东汉雒阳西雍门外的白马寺，初创于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是佛教入华后官府营建的第一座佛寺，被誉为“祖庭”、“释源”，是中国佛教早期活动和传播的中心。玄学诞生、兴盛于洛阳。洛阳伊川二程则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佛学、玄学、理学这五大学说学派，对形成和决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和“品格”，对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此外，洛阳历史上还诞生了许多其它重大的科学文化成就（如史学、文学、绘画、书法、雕塑、音乐、科学技术、医药、建筑等），生活过灿若群星的文化名人。以上这些，无疑都是河洛文化的主要内容。

    朱绍侯先生曾在《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简言之，河洛文化应是产生于河洛地区的，包括原始社会的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和河南黑陶文化以及神秘而代表河洛人智能的《河图》、《洛书》；应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史官文化，及集夏商周文化大成的周公制礼作乐的礼乐制度；还应包括综合儒、道、法、兵、农、阴阳五行各家学说而形成的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及与儒、道思想互相融合的佛教文化等等，以上各种文化的总合就是河洛文化。”“究其实质，河洛文化就是狭义的中原文化。广义的中原文化应包括齐鲁、秦晋、燕赵等文化。”这里，朱先生对河洛文化的内涵及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作了相当全面的概括。

    让我们“放眼世界”。世界史上有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它们是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黄河、尼罗河、两河流域、恒河，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发祥地。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后，也即世界范围内人类历史由“野蛮”跨入“文明”的时期，这四大文明古国，就是当时全球范围内的几大文明中心。洛阳一带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地区，华夏文明的中心，因此洛阳也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和发祥地之一，或直接称为“东方古代文明的中心和发祥地”，这也是符合世界历史史实的。而且直到15世纪，中国文化一直居于世界文化前列。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印度、甚至希腊、罗马，原来的民族、原来的文化，通通被征服了、灭绝了、消失了，只有中国文明、中华文化，从古到今，一脉相承，连绵不断，流传至今。这是世界文明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在考察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时，我们注意到自古以来洛阳为“天下之中”这一观念。在中国人心目中，洛阳自古是“天下之中”是“中心”。古代所称“中国”即指洛阳一带也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也好；“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也好；“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土中谓洛邑，为天下之中也”也好；“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严阻，当秦陇之襟喉，而魏赵之走集”，等等，都表达了这个意思。豫州即“中州”，嵩岳为“中岳”。这种“以洛阳为中心”的观念，对中华民族的团结、对中国的统一、对中华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实在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洛阳旅游发展战略规划》中，把“中华文明圣地”作为洛阳的“一级理念形象”；在《洛阳旅游发展战略研究》一书，提出洛阳是中华民族的圣地、圣城，都以不同提法概括了洛阳和河洛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我们常说的“根在河洛”是完全一致的。

    三、“君从哪里来？来自黄河边。”如前所述，客家人“根在河洛”，客家文化源于河洛文化。不仅如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和核心，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河洛文化对其它地域文化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

    曹魏元帝咸熙二年（265年），司马炎重演“曹丕代汉”故事，废魏自立，建立西晋，是为晋武帝，下传惠帝、怀帝、愍帝，凡四帝，52年，建都洛阳。

    早在西晋武帝时，欲接受曹魏一代“本根无所庇荫，遂乃三叶而亡”⑩的教训，出于监督异姓功臣及吴、蜀地方势力的需要，曾大封宗室27人为王，并允许封国置军（大国5000人，次国3000人，小国1500人）。武帝驾崩后，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惠帝无能，皇后贾南风擅权。从此为争夺西晋皇室最高权力，以都城洛阳为中心，主要在河洛及中原大地，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展开了长达16年的大混战。这场，使数十万人丧生，给社会经济、文化带来了巨大破坏。如永宁元年（301年），司马冏、司马颖、司马伦等混战，死者近十万人；永兴元年（304年），司马部将张方攻入洛阳，烧杀抢掠，死者以万计。混战过程中，洛阳13岁以上男子全部被迫服役，米价贵到一石万钱，许多人饥饿而死。接下来是“永嘉之乱”。永嘉二年（308年），王弥击败晋军于伊水之北，兵逼洛阳城下，西晋朝廷急令关闭洛阳城门。永嘉五年（311年），王弥等攻下长安，俘晋愍帝；次年，愍帝被杀，西晋亡祚。

    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给洛阳、河洛和中原大地造成了极大灾难，广大汉人难以生存下去，纷纷南迁，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浪潮，这便是今日各地客家人的第一批先民。关于此次南迁人数，《中国史纲要》说：到达长江流域的至少有70万人，另有20万人没有到达长江，聚居在今山东境内。《晋永嘉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称，从永嘉之乱到拓跋焘攻宋，北方人口南迁将近百万。为了安置这大批的南迁汉人，东晋时在长江一带设置了不少侨州、侨郡和侨县，如南徐州、南豫州等。侨人不入当地户籍，官史均以北方士族。其后，唐代安史之乱、唐末及五代、宋室南迁、南宋灭亡之时，黄河流域均有大批汉人南迁，“其中绝大多数是河洛人、中原人”。

    繁荣发达的汉魏晋，隋唐宋文化，富庶美丽的河洛及中原大地，繁荣热闹的京都洛阳、开封，都会在南迁汉人、客家人的思想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成为他们世代相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洛阳城、开封城、河洛大地，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是他们永远道不完、表不尽的谈资，那情景远远超过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正是这些南迁汉人、客家祖先带来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极大地促进了长江流域等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这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辉煌灿烂的河洛文化，不但是南迁汉人、客家先祖、客家人最重要的精神财富，而且也通过他们得到了最广泛、最深入的传播，极大地扩大了河洛文化的影响。客家文化的精神、精华，客家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组成部分，都是和河洛文化一脉相承的。

    唐代诗人张籍《永嘉行》诗云：

    据有关资料说，目前生活在我国南方各省及海外各地客家人有将近一亿之众，几乎赶上英、法两国人口的总和，这真是一个骄人的数字！以致形成了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有华人，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的壮观局面。而且其中不乏政坛揆要、企业大腕、文化泰斗！“辉煌祖宗业，永怀河洛间。”客家人公认“根在河洛”，闽南话也叫“河洛话”，迁台的客家人自称“河洛人”、“河洛郎”，台湾演出“歌仔戏”，横额上书“河洛大舞台”，客家人的姓氏、堂号、民风民俗、节日庆典都源于中原和河洛，他们对中原、河洛、开封有极为深厚的感情，先祖故乡的发展、振兴和腾飞，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