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文化的源头和核心

徐金星

     河洛地区是指黄河和洛水相交汇处的这一广大地区。关于它的具体范围，朱绍侯先生曾在《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一文中指出：“即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而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显然这个范围要大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洛阳平原或洛阳盆地，但洛阳平原无异是河洛地区的核心部位。在同一篇文章中，朱先生又指出：“作为河洛文化圈，实际要超过河洛区域范围，即应该涵盖目前河南省全部地区。”2002年10月，在郑州举办的“河洛文化与台湾”学术研讨会期间，朱绍侯先生、沙旭升先生都曾谈到，有开封禹王台所存康熙所题“功存河洛”匾额可以说明，所谓河洛地区，向东应包括郑州、开封在内。

    公元前205年，西汉高祖刘邦曾初都雒阳（即洛阳），后因娄敬、张良谏言迁都长安，改原三川郡为河南君，治雒阳，辖洛阳、河南（汉置县，治王城）偃师、缑氏、平（偃师西北）、平阴（孟津东北）、新成（伊川西南）、谷城（新安东）、巩、新郑、中牟、开封第22县。此乃“河南”正式作为行政区划之始，时以洛阳为中心。

    “中国”一词，曾见于《诗?大雅?民劳》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也见于《诗?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还有其他早期典籍等。但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出土文物可知，“中国”一词最早见于1965年陕西宝鸡县所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其中有“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文字。何尊为西周初年第一件有纪年铭的青铜器，系名“何”者作于周成王五年。可以看出，这里的“中国”，即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区，即成周，也即洛阳一带。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不但最早跨入文明时代，而且在以后的数千年里，长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众所周知，迄今，在全国范围内的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如长江下游江浙一带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东北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等。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多元论”或“满天星斗”说。但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人类社会现实“突变”，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出现“国家”，却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这一点乃是考古界、历史界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
    《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逸周书?度邑篇》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国语?周语上》又说“昔伊洛竭而夏亡”，足见河洛地区正是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地区。1959年，在偃师二里头村南发现、以后又长期进行考古发掘的二里头遗址，经考证就是“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的“斟鄩”所在地，是夏王朝的都城。这应是我国“七大古都”（洛阳、西安、北京、南京、开封、杭州、安阳）中最早诞生的都城，也是最早的洛阳城。由夏以降，商、西周、东周、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隋、唐、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均曾建都洛阳，故称洛阳为“九朝古都”（九表示多数）或“十三朝古都”。洛阳遂成为中国七大古都中，建都最早、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居住帝王最多的古代都城。

    作为国都、京师、京畿之地，古代洛阳的范围要比今日洛阳市大得多，一般说来，可以涵盖整个河洛地区，即如前面已经说到的东至郑州、开封；西至华阴、潼关；南至临汝；北至济源、晋南。嵩岳是驻洛帝王朝拜之地，武则天“登嵩岳封禅”，故改“嵩阳县”为“登封县”，并用“万岁登封”年号；少林寺则是魏孝文帝为天竺僧跋陀所建。“洛、偃、巩、孟、登”，古均属洛阳。巩义市即巩县，因其南依嵩岳，北临黄河，东有虎牢关，西有黑石关，故曰“巩”，本为洛水入河之地。

    诞生、成长、发展、繁荣于河洛大地的河洛文化，不同于其它的地域文化，如山东的齐鲁文化、河北的燕赵文化、山西的晋文化、陕西的秦文化、四川的巴蜀文化、两湖的荆楚文化、江浙的吴越文化等等。它是中央文化、国家文化、国都文化、统治文化，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核心，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裴李岗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的一种文化，以首先发现于河洛文化圈内的新郑市裴李岗而得名。早在1959年，就在洛阳市偃师马涧沟发现了属于裴李岗文化遗存的石磨盘一套；以后，裴李岗文化遗址陆续在古洛阳范围内的偃师、巩县、登封发现；再后来，在豫西地区又多次发现，这说明古洛阳地区内是裴李岗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接下来的仰韶文化，以首先发现于河洛区域内的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河洛地区是它的中心区域；首先发现于山东省境内的龙山文化，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面貌，又分别称为山东龙山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而河洛地区正是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的中心地区。由裴李岗文化而仰韶文化、而龙山文化、而夏文化，一脉相承，大约延续了一万年之久。

    《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被誉为“中国先民心灵思维的最高成就”，可视为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和里程碑。相传伏羲氏时，有一匹龙马从黄河浮出，背负“河图”，还有一只神龟从洛河浮出，背负“洛书”，伏羲依此“图”和“书”画作八卦，就是后来《周易》一书的来源。而在《汉书?五行志》中另载有一种出自刘歆的说法：“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意思是大禹治水的时候，上天赐给大禹一部《洛书》，大禹对它进行了阐释，这就是《尚书》中的《洪范》了。在后来的长时期里，人们对“河图”、“洛书”作了种种推测、探索、解释，它无异在客观上反映了河洛地区、河洛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独特而重大的作用。

    今洛阳市孟津县，原有一条古老的河流，全长约20公里，流过该县朝阳镇卦沟村、送庄乡负图村、白合乡上河图村、下河图村，至会盟镇雷河村附近注入黄河。古来相传，“龙马负图”就在黄河、图河交汇这一带；今洛宁县西长水村，立有二方古碑，东西并排，面南而立。西边一方应为汉魏遗物，正面碑文，仅剩一“洛”字；东边一方为清代所立，正面为“洛出书处”4个大字。古来相传，“神龟贡书”即在此洛河段。

     有关古籍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制礼作乐”这一对中国社会、中国思想文化、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伟大工程，是周公在洛阳完成的。

    西周建立后，周公被封于鲁（今山东境），为辅佐武王、成王，周公未就封，长期住在雒邑，而由其子伯禽代就封，伯禽遂为鲁国开国之君。孔子曾说过，“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是说，西周总结继承夏礼、殷礼，继承发扬夏商文化，形成了一套以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和级别严格的等级制为基本制度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亲疏等礼仪制度，形成当时宗法制、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礼，包括了有关祭祀、丧葬、军旅、盟会、朝觐、婚冠等种种典礼仪式以及社会中的各种行为准则，这应该就是“制礼”的内容；而不同的典礼仪式，则需配以不同的乐舞，这就是“作乐”的内容。“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性。”

    周公制礼作乐，对巩固周王朝发挥了重大作用，成王、康王之时，天下安宁，40年不用刑罚，史称“成康之治”。更重要的是，周公在雒邑“制礼作乐”，开创了儒家学说的初基。正是因为周公封于鲁、周公后人治理鲁，故鲁国成为保存西周典籍及文物制度最多、最丰富的国家，成为周公思想、儒家思想根基深厚之国，所谓“周礼尽在鲁也”。后孔子生于鲁国，向往周礼，故有“孔子入周问礼”之事。就是说，孔子不但长期受周文化熏陶，还不远千里到周王室学习。在此基础上，孔子倾毕生精力，丰富、发展周公奠基的儒家学说，整理编订《诗》、《书》、《礼》、《易》、《乐》等古代典籍，兴办教育，诲人不倦，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历代儒家尊周公为“元圣”，河洛大地实儒学渊源之乡。关于儒家学说和周公、鲁国的关系，其实早在几十年前，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就曾说过下面一段话：宋国是商朝的后代，鲁国是周公的旧封，春秋时列国都到宋、鲁“观礼”，因为它们是保存商周文化最多的旧国。

    老子是公认的道家学说和道家的鼻祖。姓李，名耳，亦称老聃，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长期生活在洛阳，任职东周王朝的守藏室史，负责管理周王朝的图书典籍等。他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民心思变。他纵观社会兴衰治乱、历史祸福成败，并融合多种思想观点，创建出自己的学说。他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根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道”则是“先天地生”、“惚兮恍兮”、“寂兮寥兮”、“不可名状”、“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的精神实体。“道”创生万物，在万物创生后，还要守者“道”的精神，依“道”而行。老子学说中还包含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的对立，而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他的学说被称作道家学说或道家学派。《道德经》五千言，又名《老子》，传为老子所著。最后，老子见周室大乱，终于身骑青牛，西出函谷关而去，不知其所终。

    老子时代的东周王都，即东周王城，文物工作者已经发现并进行了初步勘探。它位于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近年发掘的“天子驾六”大型车马坑，再一次证明周王城即为周天子所居之地，二千多年前，老子即应生活在周王城内。

    《水经注》记载说：“昔汉明帝梦见大人，金色，项佩白光，以问群臣。或对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发使天竺，写致经像，始以榆欓盛经，白马负图，表之中夏，故以白马为寺名”，“金光流照，法轮东转，创自此矣”。《水经注》所载，即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人们通常称“永平求法”。即发生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的一次赴印度拜取佛法的活动。“永平求法”不但取回了佛经、佛像，迎来了中国佛教的两位开山鼻祖，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而且还因此创建了“中国第一古刹”洛阳白马寺。

    白马寺是中国佛教早期佛经翻译、佛教传播和进行各种佛事活动的中心，而洛阳作为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的国都，给佛教在中国传播、弘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到了北魏时，中国佛教已是仪式“招提栉比，宝塔骈罗”、“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洛阳城有佛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那样一种极为壮观、昌盛的局面了！

    将近二千年之后，白马寺仍保存在邙山、洛水之间，香火隆盛、游人如织。据考古勘测出的汉代洛阳雍门遗址位置推算，今日白马寺，仍大体位于东汉白马寺旧址之上。

    至魏晋时期，玄学诞生、兴盛在洛阳；北宋时洛阳伊川二程，则为宋以后长时期影响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宋明理学奠基人。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佛学、玄学、理学这五大学说学派，对形成和决定中华民族、中国人的思想、信仰和品格，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此外，洛阳历史上还产生了许多其它重大的科学文化成就（如史学、文学、绘画、书法、雕塑、音乐、科学技术、医药等），并涌现出灿若群星的文化名人。以上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也是植根于河洛地区的河洛文化。

    应该指出的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印度，甚至希腊、罗马，原来的民族、原来的文化，统统被征服了、中断了、消失了，只有中国文明、中华文化，从古到今，一脉相承，连绵不绝，流传至今。这是世界文明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在考察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时，我们注意到自古以来洛阳为“天下之中”这一观念。在中国人心目中，洛阳自古是“天下之中”，是“中心”。这种“以洛阳为中心”的观念，对中华民族的团结、对祖国的统一、对中华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供稿）
                        发表于《寻根》杂志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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