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新斌
河洛之间有洛阳。洛阳是中华大古都,洛阳的历史与文化,厚重而博大,无法用一个专门的时空来固定,如果我们需要用一个特定的文字来概括的话,那便是“圣”。犹如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的圣地与圣城一样,中华文明的圣地是河南,中华文明的圣城便是洛阳。
洛阳大古都 传承中华文明的圣城
在洛水与黄河交汇的这片丰沃平原的周围,有山河相阻,从而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史记•周本纪》引用了周公对这个地方的评价:“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以致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称这里为“中国”。在东西仅长50公里的河洛平原上保着五大古都遗址。其中,第一个兴起的都城遗址为二里头遗址,该遗址位于偃师市的西偏南方向,总面积达375万平方米,发现有宫殿基址、宗庙基址、手工业作坊及大型墓葬等遗存,为夏代国王桀都斟鄩之所在。第二个兴起的都城遗址为偃师尸乡沟商城,该城址位於偃师市区以西的地方,洛水之阳,城址平面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度为1700余米,东西宽度在740~1215米之间,城內发现有与宫殿有关的小城,还发现有城门及大道,该城有可能为商代第—个王汤所居之诸亳之一。第三个兴起的都城遗址为东周王城,该城址位于今洛阳市涧河以东的王城公园一带,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700米,东西宽2890米,城內西南部为宫殿区,北部则为手工业作坊区。在王城的基础上形成了西汉的河南县城。第四个兴起的是汉魏洛阳故城,为东汉、曹魏、西晋与北魏的都城所在。该城址位於洛阳以东的洛水北岸,为南北向长方形,城墙总长约14公里,城內西北角有始筑于曹魏的金镛城,城內中部偏北有宫城,已发现有中央衙署集中的铜驼街、汉魏时的清暑殿、北魏洛阳名刹永宁寺,以及汉晋时的灵台与明堂遗址。第五个兴起的是隋唐东都遗址,该城址位於今洛阳市区及城郊,外郭城周长约27.5公里,城內面积约47.3平方公里,郭城內街道纵横相交构成里坊,並设有用於交易的三市,郭城西北隅为皇城。皇城的北部则为宫城,在东城外还发现有含嘉仓遗址等。洛阳除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魏(李密)、郑(王世充)、唐、后樑、后唐、后晋为都之外,新莽、北齐、北周、后周、宋、金、中华民国则为陪都或行都。建都历史长1400余年,在中国八大古都中,首屈一指。
洛阳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文化之根的“河图洛书”,诞生於此;周公在这里制定礼乐,形成“三代”最具代表性的周礼;老子在这里研究典籍文献,并以此为基础完成《道德经》;《诗经》首篇《周南》,收集的便是洛阳当地的民歌;西周初年迁洛的“殷顽民”,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职业商人,东周时在这里诞生了商圣白圭。东汉时的太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立大学,在学人数最多时有3万余人,校舍1850间,並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招录与教学管理办法。王充在这里完成了《论衡》,许慎在这里完成了《说文解字》,班固在这里撰写了《汉书》、陈寿在这里撰写了《三国志》、司马彪在这里撰写了《续汉书》,司马光在这里完成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张衡在这里研製了浑天仪与地动仪,蔡伦在这里发明了造纸术,华佗在洛阳研究中医外科而知名。此外,《两都赋》、《两京赋》、《洛神赋》等文学名篇与洛阳有关,中国古代乐舞尤以洛阳百戏最为精华;真、草、隶、篆等书体的成熟也与洛阳有关,吴道子的《五圣图》完成於洛阳,中国最大的艺术宝库龙门石窟亦在洛阳。从以上挂一漏万的记述中,也可以看到洛阳文化的厚重。而就学术层面而言,道学肇始于洛,儒学渊源于洛,经学兴盛于洛,佛学首传于洛,玄学形成于洛,理学寻源于洛。因此,洛阳是中华文化的圣城。
在历史上,与洛阳关系最为密切者当数今西安市,二者同为中华大古都,但洛阳在多个层面上要优于西安。一是洛阳建都史可早到夏、商,而西安只是从西周时才为王都。二是在西周时,周公受命营建洛邑,並以此作为统治东方的政治中心。西汉初建时,刘邦也曾以洛阳为都城数月后,才正式定都长安。也就是说,大王朝即使不是首选洛阳,也要以洛阳作为陪都,以便更利于统治。三是当王朝的政治中心东移后,西安的中心地位不但受到削弱,有时也更没有了陪都的地位。四是洛阳与西安作为汉唐大都,有著不同的风格,如长安城更为规范与严谨,洛阳则较之隨意,威严中不失亲和力,在城市的佈局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五是当政治中心东移到开封之后,宋、金也仍以洛阳为陪都,北宋时的洛阳称为“西京”,更以文化繁荣而著称。六是就目前的城市地標而言,洛阳保留有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周公庙等名胜,较之西安城市本身的名胜更具有震撼力。因此,就作为中华文化圣城的竞爭优势而言,洛阳要优於西安,退一步说,至少不亚于西安。
洛阳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日本的京都,便是模仿洛阳城修建的,日本人直到现在仍把进京称为“上洛”。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洛阳是中华文化博大厚重的集中体现,洛阳是永远的中华文化圣城。
河洛大影响 客家人心中永远的圣地
河洛本是一个区域名字,但在背井离乡的南迁士民的心中,是一个正统的象徵,也是他们心中的圣地。
中原士民大规模南迁,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至西晋灭亡。因內乱与外患引发的大规模迁徙以苏、浙、湘、鄂等地为主要目的地,其中洛阳南迁的士民达200万人。第二次是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时期,引发的迁徙活动已遍及全国,尤其是原已南迁、客居他乡者,继续向浙、赣、闽的山区迁移。第三次是金元南下与南宋灭亡。中原士民再次向东南与岭南迁移。这些南迁的中原人,不忘故土,不但將中原的地名带到新的居住地,而且还保留了中原的习俗、语言以及传统,南迁的士民聚族而而居,为与当地人有所区別,有的便被冠以“客家人”,从而形成了有亿万之眾的汉民族中最大的民系。
从客家谱系中,也可以看出客家人与中原的密切联系,如:
李 为唐昭帝之幼子李熙照,由洛阳避难迁逃于福建邵武开基,其后世因避金兵之扰又迁于宁化石壁。
张 自唐末由固始南迁宁化七都桂林场。
刘 开基祖刘祥与子刘天锡,因避唐末之乱而由洛阳迁届宁化石壁洞。
孙 开基祖孙俐原居河南陈留,因唐末平乱有功,而封东平侯,遂居虔州(江西宁都)。
叶 世居河南府(洛阳)东门兴福坊,赐进士出身,授江西临江府粮军厅,后迁居宁化新村里叶坊。
温 开基祖温尚简由洛阳迁居江西石城,其曾孙南皋,由石城迁居宁化石壁。
丘 丘穆世居卫辉府封丘县,自光州固始迁居江西抚州藤桥,其后丘昆清因唐末避乱而自洪州移居建州,为入闽始祖。
总之,在有关客家姓氏的研究中,南迁的77姓中有李、王、张、刘、陈、黄、胡、林、吴、沈、何、叶、杨、谢、魏、邓、钟、范、郑、宋、江、袁、冯、高、唐、韩、刁、蓝、丁、卜、庄、文、池、练、温、赖、廖、曾、汤、洪、侯、戴共42姓为中原姓氏。丘、刘、练、鲍等姓氏以“河南堂”为堂号,邓、叶、曹等姓氏以“南阳堂”为堂号,周、范、沙、蓝、廖、尤等姓氏以“汝南堂”为堂号,赖、冯、陈、钟、韩等姓氏以“潁川堂”为堂号,均反映了客家姓氏与中原的亲缘关係。
河洛永远是客家人的“根”。
河南大郡望 见证中华民族融合的圣堂
我们是河南人。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河南就是洛阳。
“在河之南”,实际最早指的是今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尔雅•释地》所云:“河南曰豫州。”则是广义的河南。而从行政区划而言,河南则与洛阳关系最为密切。如河南县,自西汉至西晋置设,北周、唐代也曾设河南县,城址在今洛阳西郊的涧水东岸。河南国,项羽封申阳而置,辖境在今洛阳为中心的周边地区。河南郡,刘邦废河南国而改设郡,至隋初方废,治所洛阳县在今洛阳市东北。河南府,唐代改洛州而置,元代改称河南路,明代复置河南府,至1913年方废。因此,从以上的地理沿革中,我们不难看出,河南之名的根在洛阳。
但是,“河南堂”作为诸多姓氏的堂號,实际上是见证中华民族融合与发展的圣堂。早在北魏时期,原居於北部大漠地区的鲜卑族入主中原,统一北部中国,原以平城(今山西大同)为都,在与汉文化的长期交流中,魏孝文帝出於自身统治的需要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创颁“均田令”,推行百宫俸给制;迁都洛阳,加强对中原的控制;禁止鲜卑族人著胡服,说胡语,改鲜卑族为汉姓,鼓励鲜卑族人与汉人通婚;进一步完备北魏的封建国家政权。在这一系列的改革中,尤以改汉姓最为引人注目。
据统计,孝文帝下令改姓氏中,由少数民族改为汉族姓氏者,有张、高、于、吕、郭、韩、董、阎、乔、李、庄、党、元、房、伏、谷、侯、胡、梁、柳、葛、陈、杜、何、薛、和、毕、黎、卢、狄、薄、古、解、燕、鲍、车、费、盖、贺、嵇、楼、陆、苟、马、穆、潘、万、长孙等144个或更多,而在当今120大姓中,占25个。在这次改姓中,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拔拔改为长孙氏,紇奚改为嵇氏,贺赖改为贺氏,驾楼改为楼氏,独孤改为刘氏,丘穆陵改为丘氏,步六孤改为陆氏,胡古口引改为侯氏,真羽改为高氏,直勒改为谢氏,紇骨改为胡氏,可频改为王氏等。
而以“河南”为郡望与堂号的姓氏,有刘、宋、毕、卢、田、堵、单、鲍、车、贺、嵇、陆、史、药、苟、山、友、征、延、衣、卜、房、寇、殷、元、竇、于、方、潘、王、向、朱、丘、阎、艾、苏等。这些姓氏在洛阳得到大的发展,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融合与发展的历史见证。
近年来,我们围绕中原文化进行研究时,深感要用大气的称谓概括河南的文化资源。我们提出黄河为中华文化的圣河,而河洛正是圣河之中的珍珠;河南是中华文化圣地,则河洛地区正是圣地的核心;洛阳为中华文化的圣城,嵩山为中华文化的圣山,而“河南堂”,无疑可以称之为见证民族发展与融合的圣堂。圣文化系列,是中原文化的最高称谓与最贴切的概括。而对东方文化的“朝圣之旅”,无疑尽在河洛之间。
(作者系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河南正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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