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京华
一、地域的界定
燕赵文化是在燕赵区域内产生的一种地方文化,燕赵区域的划分应当以今黄河为它的南界,以太行山和燕山山脉是燕赵区域的西界和北界。
燕赵区域不能仅仅依据战国时期燕、赵两国的疆域来划分,一是因为战国时期在燕、赵两国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大国中山国存在,二是因为燕、赵两国自己的疆界也常因战争的胜负而变化不定。
以公元前350年(周显王十九年,赵成侯二十五年,燕文侯十二年)为准,燕国境内的城邑有武阳,即燕下都,在今河北易县南;造阳,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涿,在今河北涿县;武遂,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北;桑丘,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南;曲逆,在今河北完县东;阳城,在今河北望都县东;武垣,在今河北河间县西南;阿,在今河北安新县西南;易,在今河北雄县西北;高阳,在今河北高阳县东;鄚,在今河北任丘县北;渔阳,在今北京怀柔县东;方城,在今河北固安县西南;临乐,在今河北固安县西南;徐州,又称平舒,在今河北大城县;无终,在今河北商县等。稍后到燕昭王时,燕国强盛,在乐毅伐齐的第二年,燕将秦开又北攻东胡,拓地千余里,新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此时燕国的疆界除覆盖今北京、天津和河北北部外,还延伸到了山东北部、山西北部、辽宁大部、内蒙古东南部以及朝鲜半岛等广大地区。
赵国境内的城邑有:邯郸,在今河北邯郸市;代,在今河北蔚县东北;安阳,在今河北阳原县东南;汾门,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北;观津,在今河北武邑县东南;河间,在今河北献县东南;武城,在今河北故城县南;巨鹿,在今河北平乡县西南;柏人,在今河北柏乡县西南;元城,在今河北大名县东;沙丘,在今河北巨鹿县南等。稍后到赵武灵王时赵国强盛,北伐燕、代,灭中山,西北伐林胡、楼烦,新置云中、雁门、代郡,也拓境千余里。疆域除覆盖今河北西部、西南部外,还延伸到了山西北部、陕西东北角和内蒙古河套地区。
与此同时,中山国境内的城邑也有:中人城,初期都城,在今河北唐县西;顾,中期都城,在今河北定县;灵寿,后期都城,在今河北灵寿县西北;房子,在今河北高邑县西南;鄗,在今河北高邑县东;扶柳,在今河北冀县西北;石邑,在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南;肥,在今河北襄城县西;封龙,在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南;元氏,在今河北元氏县西南;昌城,在今河北束鹿县南;宋子,在今河北赵县东北;下曲阳,在今河北晋县西;昔阳,在今河北晋县西北;九门,在今河北冀城县西北;东垣,在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宜安,在今河北囊城县南;宁葭,在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北;井陉塞,在今河北井陉县北;番吾,在今河北灵寿县西南;权,在今河北正定县北;南行唐,在今河北行唐县东北;曲阳,在今河北曲阳县;左人,在今河北唐县西等。公元前323年(周显王四十六年),中山与燕、赵、韩、魏四国同时称王,国力强盛,疆界北部到达由今安新县经徐水县向西的燕长城,南部到达今赞皇、高邑县一带,西到太行山东麓,东至衡水,大致相当于今保定和石家庄地区。
所以,虽然燕赵区域以战国时期燕、赵两国的疆域为主体,但是完全依照两国的疆域来划定燕赵区域的界线则是不够确切的。
燕赵区域也不能以今河北省的省界为界线。今河北省又别称燕赵,其省界大体与战国燕、赵二国疆界相合。然而一般所理解的地域文化,是指在(一个大致区域内持续存在的文化特征,其地域的区分往往是比较模糊的自然区分,因为历史上持续存在的文化特征绝不会由人为的行政区划而截然分开。今河北省的行政设置开始于1928年,由直隶省改为河北省,至今不过只有几十年的历史, 因此用河北省这一行政区划来涵盖以往数千年的文化发展也是不够确切的。特别是在河北省行政区划的四围之内还独立出了北京市和天津市。有人认为北京自西周初年分封燕国以来,经历辽代的南京(燕京〉、金代的中都、元代的大都、明代的北京、清代的京师,是六朝古都,这种说法不够精确。因为在分裂状态下一国之都的性质和意义与统一状态下全国的首都是不相同的,以往几千年间曾经作过分裂国家都城(包括临时都城)的地方数不胜数,周代燕国的都城其性质和意义都与赵都邯郸相差无几,而这一类的大小都城在河北省境内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出三十个以上。只是到了明代以后,北京成为全国的首都,才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性质和意义,它的历史和文化确实不再与任何一处地方的区域性历史和文化相同。所以自近现代以来北京史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不再和河北省的历史、文化研究混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燕赵文化等同于河北省的文化,就会给对元代以前北京的研究带来不便。
今河北省简称为冀,其渊源来于冀州,是《尚书·禹贡》所记载的古九州之一。冀州的范围起初很大,包括今山西大部和山东西北部在内,到汉武帝以后辖境缩小,成为十三刺史部之一,治所设在今河北境内。在冀州成为一级正式的行政设置以前,它是一个地区的泛称,其界线划分比较模糊,唯一可以确切作为标志的就是黄河。《尔雅·释地》和《周礼·职方》二书都说“两河间曰冀州”、“河内曰冀州”。事实证明以黄河等大河、大山自然屏障来划分地区以及这一地区的文化是十分有效的,具有一种模糊的准确性,比用某一时代的行政设置来划分更加确切,也更加稳定。
当然,黄河的河道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西汉以前黄河绕出龙门、砥柱以后转向东北,几乎横贯今河北省的中部,大略沿今撑沱河一线入海,另在荥阳附近分出一支济水东流入海,当时黄河下游的位置较今偏北很多。但自汉代以后,黄河虽屡次变迁,基本上是自砥柱东流入海,占据了原来济水的河道,与今黄河走向大体相符。所以,以今黄河划分燕赵区域的南部界线是切合实际的。
唐代贞观年间划分全国州郡为十道,开元年间划分为十五道,河北道居其一。宋代至道年间改道为路,划分全国为十五路,河北路仍居其一。熙宁年间河北路再分为东西二路,称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在诗文中河北又别称河朔,河北与河朔的称谓在当时是非常通行的,而且也非常准确,确实是指黄凋以北这一地区。唐代河北道的北部包括今北京市、河北省和辽宁省大部,南部包括今河南省和山东省黄河以北地区。宋代河北路的北境面积缩小,但是南境仍旧包括今河南省和山东省黄河以北地区在内,是名符其实的河北。
太行山和燕山山脉是燕赵区域的西界和北界。由于燕赵区域东面濒海,太行山和燕山就成为除黄河以外界定燕赵区域的重要标志。
太行山自东北向西南倾斜,但基本上是南北走向的。只是到了邻近黄河的沁阳(即古代的河内)以后,才向西转,中间经过著名的王屋山,最后延伸到崤华。先秦至汉唐时期通称包括燕赵区域内的黄河下游广大地区为山东,所指即崤山、华山和太行山以东,足见以太行山划定地区界线是比较合理的。
燕山山脉在燕赵区域的北部,东西走向。东面到海,留下山海关一条通道。西面与太行山的北端相接,中间仅隔一道有桑干河流经的山谷。
从文明的发展进程上看,太行山和燕山山脉具有其独特的作用。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战国秦汉时期,燕赵区域内的先民居住点和人口聚居的城邑,都是沿着太行山东麓一线和燕山南麓一线排列的。文明起源和发展于山脚,那里有条条小河和道道山谷,为文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保障。而在深山之中,平原深处以及像黄河那样的大河附近,先民的居住点和城邑就十分稀疏。不过,并不能认为燕赵文化是一种山岭文化,它仍然是平原文化。太行山和燕山只是为燕赵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独特环境,并具有了独到的特色。在民族冲突剧烈时,太行山和燕山是保护内地的天然屏障;在和平到来时,通过山海关和桑干河谷等众多通道,平原内地与山外草原之间可进行广泛的交流。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文物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燕赵文化所夹杂的草原游牧文化色彩。
太行山和燕山都是一条山脉,其横向的宽度有限,可以在短时间内越过。在这里没有可能产生出独立的山岭文化,太行山和燕山都只是内地与草原之间的交叉和过渡。这里的经济可以是半农半牧式的,文化可以是半内地半草原式的。
现在河北省的行政区划中,有在燕山山脉北麓的承德和与内蒙古高原接壤的坝上张北高原,所占面积不少。如果把承德和张家口二地区的面积加在一起,大体上刚好是河南、山东两省所辖黄河以北安阳和德州二地区的面积了。在历史上,燕、赵二国的北部边境也时常越出山脉,燕国甚至拓境到今辽宁省大部和朝鲜北部地区。不过,在文化上,各地所受区域文化的影响均有历史的渊源,不由行政区划决定。这些地区的文化毫无疑问受到了内地的更多影响,但其主体应该是属于关东类型和草原类型。在燕赵文化方面,它们不是典型。所以,虽然燕赵文化的影响可以远播至辽东、朝鲜,但是其区域主体是在平原内地,太行山和燕山山脉成为这一区域的西部和北部界线,从而鲜明地将燕赵文化和与之相邻的东北文化、草原文化、三晋文化区分开来。跨过太行山就到了三晋文化区,跨过燕山山脉就到了草原文化区和东北文化区,在地域文化上太行山和燕山山脉是一道界线,是一种过渡。
总之,如果认为燕赵区域主要就是古代燕国、赵国的区域和现在河北省的区域,大体上并不错,只是不够准确。这里特别要注意三个问题:第一,要把燕、赵二国中间的另一大国中山国包括在燕、赵区域内。第二,要把元代以前的北京包括在燕赵区域内。第三,要把今河南、山东两省的黄河以北部分包括在燕赵区域内。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燕赵区域在文化上的完整性。
二、历史变迁与行政建置
燕赵区域的主体是南以黄河为界、东以大海为界、西以太行山为界、北以燕山山脉为界这样一个四至范围。在地质上,这里是一片平原,属华北大平原的北部,也可以独立地称作河北平原。它是冲积平原,它的土质属于次生黄土。从平原上经过,往往走出数百里也见不到高丘起伏。燕赵文化是平原文化。
燕赵区域一向以农业著称,从距今七千年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到唐开元时期安禄山在河北的屯田,显示出这里的农业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兴盛的局面。水利灌溉实际上是由这里创始的,不过并没有得到普及和延续,细分起来,这里的农业主要采取的是旱地耕作方式,而不是人工灌溉。燕赵文化是农业文化,是旱地农耕文化。
在这一片平原农业区内,历朝政府都有许多重要的行政建置。炎黄时期,这里称作幽州、冀州。在今河北源鹿一带,炎帝族和黄帝族进行了源鹿之战和阪泉之战。后来黄帝族的帝尧又将炎帝族后裔共工流放到幽都,在此前后伏羲族的和叔一支也被分封在幽都。幽都又称幽州、幽陵,是这时期的北方重镇。据唐李泰《括地志》及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说,今北京密云东北燕乐庄有古龚城,即共工流放之处。
商代是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发展得最为灿烂的时期,而商人与燕赵区域的关系尤为密切。商人有“玄鸟生商”的传说,玄鸟即燕,燕山之所以以燕命名,很可能是由于商人的祖先曾在燕山南北活动并以燕为图腾。今河北怀来有古上谷郡契县,即商人第一代祖先契所居之处。商人的另一位祖先王亥,古本《竹书纪年》等书明确记载他曾经到过易水流域放牧牛马。从考古上看,商先文化遗迹大量分布在漳河流域,商代后期最大的文化遗址殷墟也发现于此。(殷墟在今河南省的安阳,位于黄河以北)。除了这些重要线索以外,商代建在这一地区的都城还有:契的都城蕃,在今河北平山;昭明的都城砾石,在今河北隆平、宁晋间;上甲徽的都城邺(桐宫),在今河南安阳(黄河以北);河亶甲的都城相,在今河南内黄(黄河以北);祖乙的都城庇(又作耿、邢),在今河北邢台。西周和春秋时期实行分封制,在燕赵区域内最大的封国是燕国,晋国和齐国也据有部分地区。同时,自商代以来延续下来的众多封国也广泛分布各处,有些封国相当活跃。这些封国是:孤竹,在今河北卢龙:令支,在今河北滦县迁安间;无终,在今河北玉田;代,在今河北蔚县;鲜虞,在今河北正定;肥,在今河北藁城:鼓,在今河北晋县;邢,在今河北邢台。这些封国大多数由北狄和白狄族人建立,他们逐渐消亡之后,由他们所开发的土地,所建立的城邑都由后人继承下来,融入整个燕赵区域。
燕国最初的封国设在蓟,即今北京市。后来又曾迁至临易,在今河北雄县;并在武阳营建了下都,在今河北易县。战国时期燕赵区域内产生了又一个大国赵国。赵国的第一代君主赵籍原是晋国大夫赵衰的后代,三家分晋以后,赵国与韩、魏二国各自独立。赵国是三家分晋中表现最为积极的一个因素,而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正是把三家分晋,亦即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韩、赵、魏为诸侯作为战国时期的起点,足见发生在燕赵区域内的这一事件对于全国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位于燕赵区域南部的邯郸,春秋后期是与赵籍同宗的另一位晋国大夫赵午的封邑,人称其为邯郸午。赵籍吞并了邯郸,公元前386年,赵国都城由晋阳迁至邯郸,赵国势力开始跳出太行山,在广阔的河北平原上充分发展起来,其兵力财力很快就超过了韩国、魏国,也超过了古老的燕国。
中山国是战国时期活跃在燕赵区域的另一个大国,它的前身就是春秋时期自狄所建的鲜虞国。发源于太行山、经娘子关流出的桃河,古称绵蔓水,又称鲜于水,鲜虞人大概从很早以前已在这一带地区居住。到战国时,中山国武力强盛,屡次与魏、赵、燕等国作战,并参加各国的会盟和合纵攻回秦,屡灭屡起。它初期的都城在中人城,中期迁到顾城,后期建都灵寿。1974年以后,在今河北平山三汲村发现了中山故城和中山王基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证实了中山国往日的辉煌和强大。
公元前296年,中山国被赵国所灭。七十年以后,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公元前226年,秦国攻下燕都商城,燕王逃至辽东。公元前222年,秦国攻下辽东,燕国灭亡。在秦国的统一兼并战争中, 燕国是最后灭亡的一个国家。
秦统一后,推行郡县制,分全国为三十六郡, 后又增至四十余郡。在燕赵区域内共有十郡,即右北平郡,郡治在无终,今河北蓟县;渔阳郡,郡治在渔阳,今北京密云;上谷郡,郡治在沮阳,今河北怀来;代郡,郡治在代县,今河北蔚县;广阳郡,郡治在蓟县,今北京;恒山郡,郡治在东恒,今河北石家庄;巨鹿郡,郡治在巨鹿,今河北鸡泽;邯郸郡,郡治在邯郸,今河北邯郸;河内郡,郡治在怀县,今河南武陟(黄河以北);东郡,郡治在濮阳,今河南濮阳(黄河以北)。
西汉和东汉时期,燕赵区域设置了幽州、冀州的建置,这种建置创始于汉武帝。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即十三州部, 派刺史巡察境内。刺史最初不是行政机构,也没有固定的官署,直到东汉末期,刺吏才过渡为郡以上一级行政区,并且有了固定治所。幽州刺史的治所设在蓟县,在今北京;冀州刺史的治所设在信都, 在今河北冀县。西汉时幽州刺史部下辖五郡,东汉仍有五郡。冀州刺史部西汉时有十郡,东汉时有八郡。幽州和冀州覆盖了燕赵区域的大部地区,除此而外,河内郡隶属于司隶部,平原郡隶属于青州刺史部,东郡隶属于充州刺史部,其位置均在今黄河以北。
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在燕赵区域内建立政权的有后赵、冉魏、前燕、后燕、东魏和北齐。后赵为羯族人石勒所建国,都城先在襄国,在今河北邢台西南;后迁邺,在今河北临漳。后赵在全盛时据有今河北、山西、河南、山东、陕西大部以及江苏、安徽、甘肃、湖北、辽宁一部。冉魏为后赵大将冉闵兵变后所建国,仍都邺,享国三年。前燕为鲜卑慕容部所建国,初都龙城,在今辽宁朝阳;后迁蓟,再迁至邺。据有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大部和辽宁一部。前燕被前秦灭亡后,慕容垂于淝水战后再图恢复,建都中山,在今河北定县,史称后燕。后燕被北魏战败,残部退至辽河,而北魏在其衰落以后,相继分裂为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其中高欢和高洋父子所建立的东魏和北齐建都邺城。
氐人苻健所建立的前秦和鲜卑拓跋族所建立的北魏都曾统一北方,其郡县设置覆盖了燕赵区域,只是都城不在这里。
这时期特别值得引起注意的是邺城。邺城建在漳河岸边,南距商代的殷墟不远,又是战国初魏文侯的都城,文化积淀本就深厚。汉以后邺为魏郡的治所,又先后为冀州和相州治所。东汉末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献帝定都许昌、洛阳,曹操自封魏王定都部城,因此从建安时起,邺城实际上成了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到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后赵、前燕、东魏、北齐又相继建都于此,邺城的城建也经过曹魏和后赵前后两次大规模的扩建,辉煌壮丽为北方之最,有千年名都之称。邺城虽然在历史上留下了魏郡的称谓,但是它北距邯郸仅百里,它以及在它南面数十里的安阳毫无疑问都应当属于燕赵文化的范围。
隋唐以后州一级的行政范围逐渐缩小,直至和郡等同,在州郡一级行政区划之上,则增加了道的设置。唐太宗贞观元年分全国为十道,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又分为十五道,与燕赵区域对应的是河北道,治所设在元城,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下辖十八州,即妫州、檀州、幽州、商州、平州、易州、莫州、恒州、定州、深州、赢州、沧州、赵州、冀州、邢州、贝州、洺州和魏州。北宋时期改道为路,河北路的治所在大名府,辖境包括今河北易县、雄县、霸县以南,山东、河南两省黄河以北。易、雄、霸以北所谓燕云十六州地区则先后为辽、金所有。辽在燕赵区域的北部设有南京道、析津府,金设有中都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大名府路。
元明清三朝由于北京成为了全国的首都,燕赵区域也随之成为京畿重地。元代实行行省制度,黄河以北地区被称为腹里,直接归中央的中书省管辖。明代称北京为京师,燕赵区域的大部归京师直接管辖。清代设直隶省,治所先后设在保定、大名、真定等处。在这三朝将近七百年间,燕赵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都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是重为京畿,处在日下,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来自中央的政治和经济的重压,而无论从哪一方面看,燕赵区域都是日益丧失了其作为一个地区的独立性和文化特点。这时期的燕赵区域和汉唐时期以全国首都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和河洛地区一样,已不再是一个地方性区域,而是一个五方共居的以及代表中央的区域了。
三、文化的界定
古今中外对“文化”一词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对这些解释我们可以不严格地把它们分成两种。一种是对文化的客观的理解,也就是把文化看作是人类的一种生存形式。古罗马人所使用的文化一词常用以指耕作。同时在古汉语中,文化一词最贴切的对应是“人文”,人文就是人为,就是人类的所有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当然也是农业耕作。所以不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古代罗马,文化一词最初都是一个客观的概念,是和自然相对称的。其中没有进步的含义,没有褒贬。有一种人类的生存方式就有一种文化,发达地区固然有其发达的文化,贫困地区也自有其贫困的文化。很难说历史上和现存的各地各族人们的文化哪一种是好的,哪一种是不好的,因为那是适合于他们的一种生存方式。
另一种看法是把文化看成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典型的行为方式,其中具有文明、进步的含义。这种解释是从19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建立文化学以后重新赋予的,按照文化学的理解,文化是人类伟大的精神和物质创造,是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人工创造出的第二环境,是一定范围内社会成员的行为典范和价值观念,它的内容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等。总之,文化在这里是一种“好的”东西,它是进步的同义语,只有好的、进步的文化才有生命力,才值得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比较和推广。
显然,如果按照前一种解释来理解地域文化是不合适的,因为有一种生存方式就有一种文化,就差不多等于没有文化,就很难凸显出燕赵区域在全国二十多个区域中的文化特色。所以,本书是按照后一种解释来理解燕赵文化的,文化在这里是一个好的概念,进步的概念,它不仅代表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而且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它是悠久而稳定的传统,也是可资借鉴的模式。
那么,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所有地区都形成了自己的区域文化?是不是这一地区的所有文化内容都可以提出来当作它的文化特色?如果按照前一种文化概念来理解,当然无论什么样的地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也都有自己的文化。但是并不是所有地区都会形成自己悠久而稳定的传统,都具有典型性和可资借鉴,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按照后一种文化概念来理解,对于是不是所有地区都形成了自己的区域文化,以及是不是这一地区的所有文化内容都可以提出来当作文化特色,应该设定一个评判的标准。
由此而讨论燕赵文化,本人认为燕赵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是成立的。从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上看,燕赵文化是一种平原文化、农业文化、旱地农耕文化。在民族上,它是一种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这些情况对燕赵文化而言并不是唯一的,与它相邻的三晋、关中、中原、齐鲁各区域大体也是这种情况。但是燕赵文化是一种典型。因为平原地区汉民族旱地农耕方式是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是古代文明的主体,而它的产生、兴盛和衰落又直接关系到中国古代文明的延续和现代化转变的现实。在此过程中,燕赵区域在其兴盛时期曾经是整个北方基本农业经济区的一部分,在其衰落时期又是北方各民族融合与冲突的一个窗口,是元明清时期政治重心北移和经济重心南移中一个敏感的焦点。燕赵区域伴同整个古代文明的兴衰,是古代文明由盛转衰、再由古代开始近代、现代化转变的一个缩影。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转变中,燕赵文化甚至比处在核心位置上的中原、齐鲁各区更具典型。
从文化特征上看,燕赵区域也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这就是慷慨悲歌、好气任侠。“慷慨悲歌”一语可以用来形容各个地区的人物和现象,但是在历史上,它是由燕赵区域而产生的,是以燕赵区域为典型的。在其他区域,慷慨悲歌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在燕赵区域,慷慨悲歌却已是普遍的特征和特殊的标志。从时间上,慷慨悲歌文化的特征在战国时期形成和成熟,在隋唐时期仍然为人们所称道,到明清时期其余音遗响不绝如缕,前后持续二千余年,确已形成了悠久而稳定的传统。所以,燕赵区域的文化特征就是慷慨悲歌,也只有慷慨悲歌才是燕赵区域的文化特色。
四、慷慨悲歌与好气任侠
燕赵区域在文化上的特征就是慷慨悲歌、好气任侠, 具有既不同于中原、关陇,又不同于齐鲁、江南的特点。
司马迁在论述燕赵区域内各地的风气时说,种地(今山西灵丘一带)和代地(今河北蔚县)靠近胡人,经常受到侵扰,师旅屡兴,所以那里的人民矜持、慷慨、嫉妒、好气、任侠为奸。在血缘和文化上,这里胡汉杂糅,从春秋晋国时起就已忧患其剽悍难制,中间又经过赵武灵王的胡化变革,风气更加浓烈。中山土地狭小,人口众多,人民性情卞急,拦路锤杀剽掠,或者盗掘坟墓。男子相聚在一起悲歌,辞气慷慨。燕地(蓟城)距离内地遥远,人口稀少,经常受到胡人侵扰,风俗也和代、中山相类似,人民雕悍少虑。
燕赵地区的文化风气确实显得十分突出,甚至就连这里的女子也都有不同寻常的表现。《汉书·地理志》中说到蓟地的女子是:自从燕太子丹开养士之风、不爱后宫美女以来,民间演成风气,至汉代依然如故。“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
战国时期的佚名小说《燕丹子》也记载了一段故事,说燕太子丹为荆轲置酒华阳之台,酒酣,太子丹叫出美人弹琴,荆轲赞赏说:“美人好手!”太子丹进献美人给荆轲。荆轲说:“我只喜欢她一双手。”太子丹即断其手,盛以玉盘奉上。从燕地女子所处的这种地位中,已隐约透露出“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精神了。在这方面,赵地(邯郸)的女子表现又有不同。司马迁说,邯郸城中的女子一向以美貌闻名,她们自己也擅长修饰容貌。平日她们弹琴,穿长袖衣,脚穿轻便的舞鞋。凡是富贵人家,或者各国君王的后宫,不论距离有多远,都能在那里找到她们。“目挑心招,游媚贵富,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在历史上,阳翟大贾吕不韦娶的就是邯郸诸姬中一位容貌绝好的女子,她擅长歌舞,而且还是邯郸豪家之女,后来做了秦庄襄王的王后,秦始皇即位后尊为帝太后。汉文帝慎夫人、尹姬和汉武帝王夫人也都是邯郸人。此外,汉文帝窦皇后为赵清河人,汉武帝钩戈赵捷妤为赵河间人,汉武帝李夫人为赵中山人,父母兄弟世代为乐人。这三处地方均属原赵国,邻近邯郸。
邯郸男子的社会交往更是有弹琴、悲歌、斗鸡、走犬、六博、蹴鞠、饮酒、狎妓等等许多名目。战国时齐国的都城临淄也是一个大都邑,其民无不吹竿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鞠。邯郸人也和临淄一样,活跃自信,“家殷而富,志高而扬”,具有大都邑的人们所共有的自信和高姿态。司马迁说他们是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这种任侠、放荡的风气在临淄、洛阳等大都市都是普遍流行的,不过邯郸却要比临淄和洛阳更为狂放,更为豪雄,这都是受了燕赵区域任侠勇武传统的影响。历代文人凡是歌咏邯郸,都免不了在六博、狎妓诸方面回顾和咏叹一番。比如曹植的《名都篇》诗中说:“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这里所说的名都应指何处?清人沈德潜在诗注中说:“名都即邯郸、临淄之类也。”唐代诗人高适的《邯郸少年行》指明是描写邯郸的,诗中说:“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常如云。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像这样的诗篇还有很多很多,自晋唐至明清层出不穷。
燕赵地区的人们性情耿烈。战国初,赵襄子宴请代王,暗中令人用铜斗杀死了他,兴兵吞并了代国,赵襄子的姐姐是代王夫人,听到消息以后泣而呼天,说:“为了弟弟而轻慢丈夫,不仁;为了丈夫而怨恨弟弟,不义。”于是磨笄自刺而死,至今人们仍称涞源东北拒马河上游的马头山为磨笄山以纪念她。
燕赵的女子尚且如此,其他人更可想而知。北朝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到,别离同是南北方人所看重的,但是南方人在告别时总要执手哭泣,双眼温润。而北方人则不屑于此,临行道别,即使心中有很多感慨,也要欢笑分手,双目明亮无泪。这件小事说明了北方人刚强和南方人柔弱的差别。南朝的著名文人江淹有一篇《别赋》,专门描写人间的别离,开篇就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又说:“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文中提及分别时的留恋,则有“闺中风暖,陌上草熏”、“珠与玉兮艳暮秋,罗与绮兮娇上春”等句,恰是南朝贵族的生活写照。这篇文章文笔美则美,感情也动人,但要说文章脆弱则也足够脆弱的了。韩非子曾经说过,一家人如果平日总是互相关怀,问寒问暖,一旦遇到灾乱,最先破败的一定是这户人家;一家人如果平日总是互相督促,严厉呵责,一旦遇到灾乱,都能自保的一定是这户人家。南北朝时北方人和江南人的情形相比,正如此类。
燕赵地区的人们擅长骑射,惯见刀兵。北魏时广平(今河北鸡泽〉大族李波的小妹擅长骑射,能够“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人们为她而作的《李波小妹歌》中说道:“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北宋时常山郡(今河北定县)北七里唐河店村的一名无名老妇,能够赤手空拳智杀契丹的骑兵。北宋文学家王禹偁在所作的《唐河店妪传》中说道:“一妪尚尔,其人人可知也。”王禹偁还说到河北边郡上的人们习于战斗而不怯懦,听到敌虏到来,父母帮助拉出战马,妻子帮助取来弓箭,甚至有不等穿好盔甲就敢于上前的。和南方相比,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人们生活自如、达观,甚多温情,结果也导致了南方的奢侈和文弱。
燕赵地区的马也好,所以自古以来良马已被称为骥或驠,以地名命名。唐人杜牧说过:“冀之北土,马之所生,马良而多,人习骑战。”
燕赵地区的兵器也好。邯郸从战国到汉代都是著名的冶铁中心。燕赵还是全国最早使用铁制兵器的地区,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和北京平谷刘家河,先后发现过两件商代前期的铁刃铜钺。荆轲刺秦王时,燕太子丹为他预求天下之利匕首,得到赵人徐夫人所制的一柄匕首,用百斤黄金买下它。让工匠淬以毒药,以之剌人,血出仅足以沾染丝缕,人无不立死。
燕赵地区的文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里的民俗古朴厚重,更近于古。宋人吴曾说:“我看南北方的风俗,大抵北胜于南。”北方人更看重亲族关系,《南史》中说:“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赡助。”北方人不拘泥礼节,不轻贱妇女,北朝时北方人夫妻之间你我相称,许多人家专以妇女主持门户。而江南妇女地位卑下,丈夫乘车衣锦,妻子却不免于饥寒。南北方的这一差别甚至从人名上也可以反映出来。先秦两汉古人称谓都直呼其名,到南朝时南方人则往往各取别号雅号。先秦两汉人名多用贱字,到南朝时南方人崇尚机巧,取名多用好字。而北方人性情纯真,仍旧在相见时直呼其名,取名也仍用贱字。凡此种种,看似笨拙,其实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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