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河套文化的相关问题

 河套文化是产生于河套地区的一种地域文化，其形成、发展与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相互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因此，我们研究河套文化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将河套文化放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大序列中，弄清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总结其历史特征，以促进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河套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为河套地区的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历史的关照。

　　一、河套地区与河套文化的概念问题

　　“河套”一词大约出现在元末明初，《明史》中有44卷出现“河套”一词，共计114处。关于河套地区的地域范围历来说法不一，我们先来看古籍中关于河套地区的记载。《明史》卷42《地理志三·陕西条》云：“大河，自宁夏卫东北流经此，西经旧丰州西，折而东，经三受降城南，折而南，经旧东胜卫，又东入山西平虏卫界，地可二千里。大河三面环之，所谓河套也。”《明史》卷171《杨善列传附沈固列传》云：“河套者，周朔方、秦河南地，土沃，丰水草。东距山西偏头关，西距宁夏，可二千里。三面阻河，北拊榆林之背。唐三受降城在河外，故内地。”《明史》卷198《杨一清列传》云：“今河套即周朔方，汉定襄，赫连勃勃统万城也。”《明史》卷327《外国列传八·鞑靼列传》云：“河套，古朔方郡，唐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处也。地在黄河南，自宁夏至偏头关，延袤二千里，饶水草，外为东胜卫。”综观《明史》相关记载，可知明代关于河套地区的地域范围基本上是固定的，这就是以今天的黄河后套为中心，西起宁夏，东至山西偏头关，东西绵延二千里。南为东胜，北跨黄河以阴山山脉为界。

　　清代关于河套地区的地域范围也有了一些新的记述。清乾隆七年（1742年），陈履中《河套志》卷4云：“自宁夏横城之燕北石嘴子起至榆林之黄甫川正北止，北面一带皆名河套也。”《嘉靖宁夏新志》卷1云：“黄河自兰会来，经中卫、入峡口，经镇城（今银川市）东北而去。引渠溉田数万顷。又东北过东胜，抵云中界，由延绥（今绥德）折入关中，因有河套之地。”《读史方舆纪要》卷125《川渎异同二》：“大河在榆林卫北千余里。自宁夏卫东北流六百余里，经古丰州之西，又北折而东经三受降城南，三城相去凡八百里，至废东胜州西乃折而南，其西则榆林之东境，其东则山西大同府朔州之西境也。又南至黄甫川，而西为延安府府谷县境，东为太原府河曲县境，其回环曲折几三千里，古为朔方地，今谓之河套，山川之衿要，中外之巨防也。”清代关于河套地区的看法与前代相比没有太大的区别，是将黄河以南，长城以北地区称前套，和黄河北岸的后套相对称。

　　今人关于河套地区地域范围的认识比较多，但不统一，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观点。有人认为河套地区是指黄河及其支流大黑河冲积平原。有人认为河套地区是指黄河大拐弯所包围的地带，包括今天的陕西北部和内蒙古南部以及宁夏等地区。还有人将河套地区的概念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广义的河套地区是指内蒙古和宁夏自治区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黄河沿岸的地区。因黄河由此流成一个大弯曲，故名河套地区。狭义的河套地区是以乌拉山为界，东为前套，西为后套。还有一种看法认为，阴山以南，是由于断层陷落后河流冲积而成的平原，海拔1000米。西部为后套平原，由黄河及其支流乌加河冲积而成。东部叫土默川平原，也叫前套平原或呼和浩特平原，由黄河及其支流大黑河冲积而成。[1]

　　从明代以来，关于河套地区的地域范围的认识多有差异，严格说来，研究河套文化弄清河套地区地域概念的历史演变，对于我们认识河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上述从明清以来的几种说法虽然各有其道理，但我们在研究河套地区的历史文化时如果过分拘泥于固有的观念，以严格意义上的地理概念来进行文化的研究，显然无法涵盖河套文化的全部。因为文化作为一种现象存在于一个地域之内，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其内涵和特色都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所以，我们认为，河套地区的文化研究也应遵循这一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河套地区应以今天的后套地区为中心，向西可以抵达银川一带，向东与山西省接壤，南跨黄河包括今天的鄂尔多斯，北依阴山山脉的一个地区。这一地区的地势以平缓为主，黄河及其支流的冲积平原为主要特色。以这样一个较为模糊的地域概念来框定河套地区对于河套文化的研究是有利的，因为河套文化的影响力并不是固定不便的，而是随着文化中心影响力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研究河套文化除了弄清河套地区的地域概念外，我们还必须弄清河套文化的概念。究竟什么是河套文化？这是我们研究河套文化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河套文化应当包括河套地区所产生的一切社会文化现象。

　　从时间界限上来讲，河套文化应当包括早期人类在河套地区活动的历史、先秦秦汉中原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对河套地区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在这一地区的活动迹象，隋唐时期对河套地区的占领和开发，宋元明清在河套地区所实行的统治和农业开发。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涵上来讲，应当包括北方草原地区牧业经济的发展概况，也应当包括中原地区农业经济进入这一地区以后所引发的经济结构的大变迁，特别是汉代以后农业经济在这里的繁盛景象。我们知道，河套地区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粮食重要产区，古代就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说法，而这一现象的形成是千百年来边疆人民对河套地区长期开发的结果，使这里形成了农牧业并行的经济模式。

　　从文化交融的情况来看，应当弄清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与草原地区的畜牧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的历史真实。这种交融有时候是以较为激烈的方式进行的，即双方以战争的方式而进行的，有时候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至于说哪一种方式占据主要的地位，还应当从当时具体的历史发展情势来分析。

　　从历史演变来看，各种文化的盛衰起伏都有其历史的规律性，河套文化的演变也有其历史的规律。在研究河套文化时，我们也应当找出河套文化的演变规律，把握其发展的方向，进而借鉴古代文化的优秀成分，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推进河套文化进一步前进而继续努力。
 
二、河套文化的发展阶段

　　河套文化的发展与中国历史的发展相伴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历史时期，从河套地区有人类活动开始，可以作为河套文化的滥觞。史前所留存至今仍然为人们所熟知的文化内涵相当丰富。从人类诞生时期开始，这里留存有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在乌拉特前旗、中旗和后旗与磴口县就有早期人类活动的历史遗存。1970年在乌拉特中旗杭盖戈壁苏木西南４公里处的后契勒陶力盖（汉语意为火石梁）发现史前期新石器时代（约１万年前）猿人的石器制造场，出土了石核、刮削器和人工打制的石片等文物；在乌拉特后旗达日盖山口，发现新石器时代狩猎民族的遗址和墓群。[2]从旧石器时代所留存下来的岩画作为早期活动在这里的少数民族文化遗存在今天仍然弥足珍贵。这一时期河套文化所呈现出的特色是，既初步具有了农耕文化的风貌，也掺杂着游牧民族文化的精神风格。

　　第二个历史时期，是先秦时期少数民族在河套地区活动的时期。这一历史时期活动在这里的少数民族有山戎、鬼方、猃狁、林胡、楼烦等。《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张守节《索隐》：“匈奴别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汉曰匈奴。”大禹治水后，北方的山戎开始与中原地区的奴隶制王朝接触。商王武丁三十三年伐鬼方，《周易·下经》：“高宗伐鬼方。”三十四年战胜鬼方，《周易·下经》：“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宣王四年，居住在河套地区的猃狁民族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游牧部落，不断向南方扩展，周宣王命尹吉甫出兵讨伐。后派南仲在河套地区筑朔方城，以抗御猃狁继续向南扩展。《诗经·小雅·六月》篇和《出车》篇就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城彼朔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赫赫南仲，玁狁于夷。”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齐釐公时，“山戎越燕而伐齐，齐釐公与战于齐郊”。到齐桓公二十三年，因为山戎伐燕，为了救燕，齐桓公讨伐山戎，齐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3]究其实，齐桓公没有到达过山戎的腹地，他的话说明了中原地区的奴隶制王朝对边疆地区已经有所了解。到了春秋末年，“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反映了春秋末年，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分布状况，今天的河套地区则为林胡和楼烦所占领。楚人的先祖陆终曾与鬼方有过婚姻关系的存在，《系本》云：“陆终娶鬼方氏妹，曰女嬇。”说明活动在北方地区的鬼方与中原地区王朝的交往在逐步加深。先秦时期活动在河套地区的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诸奴隶制王朝的接触主要是以战争的形式进行的，而与南方地区的楚国婚姻关系的存在则说明当时河套地区的诸少数民族的社会影响力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大的多，这也显现出河套文化在这一时期的特点，即少数民族占据河套文化发展的主动地位。

　　第三个历史时期，是秦汉时期，以秦汉政府全力向北推进，占据被匈奴族控制的河套地区为历史发展的主流。春秋战国时期，河套地区还是被北方少数民族占领的荒漠之地，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经济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攻占了北部林胡、楼烦的牧地，并派李牧镇守北疆。匈奴族试图收复失地，李牧诱使匈奴深入，全力反击，匈奴族溃败逃走。其后十余年间，匈奴族不敢靠近赵国边城。到了秦始皇时期开始进入河套地区，《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云：秦始皇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胡，得肥饶之地七百里，徙内郡人民皆往充实之”。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以及后来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中原地区兵燹之灾不断，秦朝边疆地区的守将如鸟兽散，河套一带再次被匈奴族所占领。

　　汉朝初年，匈奴族占据河套地区，因为汉朝国力尚弱，无力抵抗匈奴族的进攻，仅仅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渐强，对匈奴族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将军卫青出兵云中至高阙，收复河南地，设置朔方、五原郡（今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以东属五原郡，以西属朔方郡），实现了对河套地区的军事占领。为了保证边疆的安全，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河套地区安全的措施。如迁徙内地居民十万余口到朔方郡实施屯田，试图从经济上实现对这一地区的长久占领。东汉初年，河套地区因为面临着匈奴族的威胁，汉朝势力大大减弱。“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4]到了东汉末年，河套一带已经被放弃，建安二十年，“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5]虽然有此说法，但实际上已经是弃而不管，这里又重新为少数民族所占领。秦汉时期，秦汉政府对河套地区的占领有一个从强势到弱势的过程，这一过程以秦始皇和汉武帝为代表的强势表现与秦汉政府的国力强大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到东汉时期，特别是汉和帝以后，因为中央政府内讧迭起，已经无暇顾及边疆地区的军事占领。东汉末年，汉族的势力开始退出河套地区。汉匈势力对比的变化，也折射出文化内涵的变迁，即秦和西汉时期是以汉文化占据河套地区的主导地位，农耕经济在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到东汉时期，则以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据河套文化发展的优势地位，游牧经济又重新占据了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

　　第四个历史时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兵连祸结，统治者基本无力再顾及河套地区。曹魏西晋时期，河套地区被鲜卑族所控制。《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传》云：“乌丸、鲜卑稍更强盛，亦因汉末之乱，中国多事，不遑外讨，故得擅漠南之地，寇暴城邑，杀略人民，北边仍受其困。”“后鲜卑大人轲比能复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到西晋时期，鲜卑族仍然长期占据河套地区，在这一带活动的主要是鲜卑拓跋部和鲜卑西部。十六国时期，河套地区先后为后赵、前秦、后秦、夏等国所占领，在河套地区设朔方郡，实施统治。北魏时期在河套地区设立沃野镇，实行军事化的管理。河套地区长期为少数民族所占领，汉族在这一地区的农耕经济已经完全被牧业经济所代替。为了抵挡西北地区的其他民族的军事进攻，北魏在这一地区实行军事化的管理，原来所形成的经济文化模式又被新的军事政治模式所代替。

　　第五个历史时期是隋唐时期，唐代在河套地区设置丰州和胜州，因为濒临抗击突厥的前线，所以，唐政府对河套地区的行政设置非常重视，从唐代在河套地区的政区变化即可体现这一点。“隋五原郡。武德元年，改为丰州，领九原县。六年，州县俱省入怀远县。仪凤中，再筑新城。”“贞观四年，以突厥降附，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唯领蕃户。十一年废，地入灵州。二十三年，又改丰州。天宝元年，改为九原郡。乾元元年，复为丰州。领县二，户二千八百一十三，口九千六百四十一。”在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三月丙辰，置丰州都督府”，进行管辖。唐代还在灵州设朔方节度使，“捍御北狄”，管理包括西受降城、东受降城在内的七个军府，“西受降城，在丰州北黄河外八十里，管兵七千人，马千七百匹。安北都护府治，在中受降城黄河北岸，管兵六千人，马二千匹。东受降城，在胜州东北二百里，管兵七千人，马千七百匹。”[6]关于丰州的重要地位，唐休璟描述说：“丰州控河遏贼，实为襟带，自秦、汉已来，列为郡县，田畴良美，尤宜耕牧，隋季丧乱，不能坚守，乃迁徙百姓就宁、庆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灵、夏为边界。”[7]唐德宗时还在这里进行了水利建设，建中元年正月，接受杨炎的建议，“浚丰州陵阳渠。”丰州也是北使来中原的通道，“丰州北扼回纥，回纥使来中国，丰乃其通道。”[8]唐朝以公主与回纥结为姻亲也多以丰州为通道。唐代宗大历四年五月，“以仆固怀安女为崇徽公主，嫁回纥可汗，仍令兵部侍郎李涵往册命。”[9]到唐德宗贞元三年九月，“回纥可汗遣使合阙将军请昏于我，许以咸安公主降之”。到次年十月，“回纥公主将妾媵六十余人、马二千匹来迎咸安公主，命刑部尚书关播送公主归蕃”。到了唐穆宗即位后，又封第十妹为太和公主出嫁回纥，回纥登逻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派遣盛大的迎亲队伍，唐穆宗亲临通化门临送。丰州刺史李祐奏：“迎太和公主回鹘三千于柳泉下营拓吐蕃。”[10]足见丰州在唐朝与边疆少数民族交往中的作用。

　　第六个时期是宋元明清时期。这一时期是河套地区民族关系较为复杂的历史时期。北宋时期，河套地区分别被西夏和辽占领，后又为金所占领。元代河套地区属于中书省管辖，设立了大同路云内州。明代河套地区西部属于陕西宁夏卫所辖，东部属于山西东胜卫所统领，清代河套地区分属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归化城土默特所辖。其中民族较为复杂的时期为宋辽夏金时期，到了清代则是河套地区又一次大规模开发时期，如光绪十九年冬，山西巡抚岑春煊上奏朝廷说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荒地很多，请朝廷派员督办开垦，清政府派遣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其督垦地界，绵延直、晋、秦、陇、长城、河套，凡数千里。”贻谷重视政府在开发中的作用，设立了垦务局，“清查旧垦，招辟生荒，派员丈勘绘图，酌留蒙员随缺地亩及公共牧厂，其余乃悉开放之。”除了开垦荒地外，他还兴起水利工程建设，“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夹河套为部落，乌拉特三公，杭锦、达拉特数旗，尤逼近套。其地恃河渠灌之，自元、明以还，渠尽湮废，或并古道不存。贻谷躬莅其地相度，修通长济、永济两大干渠，又疏浚塔布河、五加河、老郭诸渠，增凿枝渠数十、子渠三百余道，水利始兴。”经过他的努力，“先后六年，始自察哈尔两翼八旗，而推之二盟十三旗，以及土默特、绥远右卫与驻防马厂各地，凡垦放逾十万顷，东西二千余里。绝塞大漠，蔚成村落，众皆称之。”[11]宋元明清时期河套文化的特色可以概括为，复杂的民族关系，渐次发展的农业经济促进了河套地区成为塞上明珠。
 
　　三、河套文化的特征

　　河套文化作为北方边疆地区所兴起的一种区域文化，与中原地区所形成的文化现象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后，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这就是既区别于中原文化，也有别于草原文化，是多种文化在河套地区交融后形成的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具体而言，河套文化有以下特色。

　　首先，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北传以后，适应自然环境，与当地的畜牧业经济相结合，形成了以农牧业为主的区域经济特色。从河套地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在先秦时期，河套地区为少数民族所控制，游牧业经济占据了经济发展的主序列，而到秦汉时期，随着秦始皇和汉武帝对河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改变了这里相对单一的游牧业经济状况，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带进河套地区，同时根据这里地广人稀、水利资源便利的条件，再加上匈奴族的骚扰等因素，秦汉政府在这一地区采取了军事屯田和民屯两种耕作方式，无论哪一种耕作方式，都是有组织的带有军事化管理的农业生产方式。正因为中原地区农业生产方式的进入，改变了原有的、单一的生产方式，使当地经济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种经济方式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被河套地区所采用，中原地区的封建王朝凡是国力达到河套地区的时候，大多采取了这一特殊的亦农亦牧的经济方式。

　　其次，河套地区因为地处边疆地区，在这里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的存在，多民族在相互交融中，共同构建起胡汉交融的文化体系。从秦汉时期开始，中原王朝向河套地区迁徙了大量的移民，这些移民的到来，除了带来中原地区相对先进的生产方式外，还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相互通婚，在汉代颇有影响的王昭君北嫁匈奴虽然代表的是官方的汉匈结婚方式，通观汉朝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至少有5次汉匈之间联姻。到了东汉末年，蔡琰嫁于南匈奴左贤王的过程，虽然说是痛苦的，如蔡琰所说：“中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纵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入朔漠，回路险且阻。”[12]但从民族交往的过程，这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交往的一种方式，说明汉人与匈奴结婚可能更多，只是我们没有更多确切的材料加以说明而已。

　　其三，受上述两种因素的影响，文化发展的多层次性在河套文化中表现的也相当明显，既有内地农耕文化的因素，也有边疆地区游牧文化的特点。我们所熟知的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虽然反映了河套地区牧业经济的状况，但是，从所流传下来的民歌，也可反映出当地人对民族之间交往的文化反映。再如匈奴族的“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诗仙李白留下了“虽居焉支山，莫道朔雪寒”的绝句，虽然反映了河西地区的状况，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地分析当时匈奴族所处的境况，与汉族交往中已经逐步吸收进了汉族的文化，所以才有如此苍凉的民歌流传下来。再如《木兰辞》中所记述的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传奇故事就反映北魏时期北方地区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

　　其四，河套地区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既是中原地区王朝的北部防御要地，也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必经之路，所以从汉代以后，河套地区在北魏、隋、唐、元、明等各个朝代，每当动荡时期总是战事不断，每当社会太平之时则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通要地。综观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王朝与河套地区曾经活动过的民族关系，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即中原王朝强大之时，国家的军事实力往往要占据河套地区，而国家力量衰弱之时，河套地区都会成为北方少数民族以之作为进攻中原王朝的跳板或后方根据地。从汉代的匈奴族，到隋唐的突厥族，乃至北宋时期的辽、金和后来的蒙古族进入中原都遵循的是这样一个规律。

　　(作者系河南科技大学河洛文化研究所所长）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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