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遂安在秦、西汉时归歙县,属武强乡。贺齐于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平定黟、歙时,建新定县,距今一千八百年。新定县至太唐元年,公元280年更名为遂安县。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县治移至狮城。
洪绍于公元402年由京口挂冠,隐居于新定县木连村,也就是现在的郑月。洪绍从隐居木连村到他去世,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多年。洪绍去世一百七十多年后,县城才原址移到如今的水下泽国——狮城。
从时间上推算,洪绍公生活的这四十多年里,县城还是在新定县原址,不过已改新定县为遂安县,历时四百多年。后县城于公元621年移至狮城,距今也有一千三百多年。当时的新定县的总人口数不过三万左右,固县城的规模不大,又相距了上千年,就算有文字记载终因年代久远,及明代更新时的战事和频繁的政治运动造成的遗失或被毁。狮城之前的县城遗址就如同一截被生生剧断后,再遭遇遗弃了千百年的木头,不是沦落成泥辗作尘,就是变成了煤石或化石,不知掩埋地下的那个地方,让后人无迹可循。
遂安县的旧县址除了狮城外,还有另处遗址这是无可厚非,不然历史就因被抽取的四百多年而无法衔接。那另处遗址到底在哪?这是我们心中无法驱赶的疑问。
公元620年,当时的运输都是水路,而且老县城水路的不便捷,只依赖一年一次涨洪水,其他的时间的所有的贸易只能是肩挑背扛。而狮城正处在水路口,为了县城能顺利搬迁,想出了称土的重量来定县城。狮城的土重,是能敛财的聚宝地。于621年,县治顺利成章地迁入了狮城。老县城遗址就这样慢慢地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终因年代久远,已找不着半点旧县城遗迹,再加文字资料极少,后人很少知道,如今的汾口镇石畈、仙居一带早在一千八百年就已是繁华县城。却记住了有着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狮城。因为水库形成之前,那里一直是生活、居住、贸易、政治之地,水库形成后又成为今人观光的水下泽国。狮城当仁不让成为我们有迹可寻的县城千年的遗址了。如果不是寻祖,我也不知道近一千六百年前,自己的祖宗洪绍公墓,会是现在核准旧县址的标志物之一。
据悉:自古以来,人们对阳居和阴居的选址一样看重,阳居是看得见的享受,而阴居虽是迷信,却是一种对后人的一种寄托和期望。所以人们都不含糊。何况洪绍官至兵部尚书,第五子洪纂又为始新县县令,也即淳安县令,七子为始新县蔚,洪绍的墓葬绝不含糊。就如当初他隐居时,为什么不选择县城,也不选择远离县城的深山老林里真正隐居,而住在临近县城的木连村,也就是现在的郑月就能知道,洪绍隐居并非要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乡野村夫,他们一样关注着国家命运,只是不愿混迹于肮脏的官宦中。洪绍选择的隐居地郑月,离县城近,这样即能达到隐居乡野又能关注时世动态,更不会因此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对于墓葬的选择,洪绍和他的儿子们都不会马虎。
田园诗人陶渊明为洪绍公写的墓志铭为证:……晋室日微,裕势益盛,以公不附己欲中伤之。于义熙十三年由京口桂冠,隐于新定郡武强之木连村。夫人太原王氏,生五子;泰、楷、舒、勋、纂;继配夫人陶氏,乃陶侃公之孙女,生三子:荣、诞、举。公享年八十有三,卒偕王夫人同葬武强山脚洪塘坞,扦乾山巽向焉。
铭曰:
繄谁幽宫?曰前进士。始为太守,继除尚书。
及其老也,潜德不仕。隐于武强,以明厥志。
考卜于斯,山川所萃。宜尔子孙,式承弗坠。
陶渊明把洪绍隐居的原因,继配夫人陶氏乃东晋开国元勋陶侃的孙女,陶渊明的姑姑,及洪绍坟墓的具体方位都交待清楚了。
而武强山洪塘坞正好处在札源到中洲镇和叶村到中洲镇的两条水流的包裹中,状如玉带緾腰,玉带象征官衔,这是好风水之一;洪绍墓正好在武强山脉洪塘坞,背靠青山,面临两水交汇处,坟前的下方有口小水塘,又如双龙嬉珠,此乃之二。无论哪一条,按着风水上的要求,寓意都是很好风水宝地,它能庇荫子孙万代生生不息,玉带加身,永享福贵。
我们根据家谱上的文字记载和坟墓图的标记,到汾口镇武强溪一带寻访,因知者廖廖而失落。后在中洲镇政府老方的帮助下,于武强山区块找到了洪绍公墓的具体位置。为慎重起见,老方还特地找来当地有名风水先生,用罗盘反复堪测后确认下的最佳位置正好与康塘洪氏家谱中的文字记载、洪绍公墓图和陶渊明的墓志铭完全相符。
我们站在洪绍公墓的地方,目测直线距离,于今汾口石畈、仙居一带相距五里路左右,与家谱上:洪绍公卒于公元443年,与王夫人同葬武强山脚洪塘坞(距遂安旧县治五里)完全符合。
站在始祖洪绍公墓前,我感慨万千:或许他做梦也没想到,千百年后的今天,作为洪氏的后人,会以寻找的方式与他相遇在曾经的闹市边缘的武强山洪塘坞。他也没有想到,当初只为给自己选个好的风水宝地,却在无意中,成了一千八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寻找遂安县旧县城遗址的一大根据;他更没有想到,他的墓葬是现今唯一能见证新定县的旧县址的参照物。
洪绍于公元402年由京口挂冠,隐居于新定县木连村,也就是现在的郑月。洪绍从隐居木连村到他去世,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多年。洪绍去世一百七十多年后,县城才原址移到如今的水下泽国——狮城。
从时间上推算,洪绍公生活的这四十多年里,县城还是在新定县原址,不过已改新定县为遂安县,历时四百多年。后县城于公元621年移至狮城,距今也有一千三百多年。当时的新定县的总人口数不过三万左右,固县城的规模不大,又相距了上千年,就算有文字记载终因年代久远,及明代更新时的战事和频繁的政治运动造成的遗失或被毁。狮城之前的县城遗址就如同一截被生生剧断后,再遭遇遗弃了千百年的木头,不是沦落成泥辗作尘,就是变成了煤石或化石,不知掩埋地下的那个地方,让后人无迹可循。
遂安县的旧县址除了狮城外,还有另处遗址这是无可厚非,不然历史就因被抽取的四百多年而无法衔接。那另处遗址到底在哪?这是我们心中无法驱赶的疑问。
公元620年,当时的运输都是水路,而且老县城水路的不便捷,只依赖一年一次涨洪水,其他的时间的所有的贸易只能是肩挑背扛。而狮城正处在水路口,为了县城能顺利搬迁,想出了称土的重量来定县城。狮城的土重,是能敛财的聚宝地。于621年,县治顺利成章地迁入了狮城。老县城遗址就这样慢慢地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终因年代久远,已找不着半点旧县城遗迹,再加文字资料极少,后人很少知道,如今的汾口镇石畈、仙居一带早在一千八百年就已是繁华县城。却记住了有着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狮城。因为水库形成之前,那里一直是生活、居住、贸易、政治之地,水库形成后又成为今人观光的水下泽国。狮城当仁不让成为我们有迹可寻的县城千年的遗址了。如果不是寻祖,我也不知道近一千六百年前,自己的祖宗洪绍公墓,会是现在核准旧县址的标志物之一。
据悉:自古以来,人们对阳居和阴居的选址一样看重,阳居是看得见的享受,而阴居虽是迷信,却是一种对后人的一种寄托和期望。所以人们都不含糊。何况洪绍官至兵部尚书,第五子洪纂又为始新县县令,也即淳安县令,七子为始新县蔚,洪绍的墓葬绝不含糊。就如当初他隐居时,为什么不选择县城,也不选择远离县城的深山老林里真正隐居,而住在临近县城的木连村,也就是现在的郑月就能知道,洪绍隐居并非要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乡野村夫,他们一样关注着国家命运,只是不愿混迹于肮脏的官宦中。洪绍选择的隐居地郑月,离县城近,这样即能达到隐居乡野又能关注时世动态,更不会因此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对于墓葬的选择,洪绍和他的儿子们都不会马虎。
田园诗人陶渊明为洪绍公写的墓志铭为证:……晋室日微,裕势益盛,以公不附己欲中伤之。于义熙十三年由京口桂冠,隐于新定郡武强之木连村。夫人太原王氏,生五子;泰、楷、舒、勋、纂;继配夫人陶氏,乃陶侃公之孙女,生三子:荣、诞、举。公享年八十有三,卒偕王夫人同葬武强山脚洪塘坞,扦乾山巽向焉。
铭曰:
繄谁幽宫?曰前进士。始为太守,继除尚书。
及其老也,潜德不仕。隐于武强,以明厥志。
考卜于斯,山川所萃。宜尔子孙,式承弗坠。
陶渊明把洪绍隐居的原因,继配夫人陶氏乃东晋开国元勋陶侃的孙女,陶渊明的姑姑,及洪绍坟墓的具体方位都交待清楚了。
而武强山洪塘坞正好处在札源到中洲镇和叶村到中洲镇的两条水流的包裹中,状如玉带緾腰,玉带象征官衔,这是好风水之一;洪绍墓正好在武强山脉洪塘坞,背靠青山,面临两水交汇处,坟前的下方有口小水塘,又如双龙嬉珠,此乃之二。无论哪一条,按着风水上的要求,寓意都是很好风水宝地,它能庇荫子孙万代生生不息,玉带加身,永享福贵。
我们根据家谱上的文字记载和坟墓图的标记,到汾口镇武强溪一带寻访,因知者廖廖而失落。后在中洲镇政府老方的帮助下,于武强山区块找到了洪绍公墓的具体位置。为慎重起见,老方还特地找来当地有名风水先生,用罗盘反复堪测后确认下的最佳位置正好与康塘洪氏家谱中的文字记载、洪绍公墓图和陶渊明的墓志铭完全相符。
我们站在洪绍公墓的地方,目测直线距离,于今汾口石畈、仙居一带相距五里路左右,与家谱上:洪绍公卒于公元443年,与王夫人同葬武强山脚洪塘坞(距遂安旧县治五里)完全符合。
站在始祖洪绍公墓前,我感慨万千:或许他做梦也没想到,千百年后的今天,作为洪氏的后人,会以寻找的方式与他相遇在曾经的闹市边缘的武强山洪塘坞。他也没有想到,当初只为给自己选个好的风水宝地,却在无意中,成了一千八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寻找遂安县旧县城遗址的一大根据;他更没有想到,他的墓葬是现今唯一能见证新定县的旧县址的参照物。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责任编辑:Xiao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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