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西寻觅刀客身影系列之二

对抗 平民与刀客的生死游戏    

 ● 齐岸民

　　“老洋人”的杆子从宝丰来，一路掠城攻寨，席卷小半个河南，他们还没到有意珍惜“声誉”的档次，下山就是为了抢东西。刀客们攻进寨子后，抢劫和杀戮就同时开始了。

　　在对抗中，平民并不总是失利的一方，刀客遭遇挫败的例子也有不少。

　　西北角炮台上的铁钟撕破了死一样的沉闷，接着锣鼓声毫无节奏地响起。很快，刀客开始攻余庄村东寨门了，马队在前，徒步刀客在后，他们像军队一样列队前行，口中齐呼高叫……

　　第一波炮响后，马队散开了队形。土炮放一炮后，中间有一段间隔，利用这段间隔，后边的刀客扛着云梯猛冲。寨上第二波炮紧接着发出，刀客暂退。这能连发的“鸡娃子炮”，是在余庄村开铁匠铺的豫东人胡氏为余庄人特制的。第三次放炮，炮却哑了。村里的老人追忆说，为寻找原因，铁匠胡氏迅速将“鸡娃”（炮弹）退出。胡氏双手捧住“鸡娃”，正纳闷琢磨之际，“轰隆”一声，“鸡娃”响了，铁匠被炸得稀烂。

　　匪首张庆因为长相有点像洋人，所以人送绰号“老洋人”。“老洋人”攻城掠寨很有一套，他到余庄村东北的坡头高处瞭望了一番，心中已有了主意。最后，偷袭的刀客以西街稠密的空房为掩护登上了寨墙。寨破的时间大约是中午１２点钟，老人们说，杀戮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１６岁小炮手李水贵，脸上被火药熏得跟炭人似的。为了逃命，他从南寨墙跳到李怀发家后院的大麻地里。三个刀客瞄上了李水贵，非整死他不可。刀客们追到大麻地里，往李水贵身上连刺数刀。李水贵在地上翻滚几下，就再也动弹不得了。

　　刀客的杀戮是报复性的，所以相当随意。３２岁的染坊掌柜李致荣从寨墙上跑下来后，掖着铺里的账本逃命。他刚出门就遇上一刀客，那刀客连扣两次扳机枪都没有打响，就没趣地说：“你命大，走吧！”李致荣又跑了一段，遇到一个刀客正在逮驴。刀客命令李致荣帮他逮驴，逮完驴子就放了他。后来，李致荣躲入井内，一个刀客向井内连开三枪，但都没有打中他。

　　张金祥夫妇和吴九具夫妇领着各自的孩子躲进了北寨墙的一个洞内，而刀客临时做饭的地方距张、吴两家的藏匿点只有几十步远。因躲藏时间过久，５岁的吴六水和张小环开始哭闹。惊慌之中，吴九具掐死了两个孩子。

　　杀戮和抢劫几乎是同时进行的。经过挨家挨户翻箱倒柜的搜刮之后，直到当日的下午四五点钟，“老洋人”的人马才“收刀”走人。余庄村东、西街的财物，都未能幸免。刀客们临走时还绑了四个孩子的票，直到一年之后，家人才把他们从宝丰赎回。

　　“老洋人”打下余庄村后，原本打算攻打洛宁城，他派人到洛宁城东关外打探：“城里的水鸭子（黑话指机关枪）多不多？”被问的乡民误以为真问鸭子哩，随口来了一句：“多得很。”“老洋人”就打消了攻城的念头，上五里坡北走，到陕县抢掠去了。

　　如果东街人不做抵抗，像西街人一样出去躲避，也许刀下喋血的人口数字会缩小许多。西街有３人死亡，而东街被杀１００人（其中４女）。抵抗和逃避，两种选择，结果迥然。那么，８１年前的余庄村东街人以命相搏进行抵抗，是否不明智、不划算？在财产与性命之间，其实东街人可以选择———李虎文在关帝庙开会时，选择守寨是全体族人的决定。但力量对比毕竟太悬殊了，刀客多达２０００人，村民中的青壮年只有２００人，以一抵十，余庄村东街人败得不丢人。

　　东街人没有怨恨那次生死选择。在三年后的６月２２日，即劫难三周年时，东街人在关帝庙正殿前设了９９个牌位（李继成家的小女遇难时仅三岁，因年幼没设牌位），进行了隆重的告慰亡灵仪式。６月２２日那天下了雨，半月后雨才停。戏唱过三天后接着又大唱，直到雨歇。

　　在洛宁刀客史里，最恐怖的屠杀发生在１９２４年１０月中旬。那一次，寨子村被攻陷后，３７０名村民被杀，寨首韦献臣被铡，身断三截。当时寨子村人拒绝了刀客的最后通牒，并且坚守了很长时间。刀客们攻打寨子村费了不少功夫，伤亡不少，所以打进寨子后大开杀戒。

　　民众对刀客的抵抗真的是得不偿失吗？“上了寨，死得快”又有多少根据？至今没有这方面的详细统计，洛宁人关于刀客掠寨攻村的记录也相当零碎。不过从我读到的资料看，也有不少抵抗刀客获得成功的案例。比如崛山寨，“老洋人”攻打了一夜，但没有得手。

　　还有，在东街人遭遇杀戮的三个月后，临汝王老五的刀客队伍在磨头寨受挫。王老五的队伍在磨头寨下扎营，然后发出通牒：限三天，开寨门，奉献财物；不然，鸡犬不留。寨主王清泰找来村人商议，大伙儿举棋不定。后来主战派说：寨子既然筑起来了，就得使。最后磨头寨选择了坚守。

　　王老五那次运气不佳，攻打了两天也未曾拿下磨头寨，却死伤了二三十号人。第三天王老五表示愿意和谈，只要让他的队伍从寨外过去就行。磨头寨人怕刀客使诈，说了条件：一个个过，如有聚集就打。刀客们答应了这个条件。磨头寨中当时只有四五支枪，村民们用的大都是冷兵器，但硬是顶住了３００名刀客的两次进攻。

　　磨头寨硬拼刀客成功，很快在洛宁县扬了名，有人编了顺口溜说：“孙洞寨，白奶奶，刀客来了门开开；磨头寨，铁打寨，刀客来了撞死得快！”

　　绑票，是刀客比攻城掠寨更合算的获取生存资源的手段，它风险小，成功率高。

　　郭村的老汉吴建林说，他小的时候，在村外亲眼见过刀客押票：一条长麻绳，把人捆成一大串，一二十个呢，全是男的。刀客看着好威风，明晃晃的大马刀，系着红缨子。刀客押着人质在村外歇了一会儿，就走了。吴建林至今也说不清楚他看到的刀客属于哪路土匪，那一二十个人质是哪里绑架来的，但他知道那就是绑票：“拿人换钱呗。”

　　吴老汉的追忆，至少让人明晰了一点，以人质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刀客同样需要付出成本———转移和关押期间的吃喝拉撒睡，都是刀客买单。以命换钱，价码一般由刀客一方核定。勒索的价码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视被绑架者的家庭状况而定。按刀客们的说法就是：绑彩票（富人），挣大钱；抓土票（穷人），“还换不了一百只鸡吃”。赵村乡大许村人孙攀脚，窜到洛阳西华街绑了一个姓潘的商人。过了月余，潘家托宜阳人来当说客，以２０００元现金、１２０支枪、１０００套衣服的“价格”，买回了潘姓商人的性命。此事，在豫西曾被传得沸沸扬扬。

　　在绑架案中，经常会发生一些在今天看来是丧失原则的事，刀客与人质之间“是非”界限相当模糊。

　　事情发生在前文提到的、被刀客铡死的富绅韦献臣身上。樊村人段升绑了韦献臣的生父韦圭恩，押到山中。段升慑于韦献臣的名气，没敢亏待韦圭恩。韦圭恩因为目睹了刀客“可怜”的一面，所以被赎回后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这次刀客拉我上山，人家没亏待我。他们实在是困住了，没啥吃的，自己饿肚子还想着法子叫我吃饱吃好，他们绑票无非想弄几个钱，可咱家花几个钱算啥，以后遇到这些人，不能跟人家过不去。”

　　一次段升进城，正撞上时任县征稽处处长的韦献臣。于公于私韦献臣都该抓了这个刀客，可他没有。当时场面挺戏剧化的，韦献臣一把搂过段的肩膀，进了酒家吃肉喝酒去了，开口闭口江湖义气，一个发愿一个起誓……

　　１９２４年攻打韦献臣所在的寨子村那次，段升的队伍也参与了。当大匪首吉长升决意整死韦献臣时，段升本能地出面了：“不能杀，他是个大好人呀！”他以身相护，和韦献臣一起倒在血泊中……很烈很残很酷的情景吧？如果当年那一幕拍成电影，看过的人一准儿下结论：这刀客，够哥们儿！

　　我们常常模糊是非标准，尤其对刀客。在这一点上，连老外有时候也免不了。１９２２年，美籍牧师安东·伦丁遭河南土匪绑票。在这次经历中，他竟然对中国土匪留下了诸多好印象。

　　中国土匪史上最出彩的一次绑架案，是１９３２年８月东北土匪干的。土匪绑架了两个英国公民后开出了天价：波利女士的赎金是７０万大洋，科克伦先生是６０万大洋，外加１００支步枪、１２０把左轮手枪、２挺重机枪、数万发子弹、２００盎司上等烟土和戒指、手表等。

　　土匪还提出一个释放人质的条件：如果日本人一周内从东北滚出去，可以无条件释放人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０日，日本人为了“不给英国人干涉东北事务找借口”，付了赎金。

　　洛宁土匪没有政治性，他们的绑票主要针对普通人家。亲属一般不会考虑其他问题，只要能够支付所列价格，还是肯妥协的。一般来说，赎金都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期限也可以松动。有时候，一盒纸烟也可换回一个土票的性命。

　　还有一分钱不花就赎回人质的。城村村民张合龙说，他们村的二毛子（张云生的乳名）十来岁时，被宜阳刀客冯兆祥绑到了赵堡。冯兆祥派人来传话说必须送一麻袋大洋去赎人，拖一日就割鼻子。当时张家有水旱田２５顷，算是个殷实人家。张家长工丁成志说：“我去宜阳领票。”他没带大洋，袖里藏把刀独自就去了。十多天后，二毛子回来了，一根毫毛没损，一个大洋没花。原来丁成志也是刀客，黑吃黑！张合龙说，丁成志十分厉害，他把刀架在冯兆祥的脖子上，最后把雇主的儿子救了出来。

　　长水乡后湾村的宁老七绑票时竟吃了窝边草，把他的干爹给绑了。宁老七在给干爹家的信中称：（我）意欲扩充实力，因钱财不足，干父深明大义，愿助一臂之力，望前来磋商。其干爹也附函一封，语气像是里应外合似的：困难再大也要筹措重金，望诸子、贤侄从速。

　　宁老七最后用干爹换了三布袋大洋。靠干爹的“资助”， 宁老七一下子买了百十支长枪，队伍一下子比先前阔气了许多。

　　请看“豫西寻觅刀客身影”系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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