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西寻觅刀客身影系列之三

匪患 旧中国病态社会的毒瘤   

 ● 齐岸民

　　１８６２年（清同治元年）４月２０日，捻军张乐行部转战到豫西，他们一路浩浩荡荡，经过洛阳，攻陷宜阳，向永宁（今洛宁）杀来。捻军一路唱着队歌前进，那歌词大意是：“少做袜子，多做鞋，等候八月我再来。”

　　１８５７年４月捻军就曾到过洛宁，当时他们有２０００多人，是被清军追击而暂避于洛宁的七里坪。那次捻军只顾与官兵周旋，倒没过多扰民。１８６２年捻军重返洛宁，打进了王范镇。据地方志记载，当时“男子横死街衢，妇女填井中皆满”。自此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渐病态化，洛宁土匪蜂起，匪患不断。

　　《匪徒》一书作者埃瑞克·霍布斯鲍姆说：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匪徒的数字相当庞大。东北三省匪徒人数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高达０．５％～０．８％，而河南与山东的这个比例是１％，这还不包括中国境内的１５０万名士兵———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收编过来的土匪，或者干脆就是土匪。

　　一个洛宁人说：“当年有一点儿法，谁肯做匪？”捻军在洛宁数次“亮相”，没起好榜样。至今，洛宁人提起捻军，印象一般。被捻军打过的王范镇，也被太平军骚扰过一次。王范镇为求自保，用一个月时间突击筑寨，取名“云盘寨”。寨子筑成５８年后，被本土的杆子再次蹂躏，王范镇的经济数年翻不过来身。

　　“驱民为匪的最主要原因是饥饿。”我试图在洛宁为埃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这一论点找到论据。

　　同治元年到三年，洛宁连续三年蝗灾；光绪三年，洛宁大旱；光绪四年，斗米价格涨至五千文。于是，洛宁出现了罕见的人间惨剧：“人相食，有父食其子，母食其女，夫食其妻，人死十之七八。”

　　在这种“人相食”的情况下，刀客就不可避免地大量出现了。洛宁被抢光了，没吃的，刀客们就到宜阳、卢氏、嵩县、洛阳去抢。在特定社会特定时代和特定的环境下，民变匪的速度非常快，他们并不像《水浒传》中１０８个英雄人物那样，先有曲折的故事，再被迫上梁山。

　　除了为活命走上歧途的刀客外，也有些人是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成为刀客的。

　　李其芳是洛宁最具影响力的刀客之一，他杀过富人也祸害过平民，他打过国民党，打过小日本，还拿下过洛宁城。他沦落为匪的直接原因，是突然杀人。事情发生于１９２３年春，当时李其芳与几个小伙伴在村后砍柴，路遇一个外乡人。那人骑着马，腰里别着手枪，肩上挎一长枪，沿着涧河边走。

　　李其芳和几个伙伴先是好奇地跟着那人，那人也不曾在意。到一拐弯处，李其芳突然抡起扁担，将那人打翻马下，接着抽出斧头，三五斧结束了一个生命。整个过程像一个职业刀客在例行杀人。突然的暴力吓跑了几个同去砍柴的伙伴。李其芳牵着马挎起枪，没事一般地回村了，那年他１９岁。无论在任何朝代，李的行径都可以定性为：故意杀人罪。

　　再来看看李其芳犯罪前的处境：李其芳读过三年私塾，能识字。１４岁时，父母双亡，李其芳遂到本族伯父家“扛长工”。伯父视其如子，家中大小事，都放心托付他掌管。李家虽是布衣之家，但衣食无虞，远远不到非做刀客才能活命的地步。李向伯父说了实话，善良的老人被吓得不得了：“你小小年纪胆敢杀人，你走吧！”

　　结果怎样？李其芳二话没说，就骑马挎枪投奔他的叔叔李相元去了。李相元是刀客头，收容了他。

　　李其芳由民变匪的理由充足吗？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没有恩怨，没有事先预谋，那个外乡人甚至连招惹他都没有。李杀人的原因可能是贪恋人家那套行头？要枪干吗？自用还是换钱？多种推想都无法完全让人信服。我有时干脆认为：李天生匪性。

　　有一种可能是，民国初年的匪徒猖獗给了李其芳一个外部刺激，这是外因。同时李其芳这个案例说明，一个人被迫还是自觉为匪，与其道德操守关系密切，这是内因。饥荒导致不稳定，但饥荒只是匪患的土壤。

　　尽管湘西有一个“土匪村”，尽管豫西被著名作家姚雪垠称之为“土匪世界”，尽管李其芳一大家子（叔叔及三个堂弟）都是杆子头，可说到底，想为匪和已经为匪的人还是少数，即使一些已经为匪的也时刻向往着招安。“血战所得”并不能使所谓的刀客生涯富得流油，多数刀客没有财富积累，更多的时候他们风餐露宿，颠沛流离，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刀客们的生活和收入，并不比老实种地的农民好到哪里去。

　　李其芳打下洛宁城不久，就被招安了。辛亥革命元老张钫任命李其芳为团长。当上团长后，李其芳对部下管束得很严，谁吃喝嫖赌，他狠着整。后来，他率领所部开赴山东抗日前线。在战场上，李其芳这个昔日的刀客头杀敌亦凶狠，腰、腿两处都曾挂彩，伤愈。１９４４年４月月１８日，李其芳被自己人阴谋设计杀害。

　　李其芳１９岁杀人夺枪，成了一个杀人犯；后来他当上刀客头儿，还打下了县城；在抗日战场上，他又玩命打鬼子。这样一个人，该如何评价？也许他的复杂该归因于他所处的那个病态社会？

　　再来看李其芳堂弟李元周的“匪变官”案例。１９３１年，国民党洛宁县府认为杆子首领李元周可资利用，遂委任他为第四区区长。李元周摇身一变俨然一副国民党官员架势，张罗着收捐收税，出席各种仪式，还担任“剿匪队长”一职。不过此人后来还是反了———“官变匪”。

　　不妨看看李元周为官前的一次杀戮记录：１９２４年，刀客首领李相元被张村红枪会打死。翌年，李元周率部袭击张村，把５位村民抓到下高村。在李相元墓前，李元周命人砍下５个村民的人头，摆成“十”字形，祭奠李相元。

　　李元周滥杀无辜，却被国民政府“既往不咎”地委以官职。在任职期间，他还趁机做起烟土生意，大赚了一把。

　　宁老七的刀客生涯比较离奇，这种离奇一半是政府使用法律的随意性赋予的。

　　宁老七１２岁时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中国土匪中占第一位的便是无业者，而宁老七是一个典型的无业游民。从１３岁开始，宁老七就跟着一个刀客闯荡了。１７岁时，宁老七独自回洛宁自立山头。宁老七沦落为刀客，当为生计所逼。

　　１９２０年，宁老七１９岁，他想要个老婆。听说韩沟朱贵泉有个漂亮女儿，宁老七就率部把韩沟寨团团围住，命部下齐声高嚎：“不要钱，不要寨，快把朱家闺女交出来，不然破了寨……”朱家人闻知，都哭翻在地。无奈，朱家人用绳索将女儿送至寨下，众匪得了压寨夫人，扬长而去。宁老七不仅自己要老婆，两年后，还抢了陕州（今三门峡）４０多位女人，给手下骨干每人配发一个。

　　１９２０年冬，陕州巡缉队会同豫西各县民团围剿宁老七。宁老七寡不敌众被俘，当时的报纸以《豫西余孽匪首宁老七被俘》为题，向公众发布了消息。不久陕州官府贴出告示，定于１１月１０日，处决宁志明（宁老七）。那天，将宁老七绑赴刑场时，他照例骂过了，唱过了，却没死成。有资料显示：午时三刻，刀斧手举刀过头，正欲砍下，忽快马急报：刀下留人！这细节，好像许多故事中都有，为什么每次都在“举刀待砍”的节骨眼，才传达上级命令？

　　陕州巡缉队长牛德给了宁老七一次“自新”的机会，宁死里逃生后就跟了牛德，做了马弁。宁老七随着官兵打土匪，甚善战。两年后，宁以送母回老家为由，跑回洛宁又拉起了杆子。宁老七重新为匪后，觉得拦路抢劫、打家劫舍风险大，收入也不稳定，干这个档次太低。宁老七的打算是像政府一样坐地收税———他给洛宁长水、罗岭一带的富户定下摊派款项，限期纳贡。对于不服从的，就抓来吊起来抽鞭子。时间不长，民团又来围剿，宁老七再次被抓。７天后，宁老七写下“还乡为民，永不为匪”的保证书后被释放。

　　政府如此“宽容”，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后来，宁老七又重操旧业时，县府以“有意放虎归山罪”为由，毙了保人宁京周，又是匪夷所思。

　　１９２６年，宁老七成了镇嵩军少将旅长。当年１０月２３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途经洛宁，宁老七率部伏击。激战中，一颗子弹击中宁老七。７天后，宁老七毙命，时年２７岁。他的葬礼很隆重，到底有多隆重，看看数字就明白了：杀猪１００头；纸扎匠３０人为扎制祭奠用品昼夜忙碌，用了２０天才干完；送殡时，一辆马车拉着四麻袋铜钱，有人站在车上一路扔钱。宁老七坟头前立碑，上书：陆军少将旅长宁志明阵亡碑。

　　宁老七是洛宁刀客中有想法的人物，我指的是他试图以暴力威胁，建立盘剥富人的制度。现已无从详知宁老七收费制度的细节，比如抽税的比例是一成还是三成。《关东马贼》介绍过，专有一种“吃票”的土匪，他们一般不抢劫不绑票，只是在商旅必经之地设卡“抽税”，一般都是按货物估价，抽一成至三成。宁老七也想“吃票”，他的制度一旦能够长期实施，他的刀客弟兄们就不必刀刀见血地担风险蛮干了。如果当时的形势容他发展、经营，或许，他会像南阳的匪头别廷芳一样，最后以乡村“改革者”的形象出现，让后人咀嚼不已。

　　宁老七揣摩秩序时，部属不过百十号人，他没实力完成自己人生的转轨。洛宁众多的刀客中，也没有成大器的。他们所做的动静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攻下了家门口的洛宁城。
　　请看“豫西寻觅刀客身影”系列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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