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西寻觅刀客身影系列之四

 女匪 刀客张寡妇的绿林生涯 

    ● 齐岸民

    １９３３年，已经弃匪从商的贺贞“由许昌返家，经过（洛阳）龙门时，被国民党军武庭麟部查获，枪杀于洛阳东关大桥下”。１９９１年版的《洛宁县志》关于贺贞的死，就这么一句话。

　　贺贞那年５３岁，这位豫西最知名的女刀客之死，就这么轻而易举。时隔７０年后，贺贞的本名本姓洛宁人已记不得了，但张寡妇的绿林生涯在洛宁却是妇孺皆知。贺贞当刀客时的绰号叫张寡妇，在厚达６３２页的小说《刀客张大脚》中，她的名字是张大脚。贺贞的丈夫张有早逝，所以当了刀客后就有了张寡妇这个绰号。洛宁作家蒋留计说：“小说嘛，总该虚构些。清末民初时女人脚大有个性，我就给张寡妇取了张大脚这个名。”

　　蒋留计以贺贞为原型，把小说中的张大脚写成了大美女，她的背影勾得保安团一只大色狼歹念顿起……

　　蒋老师送了一本《刀客张大脚》给我。他说，７年前此书脱稿后出版社向他强调：有必要在最后开印前再添加些男女间的事，这样在市场上好卖。蒋老师依了，又加了些煽情的文字。

　　与蒋老师深谈后的第二天，我去了陈吴乡德里村。虚构和真实的女刀客故事，都要从这个村庄说起。

　　我和德里村的村干部满村找张黑娃，据说他出门打牌了。张黑娃已经７８岁了，他被人喊到我跟前时还不明我的来意。当我提到张寡妇那一刻，他好像警觉起来，只是嗯了几声并不回答问话。村干部想打消黑娃的顾虑，在一旁解释说，记者想写写张寡妇的事迹，是好事。张黑娃是张寡妇的侄子，他说，张寡妇走时，他才两三岁，后来他就一直在十多里外的舅家住，直到解放后才回德里村，张寡妇的事他不记得。

　　我没在张黑娃老人那里获得更多内情。其实一到德里村，我就预感到刀客这个话题会使气氛凝重起来。我提出面见张黑娃时，村干部曾表现出有点为难。７６岁的村民张同年给我介绍了一些内幕：“上辈老人说，张家按成分定至少是地主，张寡妇是因小家庭相互残杀才出去当刀客的。黑娃他爷那辈一共弟兄仨，老大死后没儿子，老二老三就开始争老大的遗产。张寡妇是老二家的儿子张有的媳妇，张有弟兄四个，老四张营便是黑娃的爹。”关于张家的矛盾，张同年讲到这里便刹住了车，还叮咛：“张家内部的事，别写进去。”

　　关于张寡妇，张同年知道得也不太多：“张寡妇刚出去时，就在距村子东南四五公里的架子岭一带活动，后来才到远处去。她的杆子自称民军，老人说她救济穷人多些。”

　　张同年还说：“我爹活到了１００岁，张寡妇是跟我爹同年龄的人。那年她结婚时，我爹也去了。”

　　关于张寡妇的所谓侠气一面，《刀客张大脚》和《张寡妇传奇》两本书都只是小说，毕竟不足为证。但是，时隔近一个世纪的岁月，村民的口头传说还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新版《洛宁县志》涉及张寡妇的部分，也只有千字左右。

　　英国人埃瑞克·霍布斯鲍姆在《匪徒》中说：“如果一名匪徒想长期干下去，在极尽杀戮与劫掠的能事之外，他必须还要表现出一副慈悲心肠。”一个女人能拉到１０００多人的队伍，她的能耐和特别之处是什么？她是靠什么建立自己的权威的？

　　慈悲或侠义，洛宁人似乎认定了张寡妇有这一特质。中国善良的老百姓经不得一丁点“侠义”事迹的感染，道听途说来的都会感动得一塌糊涂。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张寡妇的“事迹”：

  　拉杆子之初，张寡妇实力不足，不敢对大户公开行劫，采取秘密绑票的方式。她第一次动手绑了两个黄花闺女。未婚女子是“快票”，是“花票”（女人）中来钱比较快的一种，因为隔夜了，未来的婆家就不肯出钱了。张寡妇很有生意人的眼光，她抓“快票”，是因为“孩儿们”（她称部下的常用语）有急用。如有回赎不及时的，她也不许男丁入内，而是亲自守护，与“快票”家长里短地套近乎。县志中记载：某夜，张寡妇的一部下生了歹意，窜到“快票”的住房门前欲图不轨，被张果断击毙。

　　洛宁早期的刀客丁老八也是“得财不伤主”的刀客头，他还主张“兔子不吃窝边草”，即在他家周围方圆几十公里，贫富均不扰。手下刀客梁才奸淫一女，丁老八当即将其处死。于是百姓编了个顺口溜说：“只要你采花，难瞒丁老八；只要一采花，脑袋就搬家。”

　　张、丁二人都有一套做匪的规矩不假，有时他们为了内部纪律而“挥泪斩马谡”也不假，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前提：他们首先都是罪犯。我们常常被一些局部的善意所迷惑，而丧失对大局的判断力。

　　几十年前“民与匪”之间的故事和今天的事例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张寡妇的侠义心肠使她赢得了“信誉”。于是凡张寡妇所绑“快票”，娘家凑不足钱，婆家也愿意予以资助。洛宁刀客绑“快票”之风，从张寡妇开始盛行。张寡妇的杆子后来拥众上千，这上千刀客的生活所需大多依赖“快票”家庭的赎金。毫无疑问，张寡妇的大肆绑票的背后，是无数百姓的家败人亡。

　　张寡妇是个会算计的女人，鬼着哩。她的不滥用武力，不过是讨好民众的花招。《水浒传》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只见小喽啰报喜道：‘三阮头领得了二十余辆车子金银财物，并四五十驴骡头口。’晁盖又问道：‘不曾杀人吗？’小喽啰答道：‘那许多客人见我们来得势头猛了，都撇下车子、头口、行李，逃命了，并不曾伤害他一个。’晁盖见说大喜：‘我等初到山寨，不可伤害于人。’”

　　这便是晁盖的抢劫逻辑：多抢东西，少杀人。那群客人逃命的前提，是被“势头猛了”的暴力吓坏了，倘若不逃命，而是一根筋地守护着那满车的金银财物，不死几个才怪哩。张寡妇做绑票“生意”无须见血就能得到真金白银，又何须撕票？道理就是这般简单。

　　我无意揭露刀客的伪善。事实上，刀客的性格也是多面的。张寡妇两次杀人不眨眼，都是替儿子报仇，一次是为二儿子明升，另一次是为三儿子先升。官方的资料显示，张寡妇落草为寇的起因，是长子振升被仇杀（此前其公爹张洛山和丈夫张有曾被刀客绑票）。儿子的死，激怒了张寡妇。我记得张同年说：“在洛阳火车站，她血刃了仇家。”老人还说：“三儿子死后，张寡妇误杀了离俺村１０多公里的北村人。房子点完了，烧完了，人杀了好几十口，她才知前面的‘孩儿们’进错了村。”

　　后来，官方整理出的文字是这样叙述的：１９３２年，三儿子张先升被本村人所杀，张寡妇得知后，遂带人马星夜从宜阳赶回洛宁报仇。她的队伍前锋走到涧口乡陶峪北村时，误以为已经到了德里村（德里村当时也叫北村），“孩儿们”争功心切，便开始了“扫荡”。等张寡妇赶到，方知弄错了，下令停杀，但北村已有３３人无辜而亡。７年前，二儿子被陕县头峪街人设宴诱杀后，还是这个张寡妇率众大开杀戒。错杀北村人后第二天，张寡妇暂避于九女山，准备寻找机会杀入德里村。德里村一带的村落闻讯后，也聚众备战。张寡妇不知是慑于村民的“阵势”，还是良心发现，她在南山上面向婆家的方向泣不成声，发誓“永不回德里村”。用张同年的话来表述就是：“她没到村里，穿山走的。”

　　德里村逃过了一次死亡之劫。后来张寡妇的队伍被招安了，“孩儿们”都去当兵吃粮了。张寡妇独自到临汝、郏县、许昌一带经商，贩卖枪支、毒品。

　　关于张寡妇的下场，德里村的人说，她那次在洛阳被抓住后并没有死，她用１０万铜钱贿赂了办案人员，找了个要饭的老太婆替她死了。这些都是她在军队做事的前部下给她安排的。张寡妇则悄悄地去了内蒙古，死在抗日战场。还有人说，张寡妇在洛阳死得很惨，是被人用“骑木驴”的酷刑弄死的。

　　１９３６年，洛宁大杆子头目郑福成的尸体被保安团拖到县城后绑于木架上，当年的陕州《崤 日报》把这一场景拍了照，登到了报上。那次围剿郑福成，是陕州行署专员欧阳珍亲自部署兵力。郑福成死后，其弟郑福德隐居东山，不久又拉起了一支队伍。民国年间的匪患，成了当局挥之不去的头疼事。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的强有力镇压下，土匪很快灰飞烟灭。在切除这个旧中国留下来的毒瘤的过程中，无数先烈把热血洒在豫西的深山老林中。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６日上午，郑州人张民安告诉记者说：“昨天是我的舅舅王安仁牺牲５５周年纪念日，宜阳县有关部门给我来了电话，说他们到王安仁烈士墓前献了花篮。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５日，我舅舅王安仁在豫西执行剿匪侦查任务时，被数名土匪乱刀砍得血肉模糊。我舅舅是１９４７年１１月随解放军部队从山西调到豫西参加剿匪的，牺牲时才２２岁。我写了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正是纪念他的。”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责任编辑：Xiao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