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阳走出的著名作家李准

一辈子不划句号的人

    ——从洛阳走出的著名作家李准

　　一个多次雄心勃勃告诉造访者，“在创作上我是一辈子不划句号的人!”在离庚辰龙年还有三天，即2000年2月2日在北京辞世。新华社为这位匆匆离开人世的著名作家专发通稿，称其为“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电影剧作家”。他就是从洛阳走出，毕生讴歌新生活，追求“真善美”，为洛阳赢得巨大荣誉的“洛阳牌”著名作家李准。

　　李准乳名铁生，排行第三，祖上是蒙古族，姓木华黎，后简改为李准，1928年农历五月十七日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县麻屯镇下屯村(今属洛阳市孟津县)一个乡村教师兼小地主的家庭里。

　　李准的祖父李祖莲，教书达40年之久。伯父李明昭(俊华)曾任洛阳第四小学校长；叔父李明善当过小学教师；父亲李明选(俊人)靠自学粗通文墨，长年在外经商；母亲杨氏，出身于乡村医生家庭，虽不识字，但熟悉和掌握丰富而生动的农村语言。李准自幼从母亲那里受到了农村语言的影响。   

　　1934年，当他6岁时，到离家半里路的麻屯小学读书，取学名李准。放假在家，读过《三字经》、《弟子规》、《朱子家训》一类的启蒙书。12岁』、学毕业。考入洛阳县常袋镇达德中学读书。在初中只读完一年级，因河南大早，家境贫困而辍学，并随河南逃荒难民到西安度过了近半年的流浪生活，虽于当年秋天返家，但从此告别了学校生活，在家随祖父读《史记》、《古文观止》、《乐府诗选》、《唐诗合解》、《古文辞类纂》等一类史书和文学作品，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学的基础。15岁时被送到洛阳车站恒源盐栈当学徒，期间，受其师兄李宝才的影响，经常到洛阳“聋子书店”租书读，开始接触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鲁迅、茅盾、巴金等中外大家的名著，开阔了艺术视野，培养了对文学浓厚的兴趣和爱好。从17岁开始，他在家乡麻屯镇邮政代办所当邮递员，在送报送信之余，坚持刻苦自学。凡他经手发送的报刊，都要仔细阅读一遍，平均每天要读五六份报纸，每月要读两三份杂志，这就进一步

扩大了他的思想和艺术视野，并通过这个渠道广泛接触了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物和生活。他经常代替镇上目不识丁的农民写信，因而熟悉了几百个农民家庭，也熟悉村镇上各职业、身份的人，理发的、卖豆腐的、更夫、屠户、吹鼓手、算命先生等都是他熟悉的人物。他曾告诉友人：“我没进过高等学校，社会生活就是我的大学。”可以说这个小村镇，就是他最初的生活基地，就是他的“人间大学”。他所熟悉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色人等，都成了后来他作品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从19岁开始，李准参加了村镇上的业余剧团，涉足文坛，开始编些旧戏演唱，除编写戏曲剧本外，还在洛阳的报纸上发表关于岳飞之死的历史小说《金牌》和散文《中国最早的报纸》，这成了李准最早的文学活动。这一时期，他受其在洛阳地下工作的表侄石黎明的影响，开始阅读一些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和新文艺作品。《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成了他经常阅读的书籍。赵树理的作品中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生动、幽默的语言，使李准受到很大影响，产生了学习农民语言的兴趣和创作文学作品的愿望。

　　1948年，洛阳解放，经过他表侄石黎明的介绍，李准到豫西中州银行当职员，参加了革命工作。23岁那一年，他当了银行货币计划股股长，不久又调到洛阳市干部文化学校任语文教员。

　　1953年是他的成名之年。这一年他25岁。在语文教员任上，他利用课余时间，学习文学创作，写了《婆婆和媳妇》、《卖西瓜的故事》、《我没有耽误选举》等小故事，均在《河南日报》发表。9月李准创作了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11．月20日《河南日报》发表，引起争论，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1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为这篇小说出版了单行本。1954年1月2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不能走那条路》并加了编者按。按语说：“这篇小说，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几个不同的农民形象，表现了农村中社会主义思想对自发倾向进行斗争的胜利。这是近年来表现农村生活的比较好的短篇小说之一。”此后，全国40多家报刊均以整版篇幅相继转载。4月，《不能走那条路》单行本重版，通俗出版社同时出版单行本，到1959年先后印刷4次。

　　这篇轰动一时的小说，并没使李准陶醉，他没有为自己的创作划句号，而是坚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1954年初，他被调到河南省剧改会(郑州)工作，随后，就到开封县黄河农业社体验生活，并参加改编话剧《不能走那条路》。当年8月，他带领妻子和4个孩子第一次到荥阳县司马村落户当农民。

　　在此期间，在他落户的农村与著名作家赵树理相见，在一起生活十多天，相谈甚密。自此，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文学创作上，李准受到赵树理很大的影响。不久他又到登封农村落户，60年代到郑州郊区祭城公社和屈庄黄泛区落户，与农民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先后发表了有影响的短篇小说《白杨树》、《李双双小传》、《耕云记》、《信》、《西匹瘦马》、《清明雨》、《两代人》、《野姑娘》等。

　　1954年11月，话剧《不能走那条路》在《河南文艺》第22期发表，单行本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他被调入河南省文联，开始从事专业文艺创作，并当选为河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    作为电影剧作家，他的创作是从1956年开始的。当年，他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赴东北12个大中城市采访，并在黑龙江酝酿创作电影文学剧本《老兵新传》。1957年他在上海修改《老兵新传》，并同时创作《小康人家》电影文学剧本。1958年1月，《老兵新传》在《收获》第1期发表，《中国电影》第8期转载，中国电影出版社8月发行单行本，1959年12月再版。李准的创作

情绪高涨，此后一连创作了《小康人家》、《冰化雪消》、《耕云播雨》、《李双双》、《吉鸿昌》、《龙马精神》等。

　　1958年，是李准三十而立之年。这一年，继元月电影文学剧本《老兵新传》发表后，9月电影文学剧本{小康人家》单行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12月，短篇小说集(不能走那条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集收录了他的《不能走那条路》、《白杨树》、《孟广泰老头》、《雨》、《林业委员》、《陈桥渡口》等。卷首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的《出版说明》。

　　在他32岁的这一年的2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22日至8月13日在北京参加了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同志的接见。在这次大会上，李准当选为中国作协理事。

　　1963年，在李准的创作生涯中也是闪光的一年。这一年5月，《大众电影》杂志社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电影“百花奖”评选结果于22日揭晓，影片《李双双》获最佳故事片奖。郭沫若为其题词说：这部剧作“反映了新时代的农村面貌，表现了大公无私、敢于斗争的集体主义精神，生活气息浓厚，喜剧色彩缤纷，赢得大众喜爱，是一首农村集体经济的颂歌。”作为《李双双》的编剧，李准获得了最佳电影编剧奖。当年8月他的文艺论文集《情节、性格和语言》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9月，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作为工农通俗读物，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0月，电话文学剧本《走乡集》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1964年9月再版；收有《老兵新传》、《小康人家》、《耕云播雨》、《李双双》。当年，短篇小说《耕云记》(维吾尔文版)单行本，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他进入不惑之年的1968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使全国“动乱”了三年，他不仅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而且被划为“黑帮”分子，遭受批斗。他的作品不仅被禁止，他的长篇小说《沧桑路》的手稿约15万字也被“造反派”抄走。他先是被关押在被称之谓“牛鬼蛇神”的“牛棚”，继而被当时的批斗改团带到周口地区看管劳动。在这种气氛下，第2年，李准带领全家下放到西华县公社屈庄生产队“劳动改造”。这一年从8月26日到10月11日的47天里，《河南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批判李准的《信》和《龙马精神》的文章约20篇。

　　李准的确是一个不为自己的创作划句号的人，他时刻没有忘记一个作家的良心和职责。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他划下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逗号，在坎坷的创作道路上，他划下了一个接一个的闪光的充满激情的惊叹号。在“炮火轰轰”的批斗声中，李准在农村，了解了600多户人家的家史，为一些寿终的农民写了不少祭文。在创作有罪的年头，他还创作了《三打钟》、《榆树记》等几个小戏，供农村剧团演出。其中的《榆树记》，成了他以后创作《大河奔流》的雏型。就是在“四人帮”肆虐的年代，李准开始酝酿写作电影文学剧本《大河奔流》，开始酝酿写作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为了这部巨著的创作，在1974年2月，他沿黄河到济南，再到人海口，搜集黄河两岸人民的生活和地方风情等资料，并先后到烟台、威海等地采访。为了搜集“花园口决堤”时河南逃荒难民的情况，1975年3月，他先后赴武汉、四川、西安、咸阳、延安等地，直到5月份才回到北京，在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他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大河奔流》的第二稿，1978年搬上银幕，1979年在全国上映。

　　粉碎四人帮后，李准精神焕发，以勤奋的耕耘和惊人的毅力写出了一部又一部震世惊俗的巨著和产生更大影响的电影文学剧本。短篇小说有《王结实》等；中篇小说有《冰化雪消》；长篇小说有《黄河东流去》(上、下部)。其中《王结实》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黄河东流去》获1985年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名。他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大河奔流》、《双雄会》、《荆轲传》、《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与人合作)、《清凉寺的钟声》、《老人与狗》等都获得了惊人的影响。其中《牧马人》荣获1981年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他和李存葆联合改编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为电影文学剧本。在1982年第八届电影百花奖评选中，《高山下的花环》赢得了90多万张选票，名列最佳故事片之首，同时还囊括了另外三项“百花奖”和五项“金鸡奖”。李准和存葆同时赢得第五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成为我国第一个曾经获得“百花”、“金鸡”双奖桂冠的电影剧作家。

　　作为人民的作家，人民不会忘记李准。从1964年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青联委员起，作为人民的代表，人民时刻希望他能够为人民而创作。1980年，李准当选为河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选为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协分会主席，电影家协会河南省分会主席。第二年，因工作需要，他被调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工作。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此前，1990年，他担任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由于创作《黄河东流去》所付出的巨大心血，80年代初，他被累倒了。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到1985年夏天，他患脑血栓住院达半年之久。此后，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困扰，不能正常上班，一向强壮的身体成了“问题”。如果按照医生的要求和生命的规律，他应当颐养身体。可李准是个不为自己创作划句号的人，是一个以写作为生命，充满激情的人。在他病好后，他的电影新作一部接一部。就是在1985年年底他住院半年出院后，12月，他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名，《抒写民族之魂》发表在21日的《文艺报》上，1992年，他所编写的电影文学剧本《老人与狗》投入拍摄。

　　李准是个重感情的人。他重家乡情，重同志情，更重中华民族之情。

　　作为擅长写农村生活的作家，李准对他写作对象，对农村和农民情有独钟，感情炽热而深厚。在河南洛阳他的老家有他最初的生活基地。他成名之后，曾多次带着全家到荥阳、到登封、到郑州郊区、到周口西华县、到黄泛区农村落户，和那里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年代，他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他也不改初衷，冒着被批斗的风险，依旧和农民和睦亲近，默默地走家串户，深入了解黄泛区农民的家史，积累生活，为日后的长篇创作作准备。这期间，他还为许多亡故农民写祭文，为农民服务。他以河南不同地方为生活基地，把对农村、对农民的热爱都倾注到他的作品中，许多读者对他的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塑造的人物都是耳熟能详。其中有些小说和电影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作品中的人物诸如李双双、孙喜旺、李麦已是家喻户晓。

　　李准常说他很喜欢河南的先师先贤，他很注意从他们身上吸取营养。

　　见到他的家乡人，他往往要问河南文坛的老前辈。提起谢瑞阶谢老，他就会因某个细节而激动起来。他说：“在郑州，我对谢老是以父辈相待的。我们原来住在一起。我调到北京后，他常在上午上班时，在门前怔怔地站上半个小时。问他干啥?他说我在这儿站一会儿也好受!他的意思是站着看我去上班已习惯了。但过去是实际，现在是想像中。”

　　他说：“苏金伞去世前，我去看他，我们抱头痛哭。我是个一辈子不说假话的人。谢瑞阶、李蕤等等都是这样的人。”

　　对于河南文坛老前辈他尊如父辈，对于河南的先圣先贤，他常引以为骄傲。说到洛阳的贾谊，他说：“在古代，我们河南最好的文章是贾谊的《过秦论》，把秦始皇放在手掌心上分析。一个年轻人竟然有那样大的热情和气魄!”1997年5月下旬，他为《牡丹》创刊40周年题辞，一幅是“雄文过秦论，华章两都赋”；另一幅是“苏秦六国都丞相，贾谊洛阳大作家”。苏秦、贾谊都是洛阳人，李准的两幅联句，既赞美了洛阳悠久的灿烂的历史文化，又是对当今洛阳文坛的祝福和期望。

　　家乡的人听说他准备创作剧本《唐玄奘》，问到他时，他感慨地说：“玄奘这个人太可爱了!”“他是我们偃师人，也算是洛阳人。我们洛阳就常常出这样的人。”他常常为他的乡梓而自豪。他说，“这个玄奘，第一是雄辩家。不论见到谁，他都能把他说服。第二是漂亮。我们洛阳地区就出这种气派的人，高大、茁壮、潇洒，如玉树临风。第三是执著。他的性格与《西游记》上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对河南文坛的关注，不只是所谓乡党、乡情，而是体现了他对当代文学的总体思考。

　　1997年上半年，李准在京参加《河南新文学大系》座谈会上，就“揭开河南作家群产生的秘密”为题作即席发言。他提出这个话题后接着追问：“河南过去那么穷，那么落后，现在名声也不那么好，但是作家却一群一群产生。为什么?”他说：“我看，这同黄河大有关系。黄河，对河南害处很大，但我还要歌颂它。黄河带来了无数苦难，但却给了河南人乐观与大气。”他看着坐在旁边的魏巍说：“50年代初，魏巍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振臂一呼，全国应和。魏巍的皮肤摸着也是烫人的呀!”“是黄河给了我们热烈的性格。谢天谢地!这是第一条。而热烈的情感，是创作的基本条件。最近二月河的出现说明河南大地确实有很多东西，河南还要出大作家。”说到河南外号叫“侉子”，他说：“什么叫‘侉’?我琢磨就是：看上去笨笨的，脸黑黑的，实际上内心透亮。外表有点傻，有点笨，却是内藏狡黠，有的简直是绝顶聪明。茅盾文学奖，一次有3名河南人，为什么?这还得感谢黄河。黄河的性格里有一个变字，黄河是

多变。变则通，以变看问题，看文学，这其中的奥秘不得了!”他关心河南文坛，不只是说河南的好处，他也尖锐指出河南的问题，甚至包括他自己创作中的问题。    他说：“我们河南也有缺点”，“这就是一个‘躁’字。”他说：“戒骄容易，戒躁难。大作家产生不出来，就是因为这个‘躁’。”他问道：“我们经常说我们中州古代出过多少人才，但是北宋以后以至近代呢?’’他以自己亲自考察的常熟市为例说，常熟只有10万人口，可是元朝以后出过7个宰相，8个状元，465个进士，现当代又有一批国家级教授、学部委员、院士，究其原因，得益于那里的读书风气浓厚，学风正派，学问做得扎实，读书方法也得当。“和人家比，我们河南不能骄傲，应当向人家学习。我们现在还是沉默不起来，沉不下去。因而，不是厚积薄发，深思熟虑，不可能出大作品大作家”。

　　李准分析河南的问题，同时也毫不掩饰地解剖自己的作品。他说：“我过去的一些作品不值一提了。”“现在回顾我的创作，有三个人的三句话令我不能忘记。”“一个是胡风，他在监狱里读了我的全部小说，后来他对我说：‘李准呀，你把生活写得太甜!’是啊，说得准啊。”“再一个是沈从文。……他读了我的小说后说：‘李准，你写得太少了……”“第三个是栾星。……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一次他见到我说：‘李准，再也不要写那些速朽的东西了。文学不能老是紧跟政治。”’李准总结：“这三句话只有四个字：甜、少、速朽，从教训的角度，可以说很切合我。”文艺圈里的人都知道，李准曾反复总结过他前期创作的经验教训，最著名的就是对五六十年代的所谓“运动文学”的概括。他尽管为此惹得不少人不快甚至批评，但绝对是痛陈时代弊病的箴言。

　　对家乡的关注，不只是他栖身文坛，而且对家乡各种事业的发展都寄以深情。1995年，在洛阳玻璃厂，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书写了“风樯阵马，勇往直前”的题辞。在偃师，他对偃师市制鞋业的蓬勃发展甚感兴趣，他建议偃师生产的鞋子可以推出“玄奘牌”，并挥毫写下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题辞。1997年12月洛阳大学成立河洛文化研究院，他应邀担任该院顾问。期间，他得知《洛阳市志》出了《牡丹志》，回京后，于1998年写下了“明艳澹雅，超群绝伦”的题辞，并挂号寄来。

　　李准的情结，钟情于农村，钟情于农民，钟情于乡音，钟情于文坛同道，更钟情于民族文化。

　　大概是在1995年，李准带18名大陆作家到台湾访问。台湾海基会的焦仁和会见大家，和大家握了握手，就借口忙，要离开，让他的副手同大家谈。这时李准望着他转过身的背景说：“焦先生，你就要走吗?”焦仁和听到后转过身来。“请问一个问题：焦先生你的大名是谁起的?”“祖父起的。”焦仁和在焦急中有些不耐烦。“请问是什么含义?”李准又问。“老家是河北仁和县，就以县为名。”焦仁和再答。“恐怕不这么简单!”李准强调地说，然后又设了一问：“你知道这个‘和’字是什么意思?”这种挑战性的设问，用意当然是想留下他。于是李准自己回答说：“‘和’字的大写右边是‘禾’，左边是‘龠’。‘龠’字是‘人’字下边三个口，表示它是中国很古老的一种用竹管编成的乐器，叫作‘笙’。‘笙’在中国传统乐器中最不响亮，但他一吹起来就造成了和谐。笙的功能就是造成和谐，‘以和众声也。笙有两种：‘大者名巢，小者名和’。笙就是生。人和就是笙，也就是生。你在海基会负主要责任，常常有3亿人看到你的形象，你的佛光照耀。我希望你在两岸关系牛起到‘笙’的作

用。”    焦仁和站定了，眼睛看着李准，激动地说：“说得好!我一天平

均接待6个大陆代表团，都是一看一握就走，想不到今天听你这番话，足见大陆作家文化底蕴深厚。”李准又说：“这是咱们中华文化比西方文化高明的地方。我们讲‘和为贵’，‘和气生财’。‘和’才是人生目的，而不是‘争’。海峡两岸应当立足于‘和’，而不要再‘争’下去了。‘争’的结果对双方都不好。‘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天地之美，莫大于和’，‘德莫大于和”焦仁和先生听了这番话，表示赞同。并说，一定要为祖国的统一多作贡献。李准用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化自己，同时也融化他人。自此之后，李准每年都在生日前夕收到焦仁和先生寄来的“李准先生华诞贺卡”。

　　李准71岁的生命句号是由上苍给他划的。他生长于洛阳，在风雨坎坷的文学之路，艰辛跋涉奋力攀登，执著追求；他终老于京华，终老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神圣的文学殿堂的岗位上；他用自己的生命为自己划了一个闪光的惊叹号。但哲人虽逝，业绩长存，中国的文学不朽，李准也不朽。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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