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人陈与义

怀国思乡忧故土 感时抚事胜古人 

    ——宋代诗人陈与义

陈与义，字去非，号简斋，其先祖居京兆，自曾祖陈希亮迁居洛阳，故为宋代河南洛阳人。他生于哲宗元祜五年(1090年)，卒于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陈与义在北宋做过地方府学教授、太学博士，在南宋是朝廷重臣，又是一位爱国诗人，其主要贡献还是在诗歌方面，给后世留下不少忧国忧国的爱国诗篇。

陈与义自幼聪明好学，能诗文，为同辈所敬重。《宋史》本传说他“天资卓伟，为儿时已能作文，致名誉，流．辈敛衽，莫敢与抗”。徽宗政和三年(111年)登上舍甲科，被授于开德府(今河南濮阳)教授，累迁太学博士，进升为符宝郎，掌皇帝八宝及国之符节，不久被贬为陈留郡(今河南杞县境)酒税监。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兵攻人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掳走徽宗、钦宗二帝，北宋遂亡。陈与义自陈留避难南奔，经襄阳，转湖南，绕广东、建，于绍兴元年(1131年)抵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陈与义为高宗旧臣，高宗得知他的忠心，便任命他为礼部侍郎。不久，以徽猷阁直学士知湖州(今浙江吴兴)。召为给事中，参与讨论政事，抄发章疏，稽察违失，以备顾问应对。又以显谟阁直学士提举江州(今江西九江)太平观，旋而复用为中书舍人、直学士院。绍兴六年(1136年)十一月，拜翰林学士、知制诰。七年正月，授参知政事(副宰相)，唯师礼用道德以辅朝廷，尊主威振纲纪而呕心沥血。

陈与义性格沉重，不苟言笑，待人接物谦虚谨慎。被他推荐和提拔的官吏很多，他从来不向外人流露，也不向被推荐、提拔的人表白，更不提出任何要求。因此，他在士大夫阶层中具有较高的威望。朝臣们多愿向他坦露心迹或请求指正迷津。当时，丞相赵鼎在朝廷放言：“人多谓中原有可图之势，宜便进兵，恐他时咎今日之失机。”高宗说：“今梓宫与太后、渊圣皆未还，若不与金议和，则无可还之理。”丞相的意思是，多数人主张打回汴京，收复中原，若不如此，恐怕将来因失去机会而受到追究。而高宗则认为，二帝被掳，连同太后、嫔妃、宫女都在金人手里，若不议和恐难于返回。陈与义听了之后，赞成丞相的用兵，反对高宗的议和，便婉转地说：“若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万一无成，则用兵必不免。”高宗曰：“然。”从道理上以为陈与义的话很对，但事实上他甘心于偏安江左，以求苟延残喘。陈与义看出高宗无意收复中原，他很失望，便以病托辞退职，朝廷复以资政殿学士(授予罢政宰相的职衔)知湖州，加提举临安洞霄宫(今浙江余杭西南，宋代凡执宰大臣去位者，皆以提举洞霄宫系衔)。绍兴八年(1138年)十一月病逝，终年四十九岁。

陈与义一生的主要贡献在诗词方面。他青年时诗文就写得很好，《宋书》本传说他的诗词“体物寓兴，清邃纡余，高举横厉，上下陶(渊)、谢(灵运、胱)、韦(应物)、柳(永)之间”。他曾写过一首《墨梅》，得到宋徽宗的嘉赏，并由此受到器重。他是专学杜甫的，是江西诗派后期的代表作家。他学杜甫又不拘泥于杜甫，对前贤的作品是博览约取，善于变化。他还特别推崇苏轼和黄庭坚、陈师道，但并不墨守成规，而能参合各家融会贯通，创造自己的风格。他的作品语言质朴，音节响亮，形象丰富，很少用典，明快中没有鄙俗，口语化略无平淡。所以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都比江西派的其他诗人的成就较大，无愧于江西诗中的改革派。

陈与义前期的诗，多表现个人生活情趣，与现实社会的距离较远。如《襄邑道中》写春日乘船而游，表现对风光的流连和对现实的冷漠，然而文字明快，情真意切。这个时期他写了不少类似于这样的诗。南渡以后，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特别是由陈留至临安走了三年多，一个读书人既无宽裕的资费又无别人照料，其艰辛之状可想而知。然而这一趟长途跋涉却对他的思想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一路上对现实社会的各个阶层有着广泛的接触，激发了他的爱国憎爱分明感，是一个思想的飞跃，也是他的诗词创作的一个分水岭，诗风由个人生活情趣转向沉郁悲壮，痛恨于金兵南侵，无奈于朝廷苟安，感怀家国，慨叹时势。如{伤春}、《居夷行》、《次韵尹潜感怀》等，都属于这类作品。

《伤春》写的是“靖康之难”，金兵入侵，高宗南逃，个人流浪，权奸误国。“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峰”。写国中无人，朝臣白食俸禄。“初经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写皇帝逃跑，孤臣奋战。“稍喜长沙向延图，疲兵敢犯犬羊峰”。写向子湮(字延图)在长沙抵抗金兵。全诗对朝廷给予幽默而辛辣的讽刺，特别是以皇帝和孤臣对比，形成鲜明的对照，具有较强的鞭鞑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出于对“庙堂”的谴责，对权臣误国的痛恨，对国家的忧虑和对未来国家复兴的希望。

《居夷行》开篇写道：“遭乱始知承平乐，居夷更觉中原好”。这是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呐喊。其中又写道：“人世多违壮士悲，干戈未定书生老”。是说金兵既然入侵，皇帝屈膝，权奸谄媚，力求议和，而有志之士只有冷眼悲伤。本想等待时机收得中原，而掌权者热衷于偏安以苟活，我们等到老死恐怕也没有希望。“皇天岂无悔祸日，君子慎惜经论时”。愿朝廷改弦更张，下定决心，收复故土，使满腹经纶的志士派上用场，为国为民尽忠尽孝；不然苦读春秋的书生、知勇双全的将领都没有了用武之地。仍然劝谏圣主拿出勇气，对光复抱有一线希望。

《次韵尹潜感怀》为建炎年间作品，当时他由礼部侍郎已经外放。金兵渡过淮河，逼近长江，临安也危在旦夕。而陈与义是一名放臣，无权参与朝政，只有表达心愿而已。全诗不长，兹录如下：

    胡儿又看绕淮春，叹息犹为国有人?

    可使翠华周宇县，谁持白羽静风尘?

    五年天地无穷事，万里江湖见在身。

    共说金陵龙虎气，放臣迷路感烟津。

    国难当头，天子蒙尘，山河破碎，家国不保，由谁来“静风尘”呢?徒有“金陵龙虎气”，谁也改变不了屈辱的现状。陈与义说是“迷路”，实际上十分清醒。只有清醒的人才会说出迷路的话，以敲击昏君、发蒙权臣。言外之意是督促朝廷调兵遣将，组织人马，共图收复失地，以雪靖康之耻。

诗人还写了不少怀念故乡洛阳的作品，如《虞美人》(亭下桃花盛开，作长短句咏之)“洛阳城里又东风，未必桃花得似旧时红”。《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虞美人》是写虽然到了春天(“又东风”)，洛阳的桃花未必开得和往年一样红妍。其原因是被战乱践踏得连花儿也一改旧时的俏容，给洛阳蒙上一层耻辱的阴影。〈临江仙〉是写在洛阳午桥相约饮酒，在座的都是同学少年，英雄豪杰。当时陈与义才二十多岁，金榜题名(二十四岁进士及第)。又二十多年过去了，简直像一场恶梦，虽然还活在世上，确实叫人日日夜夜提心吊胆，担惊害怕。其原因又是朝纲败坏，战争使社会动荡不安所造成的。再如《法驾导引》中的“归路碧迢迢”。《点绛唇》(紫阳寒食)中的“不解乡音，只怕人嫌我”。《木兰花慢》中的“北归人未老，喜依旧，著南冠”。等等都是写对故乡的怀念。归途遥远，又一定是杂草丛生，无路可寻，欲归而不可得。即是回去，由于长期在外难解乡音，父老子弟们对我会是什么看法呢?年龄不算大(逝世时才四十九岁)，依然喜爱北方衣著，可是现在却是南方打扮。这些诗句钓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怀恋故乡之情，任何一个羁旅它乡的人读了都会产生共鸣。

陈与义还有不少寓忧国忧民于写景咏物之中的诗。这些诗往往语言隽永秀丽，形象鲜明，多为体物写志，爱国怀乡之作。如：

门外子规啼未休，山村日落梦悠悠。

故国便是无兵马，犹有归时一段愁。

    ——《送人归京师》

朝来庭树有鸣禽，红绿扶春上远林。

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

    ——《春日二首》之一

这些诗往往充满感慨和伤离、讽寓和寄托之情，是属于清新丽质的作品，进发出对现实强烈不满的呼声。语言浅近而不平淡，构词讲究而不生涩，娓娓动听地表达出了作者深层的蕴藉之情。《四库全书提要曾评论他说：“(陈)与义在南渡诗人之中，最为显达，然皆非其杰构。至于湖南流落之余，汴京板荡以后，感时抚事，慷慨激越，寄托遥意，乃往往突过古人。”他确是鹤立一代的大手笔之一。陈与义原属于江西诗派成员，但他后来看出了江西诗派的柔弱、清高而游离世外。他学习杜甫，虽颇见成效，但由于没有像杜甫那样广泛深入而时间较久地接近人民群众，也没有杜甫那种质直朴拙而积极用世的思想品格和对现实社会较为清醒的敏锐视觉，所以陈与义为国分忧而呐喊的爱国诗篇以及对不平现实疾恶如仇的诗篇并不多，诗歌触角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也不及杜甫，缺乏积极奋发和为国牺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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