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教育家尹（火享）

亦官亦师 质直宏毅 

    ——宋代理学教育家尹（火享）

尹（火享）(107卜1142年)，字房明，又宇德充，河南洛阳人。他出身于北宋末年一个官宦及书香门第的家庭，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异常尖锐的社会里，尹（火享）有着和一般世家子弟及其他知识分子所不同的个人性格和人生道路。

尹（火享）幼年勤奋好学，后来拜著名理学家程颐为师。他青年时曾参加过科举考试，试策中有诛元祜党的建议，后来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于是他告诉程颐说：“此生我不再参加进士的科举考试了。”程颐表示赞成他的想法。实际上，程颐一生也未考取进士，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在讲学和著书立说上面。

程颐曾以“敬”和“主一”教导尹焯。尹（火享）回到住室思考问题，想来想去觉着道理没能全部理解，便去再次请教程颐，要求讲详细一些。程颐告诉他说：其实“主一”就是“敬”，“敬”的形象就是收敛身心，身心收敛了，“主一”也就做到了。比如到庙中拜神，心诚则灵，诚即为心意收敛，没有丝毫杂念，这不是“主一”是什么?以此类推，凡事亲自体验，努力实践，就会百事不敢轻看，一丝一毫不敢胡作非为。如果到了不熟悉的地方或形势不利于自己的时候，便没有什么阻碍自己行道的决心，更没有什么恩怨值得计较的，这便是运用“敬”与“主一”的大好时机，也是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大好机会。尹焯听后豁然开朗，把老师的话牢记心里，并且一丝不苟地遵照实行。这以后便成为他构筑人生观的主要基石。

程颐去世之后，尹（火享）又以晚生的身份拜见程颐的学生张绎为师。张绎，家贫而孤，幼年失学，一面佣力于市，一面发愤读书，遂以文名于世。年三十，受业于程颐；曾精心记录程颐的言行，编成《师说》，对尹（火享）的启发很大。尹（火享）为人做事心底坦诚，得到张绎很高的评价；张绎学识渊博，受到尹（火享）的极高推崇。尹焊在洛阳城内聚徒讲学，张绎鼎力支持并广为褒扬。尹（火享）敬业精神很强，专心“主一”，除吊丧问疾之类的民间大事之外》，他从不跨出学舍。士大夫们都很尊敬他，而且还经常向他求教。

公元1125年，宋钦宗即位，改元靖康。当时，同知枢密院事、京畿两河宣抚使种师道，竭力向钦宗推荐尹 （火享），说以尹（火享）的德行和学问，可以授劝讲官之职。钦宗便把他召到京城开封。他到京城后，看到朝野上下都乱糟糟的，人心浮动，社会混乱，他又不想留在京城。钦宗没有强留，便赐给他一个“和靖处士”的称号，他又回到洛阳老家。

时过不久，户部尚书梅执礼、御史中丞吕好问、户部侍郎邵溥、中书舍人胡安国等颇有名望的大臣，联合上奏请求起用尹焯。奏章中说：“河南(洛阳)布衣尹（火享），学穷根本，德备中和，言动可以师法，器识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无出其右(上)者，朝廷宣召而命‘处士’以归，使（火享）韬藏国器不为时用，未副陛下侧席求贤之意，望特加识擢(提拨)，以慰士大夫之望。”然而奏章上达，未见下文。靖康二年(1127年，即高宗建炎元年)，金人攻陷洛阳，尹 （火享）全家被杀，他的门人(弟子)把他抬到山谷中，才死而复苏，免遭一死。后来，一些有名望的官绅多次请他掌馆授徒，以厚礼相聘，都被他一一拒绝了。有些霸道的人，看到以礼聘请不行，甚至以武力相威胁，也被他凛然拒之门外。此时，尹 （火享）感到洛阳一带已无法存身，于是先到商洛山中(今陕西东南部)，又从商洛山逃到阆地(今四川北部阆中一带)。在阆地他从他的学生吕稽手中得到恩师颐的《易传》十卦，又从程颐的女婿邢纯那里得到《易传》全书，他如获至宝，拜而受之。

南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尹（火享）又由阆地到涪州(今四川涪陵)定居，并在那里研读《易经》。开辟“三畏斋”，用来安抚从中原逃出的邦人，并诚心地照顾他们。这时，大学问家、侍讲官范冲举荐尹（火享）代替自己的职位。高宗诏准，授予他左宜教郎充崇政殿说书，但尹焯以病为名辞谢不就。范冲再次上奏，请朝廷以五百金作为行李装备，派遣船只接尹（火享）回京。高宗又一次接受了范冲的建议，立即派转运使奉诏到涪州摧行。尹（火享）接旨后表示同意回京，但没有马上动身，直到绍兴六年1136年)，他做了一篇祭文，祭祀过程颐之后才离开涪州启程上路。

尹（火享）乘船自涪州到九江(今江西九江)，听说左司谏陈公辅上疏攻击程颐，请求摈弃程颐的学说。尹（火享）便停下来，立即著文上奏，奏文中说：朝臣中有人上书攻击程颐，惑乱天下。臣拜程颐为师二十年，专心学习他的学说，坚信他的理论。现在陛下让滥充经筵讲学之职，我所讲说的无非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东西。如果我要抛弃自己所学的东西，那将是犯了欺君欺父之罪。奏文呈上之后，尹（火享）自觉精神不济，体力难支，于是便在九江停留下来。继尹（火享）上书之后，宫观官胡安国在衡阳上书指出：要想让学者遵循中庸之道，效法孔孟，如果禁止程颐之学，那就等于想进屋去而不从门中走进一样的不可思议。后来胡安国又上书推荐尹（火享），称赞他所具有的学识和道德修养大有超过他人之处，足为后世法。还请求高宗命令地方官吏，疾速由水路护送尹（火享）到京城。尹（火享）再次以有病为名不接受任命。高宗皇帝听说后不无感叹地说：“尹（火享）可真称得上是一个恬淡谦逊的人啊!”乃下诏改授他为秘书郎兼说书，并即速起用。尹（火享）这才不再推辞，便进京朝见高宗后而任职。

绍兴八年(1138年)，改任尹（火享）为秘书少监。接任不久便力求辞退。高宗皇帝对参知政事(宰相)刘大中说：“尹（火享）渊博的学识，足可以作后人的楷模。大臣中有这样一个持重老成之人，也可以显示出朝廷用人的原则。”于是再次改任尹（火享）为微猷阁主管兼万寿观留传经筵翊善。翰林学士朱震病危，极力推荐尹（火享）代替自己的职务。辅臣入奏，高宗痛惜地说：“几个有名的大臣中，杨时已经去世，胡安国和朱震又将不久于人世，我怎能不痛惜呢?”赵鼎趁机举荐尹焊说：“不必过滤，尹（火享）的学识渊源可以继任朱震。”高宗指着案上的奏章说：朱震也曾举荐尹（火享）代资善之职，但听说也耳朵有点聋，教太子读书怕太费力。”于是又迁升尹（火享）为太常少卿并兼任说书。没过多久，尹（火享）又上书高宗，称病辞退。高宗一再挽留，并命暂任礼部侍郎兼侍讲。

当时，金派使臣张通古、萧哲入京要挟南宋朝廷割地赔款、屈辱投降、谈判议和。尹（火享）对此坚决反对，他向朝廷和奸相秦桧写了上疏和信件，给以激昂慷慨的痛斥和讽刺。在给朝廷的上疏中，他痛斥朝廷，令国人“痛心疾首”，这样下去，“祖宗积累的基业、陛下十二年勤抚之功，当毁于一旦。”他还引证《周礼》“关于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共兵”的话，直斥朝廷，如果相信仇敌之奸诈，而希望缓和目前危机，这难道不是失去“不共戴天”和“不反共兵”之义吗?他痛斥金国巧立名目，以诏谕为名而以割地为要!在给奸相秦桧的信中，他揭露金国对大宋的侵略和贪得无厌，指出全国百姓对此痛恨切骨，指责奸相秦桧屈膝投降，“变本加厉”。

但是尹（火享）的上疏及信件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为了敦促朝廷振作，并向臣民表示抗敌，尹（火享）便以不领薪俸施加压力。但高宗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依然不予理采。绍兴九年(1139年)，高宗又将尹（火享）由暂代礼部侍郎兼侍讲改任徽猷阁待制，并主持万寿观侍讲。尹（火享）再次上书，执意辞官。不久，高宗任命尹焯提举江州(今江西九江)太平观，引年告老，转官致仕。他便以提举江州太平观的官衔退休了。

尹（火享）自人经筵，即请退休，朝廷以礼相留。宰相张浚、赵鼎相继去世，秦桧掌握朝中大权。秦桧见到尹（火享）反对议和的上疏及给他的信件，便立即研究并请皇帝诏椎他致仕退休。因为秦桧早已不喜欢这位尹公了。尹（火享）退休三年，即绍兴十二年(1142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宋代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更为强化的时代，理学又是宋代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统治者除了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加强对人民的镇压之外，还需要在思想上统治和麻痹人民以维护其统治，而理学便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

尹（火享）拜程颐为师近二十年，是程颐颇为赞赏的学生。在程颐的教诲及影响下，尹（火享）具有良好的封建士大夫的品质。他热爱祖国，有民族气节，遵循着儒家所倡导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人生信条，严格用儒家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一生的言行，不论是在长期担任太子侍讲，还是数次辞职回家办学，始终以诚挚端庄的言行和深厚而渊博的知识而博得世人的敬重。

当时在程氏门下固然有很多有德行的人，但是象尹（火享）一样庄重仁重，质直宏毅，学识渊博甚至于有点迂腐的人就屈指可数了。正如程颐生前就不无得意地说：“我死后能坚守正道（即理学，亦称道学）的恐怕就只有姓尹的这个学生了。”看来程老夫子确有先见之明，而尹（火享）也的确是一个具有封建高尚节操的著名宋代理学教育家。

尹（火享）有《论语解》《门人问答》等著作传世。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责任编辑：Xiao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