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理学家、中原教育家邵雍

清而不激多英迈 和而不流出千古 

    ——著名理学家、中原教育家邵雍

邵雍(1011—1077年)，字尧夫，谥康节，祖籍范阳。其父曾迁衡漳(即洚水，又称漳水，今河南安阳林州一带)，又迁共城(今河南辉县)。在他30岁前后，在遍游黄河、汾河、淮河、汉水流域，周游齐、鲁、宋、郑墟后，葬其父于伊水旁，遂定居河南府为洛阳人。

邵雍是我国著名的理学家，也是北宋中叶闻名中原的教育家。青少年时，他自雄其才，慷慨激昂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读书时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从共城令李之才那里接受了以“先天图”为代表的“物理性命之学”。然后，他“探颐索隐，妙悟神契”。通过刻苦自学深得其中奥妙。随着自学年限的增长，他的知识如汪洋浩博，终于在北宋理学家中独树一帜，首开宋明以来象数的先河。他著书赋诗，传布学问，传世的有哲学著作《皇极经世》和诗集《伊川击壤集》近百万言。其教育主张，散见于这些书中，而尤以《皇极经世》书中的《观物外篇》为多。

邵雍定居洛阳时，所居茅屋破墙，难避风雨，自己常卖柴鬻薪以养家糊口，虽生活青贫亦安乐自得，因号其所居“安乐窝”，并自号安乐先生。今洛阳市南8里有其故居“安乐窝”可供人凭吊。司马光、富弼、吕公著退居洛阳，对邵雍甚为敬重，结为朋友，邵雍生活才逐渐安定。邵雍抱负远大、学识渊博、交际广泛，虽屡经举荐，却终生不仕，把精力全部用在研究学问和传布学问上。他曾长期在私学里授徒讲学。早年在共城，收王豫、周长孺等为徒，迁居洛阳后，更热心讲学，对前来求学的人“必随其才分之高下”而教之。四方之学者“慕其风而造其庐”，至使“一时洛中人才特盛”。程颢为他作的《墓志铭》中说他“讲学于家，未尝强以语人，而就问者日众，乡里化之，远近尊之……所以原风俗，成人才者，先生之功多矣”。黄宗羲、全祖望著《宋元学案》专述《百漏学案》两卷，所列邵雍门人自王豫、张岷以下著名于世者19人。

邵雍于春秋两季，爱好野游，常乘推车出游城中，兴之所至，唯意所适。因其出游成习，以致于士大夫之家能辨其车音，并争相迎候。所到之处，无论童孺厮隶或是城乡父老都高兴地称他谓“我家先生”。司马光尊奉其为兄长，二人的高尚德行尤为城乡百姓所仰慕。影响所及，常使洛中父子、昆弟相互劝诫说：“可不要做不善的事，若做坏事，难道不怕司马光和邵先生知道么?”他的英名，常使入洛之土不是先到官府，而是必须先到安乐窝。与人相处，不论贵贱、少长，邵雍均一接以诚；与人共事总是燕笑终日，随和平易；与人言谈，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有求学问者，有问必答，但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所以贤明的人折服他的德行，一般的人受到他的教化也心悦诚服。当时洛阳人才荟萃，忠厚之风天下闻名，多与邵雍高尚的道德行为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邵雍为人坦诚浑厚，《宋史》评其为“高明英迈，迥出千古”，“清而不激、和而不流”。程颢与其相交，赞叹他的学说是“内圣外王之学”。

由于邵雍在理学和教育上的影响，他被朝廷封赠秘书省校书郎。熙宁十年(1977年)他病死于洛阳，终年67岁。元祜间赐其谥号为康节。绍兴八年(1138年)诏称其“道德学术为万世师”。咸淳初(1265年后)，从祀孔子庙庭，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1522年至1566年)，祀称先儒邵子。

邵雍很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他认为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是教育，他说：“化也者，效之也，自人而效我者也”，“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人者也”。“化之必洽，教之必浃，民之情始可一变矣。苟有命世之人继世而兴焉，则民虽如夷狄，三变而帝道可举”。在谈到教育对人的发展作用时，他根据自己的体会说：“苟非先圣开蒙吝，几作人间浅丈夫”，“何者堪名席上珍?都缘当日得师真!”在论及人性及教育的关系时，他说：“善恶一何相去远?也由资性也由勤。”又说：“才者，天之良质也，学者，所以成其才也。”认为人的善恶和本领既受先天遗传的影响，又可因后天勤学而改变。

邵雍明确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正人伦”。他以强调的语气反问道：“君天下者得不用圣帝之典谟，行明王之教化?”把教育看作是君临理想社会之大务。为了达到“正人伦”的根本目的，他提出了诸如“润身为本”、“学以人事为大”、“以道经世”等多层次的具体目的。这其实仍是儒家传统教育目的中的“修、齐、治、平”。

在对如何获得知识的认识上，邵雍已初步涉及认识过程中感知思维和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想认识这样一类相当深刻的问题。他认为，知识的获得，经历着“耳闻”、“目见”、“经身”、“用心”这样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他更着重通过亲自动手去做面获得知识。其《感事吟》曰：“曾闻不若见，曾见不如经。”邵雍认为获得知识的最高阶段是“用心”(又称“经心”)。他说：“万事人沉吟，其来味更深。虽然曾过眼，须是更经心。过眼未尽见，经心肯尽寻。尽寻能得见，方始是真金。”他还说：“凡言知者，谓其心得而知之也。以心不可得而知之，是谓妄知也。”就是说只有“经心”这一思维活动，感性认识才能上升为理性认识，获得真正的知识。

在教育内容上，邵雍在私学所授的知识有两大特点：一是专授“先天之学”，进行学术性极强的专业教育；一是所授内容广泛涉及自然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儒家传统教育轻视自然科学的根本弱点。

被侯外庐称为开创象数学术系统的邵雍，他的“先天之学”，由于学术性很强，这里不作介绍。而他用象数学体系来概括宇宙的一切时，所引入的丰富的数学知识都很值得一提。象《河图》、《洛书》、《先天八卦》，尤其是《先天图》中《伏牺先天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牺六十四卦方图》，富含中世纪数学的精蕴和哲人的智慧。数学家方中通在其所著的《数度衍》中开章就说：“九数出于勾股，勾股出于《河图》。”今人李政道博士曾对《次序图》和《方图》排列组合的“八阶矩阵”作了充分肯定。认为“矩阵”的转置对应编码，在于解决数理统计和数学运算，其原理已被现代电子计算机所采用。而邵雍的《方图》正蕴藏了这一原理。德国近代数学家莱布尼兹正是从邵雍的《方图》和《次序图》里得到了启发，发明了二进位数字。它如《观物外篇》中所列举的乘法口诀、几何知识更是多见。在他的著作中，举凡天文、历法、地理、生物、物理乃至科学史以及医学心理方面的内容都有所涉及。

在教学与学习的原则、方法上，邵雍的菱中也有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至诚。邵雍认为“至诚”为治学要旨。他说：“至诚可以通神明，不诚则不可得道”、“至理之学，非至诚则不至”。他反对于所学之外的“多求”和“杂学”，认为在治学上若心猿意马，投机取巧是难以学到真本领的。

二、勿我。邵雍提出，学习知识的时候，要从事物的立场出发，不要从“我”的立场看问题。他说“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他认为“学者之患，在于好恶先成于心，而挟其私智以求于道，则蔽于所好而不得其真”。当然这不是要为学之人不要自己的主张，所忌者，唯“太过”而已。

三、量力。他说“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他已经注意到了教学中的量力性原则。他要求依据教学内容和学生接受能力，使学生有步骤地学习，反对对学生强行灌输。他说：“物理之学，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他也反对放任自流。他说：“理到昧时需索讲，情于尽处更可言”，就是说，对于学生不懂得的知识，必须给以适当的讲解。

四、勿满。他明确提出“人患乎自满，满则止也”。他举例说：“禹不自满，假所以为贤，虽学者亦当常若不足，不可临深以为高也”。他把自满看作是缺乏道德修养的表现。他说：“无德者责人、怨人、易满。”他奉劝学子不要妄自尊大’：“人之精神贵藏而用之，苟街于外，则鲜有不败者”。他认为，要想学到真本领，必须虚怀若谷。他要求学生活到老，学到老。他说“学在不止。故王通云‘没人而已’。”邵雍本人就十分廉虚。时人评论他先见默识，未尝自名，很是中肯。

五、师友讲习。邵雍很重视师友之道。他说：“三人行必有师焉，至于一乡之贤、天下之贤，以天下为未足，又至于尚论古人，无以加焉”。他说：“惟朋友讲习无悦于此”，认为师友讲习对学习十分有益。他在《劝学》篇中把“尽师友精一之议论”作为重要的学习方法推荐给后人。

六、多闻择善，读书究源。在“博”于“精”的关系上，邵雍主张“多闻，择其善而从之”。他认为择善而从“当仁不让于师者，进人之道也”。他提倡读书要求源，反对不问所以，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他说“记问之学，未足以为事业”。张载为邵雍所写《行状略》评他于书无所不读，“诸子百家之学，皆究其本原。”关天道德修养的见解可归结为六个方面。

1、循理尊道。就是把封建的纲纪伦常、等级各分视为永恒不变的理与道，强调“循理则为常”、“能安分则谓之道”，并把它作为调整当时社会各种关系的准则和规范。

2、行诚为群。在教育领域，邵雍不但把“至诚”看作为学之道，而且把“行诚”作为个人道德和精神面貌的重要标准。他说“言发于真诚，则心不劳而逸，人久而信之。作伪任数，一时或可以欺人，持久必败”。邵雍自己对人就是“无贵贱少长，待接以诚”的。邵雍明确主张做人为群，妥善处理人际关系。他说“为人须是为人群，不为人群不尽人”。“人心龃龉—身病，事体谐和四海春”。

3、修善积德。他说“修善积德，君之常分”。他认为如果不能行善，就丧失了做人的价值，“出口无善言，行事无善身，徒有人之身，殊无人之贵”。他指出欲积德便须行善，提倡“见善必为，力尽而止”。他说：“金须百炼然后精，人亦如此”，认为道德修养要靠在实际中坚持锻炼，不断积累，逐步前进。他所说的“善”和“德”，当然离不了封建的道德，但其提出韵修善积德的修养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德教育的规律。

4、轻言尚行。他说“君子常行胜言，小人常言胜行”。并把是否“尚行”与社会风气的好坏联系起来，提到国家兴亡的高度去认识。他说：“夫天下将治，则人必尚行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言也”。他对生徒的要求是言行一致，他考察人的标准是“表里洞照”、“察言观行”，但他更强调“行”。他倡导学生多干实事，少说漂亮话，不断把道德认识转向道德行为乃至养成习惯，从而提高道德

修养水平。

    5、责已慎独。他提倡自省自克，反求诸已。他说，“即为十分人，须责十分事”。责已重以周，与人不求备”。

6、追琢就新。他说，“欲成全器须追琢，遇失如何不就新?”意思是说要想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必须随时改正自己的过错，向好的方向努力。他劝诫学生说：“至宝明珠非有类，全珍良玉自无瑕。为珠为玉尚如此，何况为人多过差?”他反对文过饰非，认为“君子改过，小人饰非，改过终悟，饰非终迷。”他主张改过须及时，“事之未急，当速改为；事之既急，虽悔难追”。

在师生关系上，邵雍认为学生应当尊敬老师，老师更应热爱学生。当邵雍就学于李之才时，“师礼甚严，虽在野店，饭必捆，坐必转。”邵雍为师时，一面对弟子的家属也一贯体贴人微。周长孺死后，家贫，“康节留其家经济甚备，教其子纯明以学问，为娶程伊川(程颐)先生之侄”。学生也敬他如父兄。邵雍早年家贫，年40余尚未娶妻，他的两个学生姜愚和张仲宾“谋为之娶”，而且“姜愚登进士第，月分半俸奉康节。”

 邵雍在著书讲学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他的儿子邵伯温一出生，他就意识到了作为父亲应尽的教育责任。他说：“我本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为人父。鞠育教诲诚在我，寿天贤愚系于汝”。他不断教育儿子要“明善恶”、“通知行”、“改过错”、“思贤能”。邵雍认为教育要及早进行，教劝童子要珍惜少年时光。他说：“一生之事慎在少”、“春无再至、“花无再开、人无再少、时无再来”。

    附：邵伯温简介

邵雍子伯温，字子文，生于宋仁宗嘉元年(1056年)，由于邵雍名重于世，司马光、富弼、吕公著、程颢、程颐兄弟均交其门，所以伯温人则受父教诲，深得“人间父教”，出则以兄事司马光、程颐等，因此他的学识日益见博，“尤熟当世之务”。

司马光出任宰相时曾力荐伯温为官，但未成而司马光去世。吕大防为相时，曾命伯温任西京国子监教授，并将司马光的孙子司马植托他教授。邵伯温到任后教诲司马植说：“你是司马温公的孙子，朝中谏官司马康的儿子，自己学好学坏，是贤是愚，能引起天下舆论的密切关注，这是令人可畏的”。在邵伯温的教诲下，司马植变“贤愚在天下，可畏也”的巨大压力为激励自己奋发的内在动力，力学不懈，终于成为有建树的人。他的弟子赵鼎任宰相后，曾为邵伯温作墓表说“以学行起元祜，以名节居绍圣，以言废于崇宁。”这三句话是对邵伯温一生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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