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边兴利的滕子京

名以召毁 才以速累

    ——保边兴利的滕子京

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以字行，河南洛阳人。生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卒于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文题“名以召毁，才以速累”是滕子京的同僚好友、北宋名臣范仲淹在滕子京死后，为他写的《天章阁待制膝君墓志铭》中的话。意思大致是滕子京是一个既有名望又有才气的人，然而他性“疏散、好荣进”、“负大才”、又“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所以“为众忌嫉”，招人谤议。这大概是他性格上的弱点，然而略窥滕子京的政绩，应该是一位为国为民“保边兴利”的历史人物。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春，滕子京与范仲淹同举进士。后来范仲淹在泰州(今属江苏省)任盐官，滕子京也在泰州任军事推官。范仲淹看到滕子京在职事之外，孜孜聚书作文，喜宾好友。最引起范仲淹重视的是二人共同参加保护海堤的事。当时泰州的治所在海陵(江苏泰州东)，东临大海。一天刮起大风，海潮汹涌澎湃，风潮向堤坝直冲过来，护堤的军民逃散，官吏惊慌失措。只有滕子京神色不变，从容不迫地向大家讲解海堤存亡的利害，大家由镇定转向坚信战胜海潮，保护海堤的能力和信念。这种气度和魄力使范仲淹认定是非常之才，从心底深处敬佩他。

后来，又由于范仲淹的一再推荐，滕子京被召试学士院，授大理寺丞，知太平州当涂县(今属安徽省)，移邵武军、邵武县，再迁殿中丞。时逢皇宫失火，烧成一片灰烬。御史府下令追查失火原因。滕子京看出宫内的纷乱和倾压，连忙上书，以为火灾虽缘人事，实系天时，若追查审讯太严，恐怕严刑之下必有冤魂，不如“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宋史——滕子京传》)。如果能够赦免所有被牵连而囚禁的人，则灾变可销而福祥即来。宋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撤销此案，放还所有囚禁的人。此时章献太后正在临朝称制，滕子京借此机会上言曰：天下火失其性皆田政失其本，请太后归政于仁宗赵祯。太后驾崩，仁宗施思于劝太后还政者，滕子京拜左正言，迁左司谏。后因事贬尚书祠部员外郎，知信州(今四川奉节东北)，再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东南)，徙知湖州(今浙江吴兴)，赐官五品。西夏犯边，朝廷进滕子京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西夏起兵攻宋，以西北镇戎军(属泾原路—今甘肃镇原)为突破口，三日后兵临定川砦(今宁夏固原西)。泾原路兼招讨、经略、安抚副使葛怀敏会合知镇戎军曹英率诸路、军都监、西路都检使及有关砦主兵马，在定川同西夏军展开浴血奋战，最终宋军覆没，葛、曹二将领牺牲，9400多人、600多匹战马被西夏获取。西夏军直指渭州(今甘肃平谅县西)，关中震恐，民多逃匿深山中去。当时，任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属泾原路)的滕子京深知泾州兵力匮乏，便紧急征集农民充役守城，并招募英勇敏捷之士探知敌情，所获情报每日二三次快速通报各郡守。而范仲淹正置环庆路(陕西四路之一)经略、安扶、招讨使任上，率汉、蕃部卒60叩多人，兵分三路救援，终使西夏军勒马却步，退回塞外。

战事虽然有了转机，但天不作美，连续十余日阴雨不停，军民茫然，苦不堪言。为了鼓舞士气，抚慰民心，滕子京在泾州城内摆设酒宴，欢迎援军，犒劳士卒，并将在战役中死难的士卒列其姓名，供于佛寺，隆重祭奠，对他们的妻儿妥善安置。此即史书上所称之谓的“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又藉定川战殁者，哭于佛祠，祭酹之，因厚抚其孥，使各得所欲”。·由此“士卒感发增气，边民稍安”(《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五)，边城形势很快好转。

    消息传至东京开封，仁宗非常高兴，擢范仲淹为陕西四路(秦凤、泾原、环庆、（鹿阝）延)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范仲淹举荐滕子京为天章阁待制、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庆州(今甘肃庆阳)。滕子京以为授官太过，而谦恭知礼地上奏朝廷，免去“招讨”称号，既可与范仲淹、韩琦的“招讨”官职有别，又与统辖管制有利。“朝廷以其知体，诏从之”(《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滕子京由泾州赴庆州，泾州百姓及阵亡将士家属结伴为他送行，亭馆外哭声悲切，观者无不为之落泪，场面极其感人。

庆历三年(1043年)，滕子京被授于环庆路都部署、经略使兼知庆州。该路辖环州、庆州、（鹿阝）州、宁州及二十六砦，将佐数十人，兵马五万余。各级官吏恪尽职守，各蕃部军马、事务井然有序，标示着滕子京的睿智与才干。当年九月，也就是腾子京御敌、犒军一周年之际，他被贬为权知(暂时代理)凤翔府(今属陕西省)，原来有人背后对滕子京进行陷害性的发难与弹劾。

《滕君墓志铭》中说他“处置戎事甚得机要，边人咸称之”。这么一个文武双全、深得民心的人，却遭到“忌嫉”他的人借机攻击。首先是陕西路经略安慰招讨使郑戬说他在泾州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贯)，继而有监察御史梁坚的弹劾，罪名有三：一是在泾州贱买百姓的牛驴犒劳士卒；二是在邻州设声乐数日，费口子(银子铸压成板)三二十片；三是任都部署期间挥霍十六万贯，其中有数万不明用向。奏折一上，仁宗发怒，满朝震惊，一面命太常博士燕度往（ 分阝）州调查，一面将他调离庆州，权知凤翔府，实际上是让他等待审查。

“枉费公用钱”一案，惊动朝野。曾率援兵救泾州而后任参知政事(宰相职)的范仲淹，首先站出来向朝廷面奏滕子京在泾州守边扶民的事实经过，说明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并无太过，所谓的“过使公钱”既没有那么多，更没有被滕子京贪污。请朝廷作主，让滕子京继续留任理政，还可以派人调查取证。如果滕子京确有侵吞公款或其它违法之错，即可勘查审讯；反之则要追究责任，澄清事实，停止弹劾。范仲淹的这次上奏正值皇帝盛怒，为避结党之嫌只有独自陈说，因为群臣不明其中事理，所以也无人站出来为滕子京说话。

范仲淹第二次上奏，朝中气氛已趋缓和，他以耳闻目睹的事实，对梁坚弹劾中所罗列的罪名一一加以批驳：关于在泾州贱买百姓牛驴迎犒士卒之事，当时葛怀敏兵败，泾州少兵，大敌当前，宗谅招募数千人守城。其时天寒地冻，军情紧急，又是宗谅接应人马，酒食柴草，人心大喜，军情安定。在仓卒间收买牛驴犒军，价钱无论亏盈都应视为情亦可恕。关于（分阝）州声乐，乐人弟子得到银揲子之事，实际情况是当时众官射箭，以银揲子作的靶，凡射中的揲子赏给在场服务的军人及乐伎。此事并非滕子京所为，而是故意强加。关于枉费公用钱十六万贯一事，实为无端夸张。滕子京统领环庆路刚上任，诸部属及羌人首领千余人前来谒见，宗谅宽待客人确实赠送了一些钱，但数量仅有3000贯，哪有那么多妄加的钱数!范仲淹还以自己在庆州用公款换得利息的做法，认定滕子京在日常公务所用的钱和物，也一定是借用公款取得的利息弥补公用的不足，决不是“枉费公钱”。同时，范仲淹还特别奏明：滕子京在泾州守边抚民的突出表现，说明他是危难奉命、急难可用的封疆良吏。如果对一个都部署、经略使，在无真凭实据的情况下，象驱赶一名小吏一样，随便加以贬黜或调离，后任的主帅还敢见机行事吗?主帅没有大错而夺其权，甚至下狱治罪，岂非做了我痛仇快的事，无异于帮助敌人瓦解大宋军心!他还向朝廷担保，“若宗谅显有欺隐人已及乖违大过，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续资治通鉴》卷四十六)。

沸沸扬扬的“枉费公用钱”一案，事情办理的当时滕子京便有所准备，他为了怕牵连别人，事后便将账簿烧掉，出事由他一人承担。事情出来后，虽经范仲淹一再讲明事实真相，力辩申救，结果还是有许多人被株连，囚系满狱。接任滕子京做庆州知州的田况，又一次深入了解滕子京在任并无大过，而太常博士燕度在调查此案时，“生事张皇”，弄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田况为此“累具奏状”，未见示下。又遍写书信，告知朝廷大臣，请他们帮助“以达圣听”，而大臣们又各避同党之嫌，不敢将书信呈奏，又噤若寒蝉，一言不发。

不久，以论事切直著称的知谏院欧阳修说话了，他说：近闻燕度调查宗谅一事，事枝勾蔓，追直使尽，受刑者比比皆是，无罪之人囚系满狱，边塞军民将吏见其如此张皇，人人嗟怨。他为此写了三篇上疏：《论葛宗古等不当减法札子》、《论燕度勘滕宗谅事张皇太过札子》、《再论燕度鞠狱枝蔓札子》。明确表示，此事喧嚣，边将不安。亦闻田况之言，宗谅别无大段罪过，而是燕度生事张皇所致。如此动摇人心，若不止绝，西夏首领赵元昊乘机出兵，谁肯为朝廷用命!特别强调，田况为皇上侍从，素非奸佞，其话可信，必不虚言。恳请皇上速令结案，并告谕边臣，今后用钱只要不据为已有，但可便宜从事，不须畏避，以使安心用命立功。

由范仲淹、欧阳修、田况等一批敢于正言直谏、具有胆识的人舍身相救，加上燕度勘鞠无果，又查不到滕子京侵吞公款的任何证据，虽然滕子京免遭刑狱之苦，梁坚也已死去，但是少数谏官仍然抓住不放。其原因就是这里有它的政治背景：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遭到保守派的极力阻挠，进而又从各方面诋毁、打击、削弱范仲淹及改革派势力，于是便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无端陷害，构成冤狱。朝廷不得已后来还是将膝子京降官一级，保留天章阁待制，于庆历四年(1阴4年)正月将藤子京移知虢州(今河南灵宝南)。

然而，事情到此仍未结束，御史中丞、翰林学士王拱辰对处理结果依然不满，扬言滕子京盗用公款’，只削官一级，处理太轻，并不停地上书朝廷公开论奏，说降级守虢，唯恐边臣效法，宜施重责。朝廷不接受他的意见，他便闹起个人情绪，呆在家里请求自贬。在这种情况下，滕子京再次被贬知岳州。事后，宋仁宗虽然批评了王拱辰，“勿以朝廷未行为沮己，而轻去以沽名”，然而滕子京还是于当年二月又从虢州到了岳州(宋代称岳州巴陵郡，即今湖南岳阳)。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范仲淹《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的名篇，无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为世人所称道，近千年来一直在激励着忍辱负重、埋头勤政的人，使他们走出哀怨和消沉。

巴陵郡地处湖南东北，洞庭湖东畔。这里山重水阔，气象万千，“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岳阳楼在岳阳城西，建于唐代初年(或曰更早)，因名相张说曾谪守于此，常与宾朋雅士游宴酬唱而显名天下。后来如孟浩然、李白、杜甫、刘禹锡、韩愈、白居易、元稹、李商隐……等都曾到此游历，并留下诗文名篇。滕子京到巴陵一年余，政绩沛然，万民翘首，于是便着手重修岳阳楼，扩大规模，刻名人诗赋七十八首于其上。

庆历六年(1046年)春夏之际修成岳阳楼，六月十五滕子京写了一封《与范经略求记书》，请范仲淹为新修的岳阳楼作记。当时滕子京只知道范仲淹已罢相，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知邻州兼四路经略安抚使，但他不知道范仲淹又被获准到邓州(今属河南省)任给事中、知邓州军事。送书人几经周折，终于将书信及制图送到范仲淹手中。范仲淹不负厚望，于九月十五写成传世之作《岳阳楼记》。当时的人，把滕子京修楼、范仲淹作记、苏舜钦书写、邵竦篆刻称为“天下四绝”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对滕子京的政绩作了高度的评价，“政通人和，百废具兴”是说上下政令通行，百姓安居乐业，和睦相处。而长期废弛的事情，一件件都兴办起来，非常兴旺发达。这个评价虽然有些夸张，但滕子京确为岳州百姓和其它州(郡)人民办过不少好事。他在岳州三年，除重修岳阳楼之外，还修筑堤堰以治水患，又便于舟楫商旅交通往来。还建岳州学堂，接见诸生以兴教化。凡滕子京任过知州的州郡，他都兴建学校，特别在湖州吴兴郡(今浙江吴兴)所办的学校最为出色，培养出不少人才，充满江淮之间。范仲淹称他“育人之孤，急人之难多矣。”欧阳修赞誉他“去宿弊以便人，兴无穷之长利”。

《岳阳楼记》从题目上看是记楼，以楼写景，实际上是借题发挥，以景抒情。全文落笔脱俗，气度恢宏。由情而发出的议论，声情并茂，情论兼融，慰抚了滕子京所希望的“托思于湖山数千里之外”的伤情。末段尤为寥廓凝重、坦露心迹之笔。范仲淹与滕子京的宦海浮沉，有不少相同之处，但更重要的是二人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前文的“去国怀乡，忧谗畏讥”，“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是末段的础石，有如此胸怀才“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忧民、忧君”是点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文章的精晶，与其说是范仲淹勉励自己，倒不如说是与滕子京共勉。“微斯人，吾谁与归?”点出二个光明磊落、亲密无间的关系，不必海誓山盟而友情全露。

庆历七年(1047年)正月，滕子京迁知苏州，到任不足一月，苏州百姓“歌其能政”。正当滕子京欲大展宏图、报效国家时，由于长期意郁、积劳成疾，不久便卒于任所，享年五十七岁，葬于江南池州青阳县(今安徽贵池)九华山金兔原。范仲淹听到消息百感交集，仰天长叹：“呜呼!……闻其终，泣而诔之，惜其才有余而命不足，不得尽其术。”他慨然应允“生民、诸子”的请求，为滕子京写了一篇融记、情、议为一体的《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宋史》中说：“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只有“积书数千卷以遗子孙”。

滕子京忧国忧民，勤政廉明，深受百姓拥戴。“嗟嗟子京，天植其才，精爽高出，诚意一开，抗职谏曹，辩论弗摧。主略边方，智谋横来。嗟嗟子京，为臣不易，名以召毁，才以速累。江河不还，鬼神何意!”如此的一位封建官吏，当时难得! 国之劳臣种世衡被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评之为“夙夜乃职，星霜厥身。生则有涯，死宜不泯。”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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