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豪刘禹锡

    刘禹锡，字梦得，河南洛阳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卒于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是唐中叶的思想家、哲学家，优秀的散文作家和杰出的诗人。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上，他都占有一定地位。他是唐德宗贞元进士、博学宏词科及第。他在青少年时代，便对诸子百家有广泛的涉猎，具备相当深厚的文化修养，所以二十一岁中进士，授监察御史。

唐顺宗永贞年间，他和柳宗元共同辅佐王叔文执政，并参加了以王叔文为代表的政治革新集团，不久革新失败，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贵州遵义西)司马，后任连州(今广东西北部连县境)、和州(今安微和县)刺史，外放为官二十多年。后来入朝做主客郎中。晚年回到洛阳，迁太子宾客，官终检校礼尚书，终年七十一岁。

刘禹锡除了从政以外，他首先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哲学家，对学校教育也很关心。他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诗歌。其著名诗篇有《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等篇，《插田歌》、《竹枝词》、《柳枝词》等组诗也很有名，富于民歌特色。《视刀  环歌》、《秋风引等》小诗，意味隽永，流传很广。晚年闲居洛阳，与  白居易过从甚密，寄情诗酒，唱和颇丰。

刘禹锡诗的题材比较广泛，由于他终生为官，所以有反映中唐  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诗；由于他外迁时间较长，接近民间，所以有反映下层人民群众生活和风土人情的诗；更由于他多次贬官、外放，受到打击，心情不畅，所以又有咏怀古迹，讽谕时事，寄托身世的诗。在这些诗中，战斗性最强的是讽谕诗，如《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说：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载。

这首诗是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被贬朗州十年之后奉召回到长安时写的。因为诗中“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即今贵州遵义)刺史”(引日唐书+刘禹锡传))。这里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刘禹锡被贬播州，路遥地僻。当时，他的好友柳宗元正在柳州刺史任上。当他听说刘禹锡家有高堂之亲，柳州要比播州开放得多，交通也很方便，于是便向朝廷上书，要求以柳州刺史交换播州刺史照顾刘禹锡，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以柳易播’’的佳话。刘禹锡早年进士及第，在监察御史任上，正当踌躇满志、年轻有为的时候，被贬谪外地，过着长期的逐客生活，给他心中留下很深的创伤。他心中激愤，不能自平，忧伤愤惑自然表露于外。当时他写了不少讽谕诗，这是其中最好的一首。

诗中的“紫陌”是旧时对皇城里道路的称呼；“玄都观”是道教的庙宇，在长安朱雀街以西；“桃树”(花)是比喻显赫的执政者。当时在京的官僚都是刘禹锡被贬以后提拔的(“刘郎去后载”)，表示了刘禹锡对新进权贵的愤怒和不满。诗开篇以“紫陌’’对“红尘”，⑤染了京都的表面繁华景象，然而笔锋一转刺向权贵，同时也是刺向皇帝，所以才有“复出为播州刺史”的再次贬谪。这次被贬十四年之后，他又回到京城长安，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序：

余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为屯田员外邓，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太和二年(828年)三月。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树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诗序写他两次贬谪、两次回京的经过，诗是第二次回京写的。两次回京两游玄都观，而玄都观的景色前后迥异，因而题写了这首诗。诗写玄都观一片破败的景象，过去的盛况绝迹了。偌大的一座玄都观，一半长满了苔藓，菜花代替了桃花。种植桃树的道土如今不见了，可是我刘禹锡却又来了。诗中以讽刺的口吻，写出那些曾经煊赫一时的靠镇压革新派起家的权贵们，一个个被政治斗争的漩涡吞没了。诗人不顾政治上的一再黜退和打击，表示了对悻臣权贵的蔑视。两诗并读，后者的讽刺意味更为浓重。

在刘禹锡的讽谕诗里，也有描写农田情景的诗，最有影响的要推《插田歌并序》了。这首诗写于在连州做刺吏的时候，序中说：“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登上城楼眺望，农夫正在插身，空中“燕子东西飞”，坡L‘‘冈头花草齐”，田埂“如线”，水光“参差”，恰似一幅美丽如画的农田图。接着写农妇、农夫一面劳动，一面唱歌，诗人巧妙地说：“但闻怨9向音，不辨俚语词。”歌声有哀怨的意味，却听不懂唱的是什么词。这里所说的也可能是事实，但更多的可能是故作不懂，以免惹祸。诗末农民与吏人的对话，讽刺的寓意是很明显的，摘录如

自言上计吏，年初离帝乡。

一来长安道，眼大不相参。

计吏笑致辞：“长安真大处”

省门高轲峨，侬入无度数。

昨来补卫士，唯用筒竹布。

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

诗的大致意思是：一个地方政府小吏(上计吏)，到中央政府办公事，刚从京城回来。农夫说：“你对京城一定很熟悉，从长安一回来，眼界大了，就不愿和我们在一起了。”小吏笑着说：“长安真是太大了，中央机关六省(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六省)的大门个个巍峨高耸，我已经进去无数次了。近来我的名字已经补人禁卫军的缺额，这可不是白补的，需要缴纳很多值钱的细竹布。你们等着瞧吧，三两年之内，我要到京城去做官了。”这反映出唐末，宦官专权，朝政日非，国库空虚，加上牛、李党争，卖官鬻爵，黑暗不堪，唐朝政权就要摇摇欲坠了。刘禹锡写这首诗，是为了反映现实，序“以俟采诗者”就是把“俚语词”写入诗中，以便民情上达，同时也给类似于“上计吏”一类的人一个无情的揭露。

刘禹锡的诗中，借咏史怀古，希望统一，反对割据的诗是很有价值的。如脍炙人口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这是《金陵五首》的第二首。乌衣巷，在金陵(今江苏南京)秦淮河南岸，离朱雀桥不远。三国时是吴国守卫金陵的军队驻扎地，因士兵都穿乌衣，故名乌衣巷。东晋初年，元帝的宰相王导住在这里，后来成为南朝大世族王、谢两家的住宅区。此诗明白如话，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咏史。仅仅两句，把吴国和东晋两个朝代都包括进去了。试想，旧时王、谢大族的高堂华厦，该是何等的威严壮观，是平民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然而时代变迁，昔时王、谢两家的威风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取而代之的却是寻常百姓。咏史是为了喻今，警告唐末的太监、佞臣和藩镇们：当今飞扬跋扈、横行天下，将来依然逃脱不了王、谢的下场，成为世人讥刺的笑柄。

再如《西塞山怀古》，借凭吊古迹而追怀往事。西塞山在今湖北大冶东，是长江中游要塞之地，为东吴的江防前线。东吴初年，大帝孙权心胸万服，不可一世。待晋武帝司马炎伐吴，便“金陵王气黯然收”了。“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东吴修建的拦江工事所用的八千尺(夸张之词)铁锁，早已沉入江底。晋军兵临城下，东吴只有把旗举出城墙而投降了。诗的末回句是：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获秋。

面对古迹，回伤往事，无论如何撕杀拼斗，只有给大地留下斑斑血痕，而江山依然如故。如今四海一家，全国统一，历代割据者所修的工事，应该成为后人血与泪的教训而加以反思。当时的唐代，朝内勾心斗角，藩镇各自为政，在形式上统一的掩盖下饱藏着分崩离析折的危机。诗人担心，有朝一日·“安史”一类的战争再起，造成兵荒马乱，民不聊生，那将又是人民的一大灾难。在这里作者怀古刺世的用心是很明白的。此外，刘禹锡还写过不少发泄胸中郁愤的诗，借咏物诅咒群丑的反动统治，这些诗都具有相当强的社会意义。

    长期留寓蜀山巴水之间的刘禹锡，对当地民间歌谣进行过认真的学习和研究，对他的诗歌创作注人新的生机。《竹枝词》、《杨柳枝词》等组诗富有民歌特色，在唐诗中别开生面。《竹枝词》共有十一首，篇篇都是佳作。如：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睛。

诗的前两句是起兴并点出诗眼，然后围绕“唱歌声”，通过对“东边日出西边雨’’的自然景特描写，运用语音双关的修辞手法，以天气的“晴与无晴”谐和“无情和有情”，把“晴”与“情”两种无关的事物巧妙地统一起来，天衣无缝而清新喜人。再如：

山桃红花满山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诗写一个在爱情上遭到挫折的深情女郎的愁怨。以桃花瓣纷纷扬扬，落满山头，蜀江春水川流不息，从中引出两个贴切的比喻：红花……郎意、水流……·侬愁。并指出产生愁怨的原因和愁绪的绵长。

这种民谣原产于四川东部，是音乐、歌唱、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诗歌，含义婉转，情意浓厚，多用于歌唱爱情和抒发情绪。刘禹锡喜爱这种民谣，他不仅认真听，还学会了跳和唱。此类诗歌有健康的情调和浓厚的特色，诗人从表现手法上吸收民歌的营养，进而加工创造，所以显得更加清新隽永。

刘禹锡从少年开始直至临终，都在孜孜不倦地进行诗歌创作，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文学事业，给中国的文学宝库留下了珍贵的财富。他的诗歌成就是多方面的，流传千古的名句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等，都是诗人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高度概括的结晶，是很能发人深省和引人深思的。白居易尊称他为“诗豪”，宋代的苏轼、黄庭坚都学习研究刘诗，模仿写作《竹枝词》。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刘禹锡的诗歌经过时代的考验，代代吟咏，特别是他向民歌学习，探索诗歌发展方向的精神，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在哲学上，刘禹锡是著名的朴素唯物主义者，其哲学著作《天论》等篇，阐发了无神论思想，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他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学说，即“天”(大自然)与“人”(社会上的生物个体群)各有自己的职能，天的职能是“生万物”，人的职能是“治万物”。有时候人能胜天，如疏浚河道，开山筑路，驯养牲畜等等，而有时候人对天却无可奈何，如水旱灾害，森林天火，大小地震等等，只有受天灾之苦。这其中多数属于宇宙中的自然规律，天与人只有各行其职了。他的这种学说，虽然有继承前人的成份(当然也是应该的、免不了的)，但是却进一步反映了“人”、“天”互相制约的客观事实。

与此同时，刘禹锡还进一步驳斥了当时根深蒂固的“因果报应’’论和“天人感应”说。“因果报应”和“天人感应”都是封建时代统治者用以麻醉和统治人民压迫人民的社会舆论工具，教人不要反抗，要服服贴贴地做牛做马，这都是天生注定的。他的驳斥是教人不要听从摆布，任人宰割，而要看到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安排人生。当然，由于时代和个人地位的限制，他不可能教人反抗当时的社会。尽管如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刘禹锡能够认识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不同，提出人们要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这种“人能胜天”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刘禹锡正是基于他的哲学思想，他反对每年以大量的经费祭祀孔子，但他并不反孔，他以为圣人孔子，百民敬仰，百代之师，无可厚非，但每年要花费四千万钱的祭祀费实在不应该。如果用这个钱去开办学校，资助教育那将是天下人的幸事。

《刘梦得文集》中对“胶痒不闻弦歌，而室庐圯废，生徒衰少”的现象表示不满，他认为当时这种学校教育衰败现象所以产生，原因在于“无资财以给其用”。所以他请求把每年各州县祭祀孔子的经费，一半归地方增办学校，一半归国家太学。

据他计算，当时有1700个州县，每年祀孔经费超过四千万，这对于教育事业是没有好处的。可惜朝廷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欧阳修、宋祁所著《新唐书·刘禹锡传》略记此事。兹将他的上书附录于后：以察刘禹锡重视教育的思想。

禹锡尝叹天下学校废，乃奏记宰相曰：言者谓天下少土。而不知养材之道。郁堙不扬，非天下不生材也。是不耕而叹廪庾之无余，可乎?贞观时，学舍千二百区，生徒三千余。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国。今室庐圯废，生徒衰少，非学官不振，病无赀以给也。

凡学官，春秋释奠于先师，其止辟雍、泮官，非及天下。今州县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庙，其礼不应古，甚非孔子意。汉初群臣起屠贩，故孝惠、高后间置原庙于郡国，逮元帝时，韦玄成遂议罢之。夫子孙尚不敢违礼飨其祖，况后学师先圣道而欲违之。传曰：祭不欲数。又曰：祭神如神在。与其烦于荐飨，孰若行其教?今教颓靡，而以非礼之祀媚之，儒者所疾，窃观历代无有是事。

武德初，诏国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祭。贞观中，诏修孔子庙兖州。后许敬宗等奏天下州县置三献官，其他如立社。玄宗与儒臣议，罢释奠牲牢，荐酒脯。时王孙林甫为宰相，不涉学，使御史中丞王敬从以明衣牲牢著为令，遂无有非之者。今夔四县岁释奠费十六万，举天下州县岁凡费四千万，适资三献官饰衣裳，饴妻子，于学无补也。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责任编辑：Xiao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