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诗人白居易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以洛阳龙门香山为据自号香山居士，又因曾做过太子少傅，后人又称他为白少傅。他的先祖是太原人，后迁居下邦(今陕西渭南)，而他本人却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出生在新郑(今属河南省)，后又迁至河南荥阳，卒于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历经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六朝。白居易一生做过许多次的官，从校书郎、县尉到刺史、分司东都(洛阳)。他向往洛阳，热爱洛阳，曾两次在洛阳居住和做官，特别是自分司东都到去世，在洛阳度过了他十八年的晚生活，有政绩，有诗作，最后又葬在洛阳龙门香山。

白居易的远祖是秦代名将白起。白起去世，其子白仲被秦始皇封于太原，故有太原人一说。白起以下二十八代孙白建移居韩城(今属陕西省)。白居易的曾祖父白温又迁至下邦，所以有时又称下邦人。他的祖父白铿娴于五言诗，有诗集十卷，十七岁考取明经科，曾任洛阳主簿。他的父亲白季庚也是明经科出身，做过地方小官，颇有政绩。由此看来，白居易出身于一个诗文和仕宦著称的小官僚家庭。然而，这个小官僚家庭早已在动乱中没落了。

据白居易的好友元稹所编《白氏长庆集序》中说：“居易幼时读书勤敏，与他儿异。五六岁识声韵，十五志诗赋。”就在这个年龄，由于李希烈的作乱，他曾在徐州、越中等处避难。稍长，又东奔西走，愁于衣食。“离乱失故乡，骨肉多分散”。“可怜少壮日，适在贫贱时”。“忆归复愁归，归无一囊钱”。“时难年荒世业空，第兄羁旅各西东”。这些诗句蕴藏着诗人的无限辛酸，表现出诗人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深切感受。

德宗贞元十年(794年)，他的父亲白季庚死于襄阳别驾任上，他竟无力搬运灵柩。此后家庭更加困难，只得到浮梁(今江西景德镇东北)依靠他的大哥白幼文。这时他穷得连参加考试的路费都筹措不起，因此耽误他多年参加考试的机会。，《与元九书》说：“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试。”贞元十六年(800年)，“遂求及亲禄，     侥来京师”，才得以到长安应试，结果考中进士第四名。宪宗元和元年(506年)，做了一任校书郎的闲职之后，准备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策试。他和元稹闭门数月，朝廷、军事、政治、边疆、文化教育、社会情况、人民疾苦等进行分析，写出七十五条意见，称为《策林》。其间又提出许多问题及解决方法，表现了进步的政治理想和杰出的才能。考试结果他以第四等人选，但由于出言太直，只被授口至(今陕西周至)县尉，替朝廷“按察奸宄”、“收率课赋”，做了他不愿做的鞭打百姓、催缴赋税的小官，《观刈麦》等诗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他在这里结识了陈鸿和王质夫，在同游游仙寺时，他们谈论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遗事，于是在王质夫的怂恿下写了《长恨歌》，陈鸿为此写了《长恨歌传》。

宪宗元和二年(807年)，白居易被召回京师长安，授翰林学士。翌年，拜左拾遗，“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世，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唐六典》)。这个谏官是白居易乐于担任的，他以为从此便可以施展“兼济天下”的抱负而代民立言了。三年之内向朝廷提出计多意见和批评，其中有和宪宗皇帝李纯的争论，也有和宦官的无情斗争。

元和五年，元稹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处罚不法官吏，得罪了宦官，在被召回长安的路上被宦官刘土元打伤，并且回朝后又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白居易为此连上三状，坚决讨回公道。然而元稹还是被贬了。这个时期，白居易“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甚至“陛下误矣”成了他在皇帝面前的惯用语。宪宗曾对宰相李绛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于是他于当年被改任京兆府户曹参军。接着他母亲病逝，便回下邦服丧。在任左拾遗和服丧期间，他写了许多“惟歌生民病”和反映农村生活的诗，如《秦中吟》、《新东府》、《归田》、《观稼》等便是其代表作。

元和九年(814年)，白居易服丧期满回朝，授予赞善大夫，讽谏太子过失，是个五品小官。他对这个官职很不满意，于是发出“今我宦职冷”的怨言，表现诗人不得过问朝政的苦闷心情。次年又因越职奏事，引起旧官僚的不满而被贬为江州司马，是一个“无言责，无事忧”的闲官，“急于兼济者，居之虽一日不乐；安于独善者，处之虽终身无闷”。他想用“独善”抚慰自己的愤激之情，然而诗人终归是一个“兼济”的人，故而免不了“笼鸟槛猿”的痛苦。与《长恨歌》齐名的叙事诗《琵琶行》便写成于这一时期，痛切地表现了“就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沦落”之感。

元和十三年(818年)，被授于一个荒凉的山城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过昭君村》即写于溯江西上的途中。他的消极思想进一步加深，但仍然关心农民的疾苦，“兼济”之志并未消磨殆尽。《东坡种树》诗即描述由如何养树联系到养民。元和十五年(820年)，宪宗死，穆宗立，次年改元长庆。元稹折节，改变了正直的作风，交接宦官，被授于祠部郎中知制诰，是个起草诏令的职务。白居易的好友李绛、崔群、李绅、张籍、韩愈以及牛僧孺、李宗闵等都先后得到不同程度的重用。白居易忠州刺史任满回朝，改任尚书司门员外郎，既而又改任主客郎中知制诰。

主客郎中知制诰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官职，依理他应该满意，然而却恰恰相反，使他忧心重重的是当时牛(僧孺)、李(德裕)党争进一步激化，他的许多朋友卷入其中，使他左右为难，也十分伤心。加之元稹急于进取，不择手段，于是屡屡上书言事，如在排挤平定吴元济之乱的裴度问题上，他就曾上书指责元稹。然而结果都不被穆宗纳，“宦途气味已谙尽”便是他认识到官场的黑暗而发出的感慨。鉴于居官朝内的危险，他便多次要求外迁。

从宪宗长庆二年(822年)到文宗太和三年(829年)的七年间，白居易先后出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秘书监、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等官职。在杭州刺史任内，他游山玩水，留连诗酒，消沉得多了，然而依然流露出不可掩抑的精锐之气。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旭阳春。此裘非缯亦非纩，裁以法度絮以仁”。这件和暖如春的大皮衣原来是象征性的，是指国家的法制建设，呼吁法制建设要“裁以法度絮以仁”，以仁政温暖(“展覆”)天下人。这是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兼济”之志的自然表露。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所以才有灌田利民的西湖“白堤”的构筑。

长庆四年(824年)春末，改官太子右庶子，他由杭州回朝。秋天走到洛阳便不想回长安，要求分司东都。于是在洛阳履道里买了房子住下，准备退隐。次年春天，当他正在一面欣赏洛阳春色，一面朗颂“花满洛阳城”旧诗的时候，又接到改官苏州刺史的诏书。他到了苏州精神振奋，夜以继日地处理政务，“朝亦视簿书，暮亦视簿书”。“经旬不饮酒，逾月未闻歌”。事事躬亲以实现他的“兼济” 之志。由于劳累，后来病了。这时他发现这个刺史只不过是替更高的统治者勒索租赋的“差科头”。因而思想上产生了矛盾，“迎送宾客懒，鞭笞黎庶难”。他再次要求罢官，归隐洛阳。决心已下，便于敬宗宝历二年(826年揪，由苏州起身，第二年春回到长安。不料又被朝廷授予秘书监的官职，主管图书秘籍。

文宗大和三年(829年)，白居易看到党争更加激烈，朝政更加混乱，于是便托病免官，以太子宾客的名义分司东都，又回到洛阳。武宗会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尚书的封官退休，结束了他长达四十年的仕途生涯。退休之后，在洛阳龙门香山与如满和尚结香火社，饮酒赋诗，逍遥自在，自号香山居士。会昌六年(846年)八月，诗人辞世，终年七十五岁，葬在龙门东山琵琶峰。

白居易自大和三年(829年)分司东都，直至会昌六年(846年)去世，再加上长庆四年(824年)春至宝历元年(825年)春，在洛阳为官和闲居，共生活了十九年。在洛阳期间他的思想十分矛盾，一方面情绪更加消极，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不能实现“兼济”之志的愤懑。当时他醉心佛道，沉溺诗酒，有飘然出世之念。再者，突破闲适的表象，往往念及“穷途绝粮客，寒狱无灯囚”。他把穷途末路者和狱中囚犯都挂在心上，并和他在寒冷的冬天刚沐浴毕穿上暖和的丝绸帛衣相比较，而自己又无能为力，于是便“抚心但自愧”，深感内疚，心情再也不能平静了。“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早年的政治理想又涌上心头。请看下面的两首诗的摘录：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

安得万里裘，益裹周四垠；

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新制布裘》

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

    ——《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

上诗约作于元和初年，授翰林学士前后；下诗约作于大和五、六年，分司东都(或称河南尹)之时，前后相差二十五年左右。由此可见，他的“兼济”政治思想是前后一以贯之的，而他的消极情绪是被迫无奈所铸成的时代印痕。

    龙门天阙，水流湍急，古时有“八节滩”的险阻。白居易居住龙门香山，亲眼目睹船筏倾覆沉没的情景，以及隆冬腊月劳动人民裸腿涉水刺骨寒冷的辛酸。他的“兼济”(实为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七十三岁高龄的白居易，慨然捐献资财疏浚八节滩。他在《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中写道：

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

夜身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

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防狱化阳春。

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

同为朝臣，牛、李党争，权利是瞻；疏浚险滩，造福人民。白居易之高风廉洁，胸怀天下，较之贪官污吏，败坏朝纲，岂非天壤之别乎？

香山寺是白居易住和写作的地方，地址在今寺东南山岭上，建于后魏平元年（516年）。它雄踞山颠，松拍环抱，石楼巍峨，俯视伊川；流泉蜿蜒，冬月犹温，是龙门十寺之一。其它九寺为：奉先、乾元、天竺、潜溪、看经、石窟、敬善、宝应、广化寺。洛阳民间曾有一诗连赋十寺，各有特色。抄录如下：

龙门十寺首乾元，水绕河湾是奉先。

香山寺内蛤蟆塔，天竺云晴八角泉。

潜溪寺内真泉水，看经六祖访大贤。

石窟寺作钓鱼台，敬善寺下珍珠泉。

宝应落在深涧里，足踏广化望嵩山。

这首诗把香山寺列为第三，依白居易说：“龙门十寺，游观之胜，香山首焉。“白居易曾把他为唐宰相元微之（即元稹，字微之）写碑志文的酬金六十七万缗捐献出来，修茸香山寺。使”关塞之气色，龙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楼之风月，一时俱新。“。直到北宋，景色依然。与白居易同时居住的有九人，当时被尊称为“香山九老”即七十岁以上的七人：白居易，胡杲、集皎、刘真、郑据、卢真、张浑；九十岁以上的一人：如满和尚（96岁）一百岁以上的一人：李元爽（136岁）他们平日参禅颂经，诗词唱和；间或浪迹山水，嬉如童稚。而白居易尤好独游民间，访问妇孺，或颂旧作以观民情，无拘无束，悠哉自乐。

白居易墓在香山琵琶峰上，东山西侧山腰凹处，坐东朝西，依山面水，恰似盆地式的一座四合院，山峦环抱，松柏掩映。墓前石碑上刻有“唐少傅白公墓”六个大字。墓顶上建有八角亭，1944年洛阳沦陷，日寇在山下试炮，以八角亭作靶，加轰三炮把它摧毁了。

白居易之所以择居龙门，选茔香山，因为那里山清水秀，他僻幽静，加之寺院林立，佛气浓重，和他当时的情趣投合。所以潜居十八年而钟情有加。今之龙门，远眺，东西两山松柏苍翠，绿茵对峙；龙门大桥锁伊水，伊水如带荡游艇。近观，游人如织，张袂成荫；或徜徉于沿河大道，或攀登于山径幽林。松柏摇风沙沙响，山泉叮咚涓涓流；天籁地琴唱和，风月石窟交融。白居易如果有知，更爱今日之龙门。

    白居易的诗受李白、杜甫的影响很深，他也很推崇这两位前辈诗人，而三人的遭遇又有何其相似之处，因而三人都成就了“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的伟大诗人。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其后》

诗写道：

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

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

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

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

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辞，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白居易的诗是受他自己的诗歌理论指导的，而他的诗歌理论又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总结了从《诗经》、《楚辞》到李白、杜甫诗歌创作经验和理论遗产而发扬光大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刺美见事，不虚为文”。这就是他的创作准则。这就要求诗文要真实地反映现实，表达人民的感情，这样的诗歌就具有对社会的认识作用和耐火的教育作用。

为了提高诗歌的作用，白居易既重视内容又重视形式，二者相比则以内容主，“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即“系于义不系于文”。形式上要求语言流畅明快，浅显易懂，音韵铿锵，这一点他在《秦中吟》和《新乐府》的序中说得很清楚。关于题材和风格，他要求多样化，反对单一化，在他一生的创作实践中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白居易的诗作中，讽刺诗占了很大的篇幅，此外还以寓言诗的形式写了不少讽刺诗。写这些诗的动机，本意是给上层统治者看的，借“讽谕”(规劝)达到统治者反省罪过而幡然改悔。因为社会现实的残酷，他把“讽谕”的矛头、尖锐的笔锋直指在大小小的封建统治者，这在客观上他便成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代言人。《采地黄者》、《重赋》、《轻肥》、《歌舞》等一些诗中，采用对比手法，写出了压迫与被压迫之间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当然，诗人不可能有阶级分析的观点，然而他却朴素地观察出封建社会不合理现象症结之所在。所以在他的一些诗中，同情人民，憎恨权贵的感情表现得十分强烈。他用对比手法，揭示上层社会的无耻和下层人民的不幸，收到显著的艺术效果，这是他的许多艺术表现方法中惯于使用的一种，而在讽刺诗中更形成了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

白居易的叙事诗占量不大，著名的有《长恨歌》和《琵琶行》，而《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编入“讽谕”诗的实际上也是叙事诗。他的叙事诗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显示了巨大的创作才能。以《长恨歌》为例，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不少，而《长恨歌》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篇。在作者的笔下，同情的是被玩弄被牺牲的女性(杨贵妃)，而对唐玄宗是在委宛曲折中予以谴责。他以虚构的故事情节，烘托值得伺情的杨贵妃，她忠于爱情，遵守诺言，对比之下李隆基就显得十分虚伪。这首诗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使读者随着诗歌的情节“上天入地”的波澜起伏和动荡。《琵琶行》则就不同了，他所描写的弹琵琶的女子虽然不一定实有其人，但在当时的社会中却具有普遍意义。那个“天涯沦落人”的形象创造，可能还包括作者自己在内。作者刻意大量描写音乐，其目的还是为了突出琵琶女。她心情起伏、生活遭遇及哀怨都在琵琶声中回旋进发。景物描写起到极大的渲染作用，四周漆黑，船头孤灯，显得四周(可推广至整个社会)更加黑暗，在黑暗的笼罩下，任何杀人放火、欺诈抢掠等凄惨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或者早已发生而又正在发生。所以说这首诗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为主创制出来的。

白居易的抒情诗较为复杂，其中包括退休独处，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闲适诗和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而发的感伤诗，五言七言绝句、律诗及长短句的杂律诗中也有一部分是抒隋诗。他的抒情诗，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其早期作品和晚期作品都有很大的不同，即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也往往不尽相同，而只是在艺术手法上前后大抵似乎是一致的。他写许多优美的抒情诗，诗中在抒发感情的同时也表现了作用那纯朴动人的形象，而抒情和形象往往结合在一起，即是描写景色，作者也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置人其中。他最早的作品《赋得古原草》，就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一点。后来的作品如《竹枝词》、《同李十一醉亿元九》等诗也分明表现出这一点。他的一些健康的抒隋诗，特别是律诗和绝句，形象优美，音调和协，色彩鲜明，情绪乐观，给读者以极大的美学享受。

白居易的各类诗歌都有其特点和长处，“讽谕之诗长于激(愤激)，闲适之诗长于遣(遣散)，感伤之诗长于切(痛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宏赡，丰富)，五字、七字、百字而下长于情(情景)，……总而言之，不亦多乎!”(《白氏长庆集序》)元稹所说的有一定的道理，虽然不一定全对，但大略如此而已。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学习前人但不拘泥前人，更是他反对形式主义，进行诗歌改革的结果。他和元稹所领导的诗歌改革运动和同代的韩愈、柳宗元所领导的散文改革运动具有同样的互为补充的伟大意义。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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