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乐府运动先锋元稹

    元稹，字微之，宫中呼为元才子，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卒于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河南洛阳人。元稹一生仕途并不顺利，大官小官都做过，其职小到校书郎(校理典籍，刊正误谬)，大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元稹尤长于诗，与白居易齐名。他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又是唐传奇名家。后人多以诗文家称之。

元稹幼年丧父，家道贫寒，随母寄人篱下。其母郑氏贤而能文，亲授书法。他自动聪颖灵悟，点到即通，加之发奋学习，刻苦自励，所以九岁能文，十五岁明经及第，补校书郎。宪宗元和元年(806年)举制科，对策第一，拜左拾遗为谏官，从此步入仕途。

青年时期的元稹，政治敏锐，力求上进，经常上疏批评朝纲，力主改革弊政，并利用出使的机会了解民间疾苦，访察官吏优劣，且不畏权势，弹劾内外权臣宠臣的不法行为，因此“名动三川”(唐以黄河、洛河、伊河为三川)，在赢得人民群众赞扬的同时，也为权奸和宦官恶势力所忌恨，遭受过无理的辱骂和鞭笞。然而他并未因此却步，仍然以理上奏，以尽宪(谏)臣之职。《新唐书》本传说他“性明锐，遇事辄举”。

任左拾遗之初，看到宪宗昏赜，学校颓败，他便献言：奏请“陛下降明诏，修废学，增胄子”。后来，由于皇帝不经常召见他这个谏诤之官，便写了一份很长的上疏，其中大谈治乱之道，要求皇帝“容直言，广视听，躬勤庶务，委信大臣……”希望朝政公开，反对一二大臣决事于深宫，那便是乱政的开始。最后说：“昧死条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诸王，固磐石；三、出宫人；四、嫁宗女；五、时召宰相讲庶政；六、次对群臣，广聪明；七、复正衙奏事；八、许方幅纠弹；九、禁非时贡献；十、省出人游畋。以上十条都牵涉到朝纲的大事，从太子、诸王、宫人、宗女、宰相、群臣、奏事、纠弹，直至上贡、打猎都包括在内，类似于一个浓缩了的施政纲领。他以为朝政百废待兴，当务之急先做这十件事，然后才能正朝纲，严法度，国家强胜。如此言事在当时需要很大的胆识才能做到。然而“宪宗悦，召问得失”，没有怪罪元稹，只外调河南(洛阳)尉，又因丧母而被解职。服丧期满，改授监察御史。不久，因弹劾节度使严励违诏增加赋税而罪七名刺史，被降职分司东都，掌管洛阳军政事务。

当时，浙西观察使杖死安吉令、河南尹诬杀太学生等十余事，元稹都加以论奏。之后，又是河南尹房式犯罪，元稹又加以弹劾，按旧例先停止职务，然后对薄公堂，朝廷召元稹回朝。途中，元稹住宿敷水驿，宦官仇士良夜至，元稹礼节不周被宦官打伤脸皮。宰相及朝臣以为元稹年轻，没有树立威信，有失谏臣体统，因而贬为江陵(今属湖北省)士曹参军，后又移官通州(今四川达县)司马。元和末年，召元稹还朝，拜膳部员外郎。元稹从分司东都到召拜膳部员外郎，历时十数年。他对这段时间的所做所为并不后悔，而且感到自豪。他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并序)》中宣称：“谏死是男儿。”元稹确实是以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

元稹被贬江陵初期，本想凭借赏识他的宰相裴土自回京官复原职，仍做谏官以施展抱负。但不久，裴士自病逝，他感到悲观失望。当时皇帝宠信宦官，连宰相重臣都看大阉人的脸色行事，在这种氛围中他逐渐改变了他原来的凌厉之气(“锋锐”)而委屈求全。他开始结交宦官，依附藩镇。后来，他与监军崔潭峻(宦官)友善，先后迁升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数次被皇帝召人间策，而元稹也自谓可以言天下事了。一些有权势的宦官争先恐后地与他交往。由于皇帝爱惜他的才华，不久便于穆宗长庆二年(822年)，进升元稹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当时宦官和朝臣互相倾压，元稹也在宦海中几经沉浮。此后曾出任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徙越州(今浙江绍兴)刺史，转浙东观察史。在地方官任内，他体察民情，革除弊政，颇有政绩，如实行均田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兴修水利，防患于未然，关心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使农民增加了收入。

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召元稹再次回朝，授以尚书左丞。元稹下决心“务振纲纪”，把七个恶官逐出朝廷。次年，拜武昌节度使。大和五年(831年)因暴疾在武昌卒于任所，时年五十三岁。

元稹生活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时期。这是一个多事之秋的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特别是德宗贞元至宪宗元和年间(785—820年)，宦官专权，少数民族入侵，战乱频繁，赋税加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如吐蕃进犯陇、泾等州，陷夏、银诸州，掠人、畜以万计，进而陷西安，京师戒严，百姓震恐。西川节度使反，宣武军叛乱，杀节度使；淮西吴元济叛乱，屠杀舞阳四县人众。左神策监军窦文场暗中操纵将领，开始出现宦官专权军政的局面。右神策中尉、左军中尉骄纵招权，宦官势力益盛，进而发展到出现宦官杀宪宗的弑君事件。加之河南、河北大水，饶州大水，漂失四千七百户。唐王朝陷人内外交困的窘境。然而，这种多灾多难的现实生活，促使广大作家学者正视现实，反映现实，从而推动了唐代文学的发展。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等都撰成于这个时期。还有多部社会科学书籍，如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杜佑的《通典》，以及李吉甫的《元和国计簿》、《元和郡国图志》等，也都成书于这个时期。

在诗歌方面，中唐最值得注意的是诗坛上出现了白居易、元稹等著名诗人，世谓之“元白”。他们倡导新乐府运动，提倡用新题书写时事的新乐府诗，写出的诗世谓之“元和体”。元和体是唐宪宗元和年间盛行的诗体。《新唐书·元稹传》：“稹尤长于诗，与白居易旬相埒(同等)，天下传讽，号‘元和体’，往往播乐府。”元和体又称长庆体(因元稹、白居易的诗集成于穆宗改元长庆之初，故名)，是后来的诗人摹仿元、白诗的风格所写的作品的统称。

新乐府运动的主旨是面对现实，反映现实，讴歌或鞭挞现实中的人和事。元稹在文学主张上和白居易一致。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全为事而作。”元稹与之相呼应地提出：诗歌“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乐府古题序》)，主张“刺美见事”，“不虚为文”(《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他们这种主张就是要求作家正视现实，讥讽和揭露黑暗的社会，表现人民大众的疾苦，弥合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割裂现象。

元稹的诗歌创作，基本上是在他的文学主张的指导下进行的。他的新乐府诗多为有感而发，因而内容充实，观点鲜明，感情真挚。这和他仕途坎坷，了解民间疾苦，饱识朝政弊端有直接关系。如《田家词》、《胡旋女》、《贾客乐》、《出门行》、《织如词》等等，都为光彩夺目的佳作。

《田家词》又名《田家行》，宋人郭茂倩将其列入《新乐府辞》。元稹以农家口语人诗，通过田家老农之口，愤怒控诉边防年年打仗给农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同时谴责了封建统治阶级，在旱灾之年也向农民加重赋税，以充实军粮的罪行。兹录于下：

牛吒吒，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趵，

种得官仓珠颗谷。六十年来兵簇簇，

月月食粮车辘辘。一日官军收海服，

驱牛驾车食牛肉，归来收得牛两角，

重铸锄犁作斤属。如舂妇担去输官，

输官不足归卖屋。愿官早胜仇早复，

农死有儿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

全诗可谓血泪做成，真实地再现了“安史之乱”以后农民在战乱中的血泪生活，具有诗史的价值。这正是“元白诗”的生命力之所在。

《胡旋女》原为与元稹同代的诗人李绅所创制的乐府新题。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杀府十二首序》中说：李绅的《乐府新题》是二十首，元稹和了十二首，自居易推而广之，写了五十首。李绅的《胡旋女》已经失传，元、白的同题之作依然在世。全诗写胡人向唐玄宗进献了娴于旋转舞蹈的胡女，结果唐玄宗被这舞蹈旋转得晕头转向，不觉入迷，而胡人的势力更借着胡旋舞很快伸人长生殿，导致朝政败坏，国家倾危。待到安史乱起，玄宗人蜀避难，才觉乾坤逆转，纲纪失常，未免悔之晚矣。其中暗含着胡儿佞臣安禄山等的叛乱阴谋。警告后世君王切莫重蹈淫乐误国的覆辙。同时也告诫心怀叵测的人，搞阴谋的下场也是同样悲惨的。这在中唐以后以及后世帝王和群臣之中都具有针贬性的普遍意义。

多数诗词和文学作品写商人，以写弃妇的闺怨为重心，揭露商人重利忘情给思妇带来的寂寞和痛苦。而《贾客乐》则完全写商人的贪婪和凶残，他们一代一代都被铜臭泯灭了善良的天性。他们不仅对外坑人骗财，而且把罪恶的魔掌伸向故乡，连父老乡亲也不放过。然而他们在达官贵人面前奴颜婢膝，极尽奉迎之能事。如此令人恶心的丑态，当然会引起乡亲对他们的切齿痛恨和深恶痛绝，并且留下一串串深深的忧虑。

《织妇词》是讽谕之作。是元稹的《乐府古题》十九首之一，写于他被贬官江陵之时。在唐代，江陵是按制向朝廷“贡绫”的地区之一，因而有许多所谓“贡户”的女子从事织锦，时谓之“织妇”。这首诗就是为反映织妇疾苦而作。诗开头即导入织妇为应付官府提前征收丝税而提心掉胆，恐慌不安。次写一双姐妹，因为具有娴熟挑纹织锦的的技术，头发都白了也不能出嫁。结尾写织妇不如昆虫(蜘蛛)，小小的虫子既没人向它征税，又没人禁止它婚嫁。因而织妇对逍遥自在、幸福自由的蜘蛛羡慕不已。

元稹的诗，题材是多方面的，既有农、工(织妇)，又有商人和军人，揭露的现实也有一定的深度，感人的力量较强。他的诗作(特别乐府新题)语言质朴，描述给读者以真实感，有些近似于白描。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强烈的悲愤之情，其疾恶如仇之志完全浸入朴实无华的诗句之中。究其原因，应该说是他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有真切的观察，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劳动者内心世界的洞察和艺术开倔。他看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认清了上层人物的奸邪和罪恶，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因而不平之语便进发而出。如他写田地干旱而发出“确确”的崩裂声，打了胜仗反而把农民剥夺得净光(“归来收到牛两角”)的情景，写胡旋女快速旋转，形神毕肖，写奸臣的随声附和，揭露商人的奸诈和瞒天过海，以及织妇对蚕神的祈祷、挑纹时的轻声叹息等等，把劳动者善良性格、忍辱负重的精神、悲惨的命运、美好而可怜的向往，表现得细致入微、生动感人。元稹确实写了不少含蓄、质朴、感人的好诗。

元稹一生积极用世，这种人生态度是应该肯定的，特别是他任谏官时期，遇事辄举，弹劾不少贪官污吏和奸佞之臣，其中宦官的数量较大，对正朝纲、严廉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安史之乱以后，朝内的恶势力急剧膨胀，一个连皇帝都敢杀的宦官集团，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靠几个谏官上疏反映情况，制造舆论是无济于事的。长此一往，元稹的锋锐受挫，思想和行为移向了委曲求全的一面，做了一些不尽人意的事。

元稹以诗见长，穆宗在东宫，“妃嫔近习皆诵之，宫中呼为元才子”。当他贬谪江陵之时，开始与宦官交往，和监军崔潭峻友善。长庆初年，崔受穆宗亲幸，将元稹的诗歌数百篇上奏御览，皇帝特别高兴，问“元稹安在?”答曰：“为南宫散郎(即膳部员外郎)。”立即将他升为祠部郎中，知制诰。元稹“变诏书体，务纯厚明切，盛传一时”。然而由于“进非公议”，引起不少士人的非难和讥笑。“变诏书体……”是诏书文体的改革，是一件好事；受到指责，心中不乐，便借《诫风俗诏》历数有司们说长道短的过错，以表示自己的遗憾之情。在此期间他写了一些御制诗，以迎合宫中情趣。

在此基础上，元稹又很快被超迁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多次被皇帝召幸，礼遇甚厚，宦官争与相交。由于他和枢密使扣压裴度的奏章，招惹了裴度。裴度三次上疏弹劾他们，要求“陛下欲平贼，当先清朝廷乃可”。皇帝迫于群议，“而出稹为工部侍郎”。可是穆宗对他“眷依不衰，未几，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朝野杂然轻笑”。元稹“思立奇节报天子”以平息人心。关于以谋反间解牛元翼之围一事，又与裴度结怨，二人同时被罢相。元稹由通州刺史徙浙东观察使，当他了解到明州(今浙江鄞县东)每年要向朝廷上贡蚶(音han)，软体虫，可食，亦称瓦楞子)，耗费邮送人员上万人，不胜其苦，元奏请罢免贡蚶。当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召为尚书左丞以后，元稹为务振纲纪做了不懈的努力。《新唐书·元稹传》的结语说：“稹始言事峭直，欲以主名，中见斥废十年，信道不坚，乃丧所守。附宦贵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罢。晚弥沮丧，加廉节不饰云。”

《新唐书》本传的这个结语，虽然全面地评价了元稹，其中所指出的优点可以成立，而所指责的缺点明显欠妥。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时，“变诏书体，务纯摩明切，盛传一时”，当应视为对公文文体改革的一大功劳。当元稹由中书舍人黜为工部侍郎，再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思立奇节报天子”，亦应视为勇于进取的精神。当明州劳伤财向朝廷贡蚶一事被元稹知道以后，立即上奏罢免贡蚶，应当视为爱惜民力之举。从以上的史实可以看出，当元稹仕途顺利的时候，他并没有作威作福，更没有与宦官同流合污，忘乎所以。即是最后入朝，召为尚书左丞，仍然念念不忘“务振纲纪”。总之，虽然元稹也做了一些不尽人意韵事，但决不是“信道不坚，乃丧所守”。至于他“附宦贵得宰相”，这正是他不磊落的一面，而大概正是这个缺撼，成为元稹去世以后没有追授官阶和赐予谥号的原由。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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