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吏贾言忠、贾曾、贾至

　　贾至，字幼邻，河南洛阳人，生于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卒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谥号曰“文”。他出生于一个官僚兼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封建教育．，性沉重而机敏，喜读经史，尤乐于自学，遇到难题勤于思索，往往无师自通，写得一手好文章，通常居于同辈之首，因而受到拥护，争先恐后地与之友善。

贾至的祖父名言忠，事母以孝闻名于当世，因而补为万年(今陕西临潼东西)主薄，再进升为监察御史。因为向皇帝献计破高丽(今朝鲜半岛)、举荐良将有功，累官吏部员外郎。后与尚书李敬玄不合，贬官邵州(今山西垣曲)司马。又由于违抗以司农卿爵为郡王的酷吏武懿宗的命令，被捕入狱，险而致死，再次被贬为建州(今湖南宝庆)司户参军而卒于任上。

贾至的父亲名曾，少有令名播之遐迩。睿宗景云年间，为吏部员外郎。玄宗为太子时，遴选官僚，以贾曾为舍人(太子属官)，掌宫中之政，出廪分财。当时，太子多次派遣使者到民间采办女乐，集中起来在率更寺演习。要曾以为奢靡超度，上书进谏：作乐崇德，以和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节，而女乐不与其间。昔鲁用孔子几霸，戎有由余而强，齐、秦遣以女乐，故孔子不行，由余出奔。良以冶容哇咬，蛊心丧志，圣贤疾之最甚。殿下渴贤之美未彰，好伎之声先闻，非所以追启诵、嗣尧舜之烈也。余闲置私，后廷会乐，古亦有这，犹当秘隐，不以示人，况阅之所司，明示群臣哉!愿下令屏倡优女子，诸使者采召，一切罢止。

    ——《新唐书·贾曾传》

贾曾的意思是，作乐可以培养和提高人的德行，用以构通和协调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古之韶乐、夏乐等都有节制，而女乐独不在其中。过去，鲁国聘用孔子而几乎成霸主，戎狄因由余而强胜壮大。正是因为齐国、秦国大肆采办女乐，而孔子不去，由余出奔。完全是妖冶的容貌而蛊惑人心，丧失大志，圣贤之人最为疾恨。目前，殿下求贤若渴之名尚未远播，而喜好乐伎之名却被传了出去，岂不是没有追求和继承前代圣君的壮烈事业吗?闲暇之时，宴席之间，以伎乐助兴，古已有之，但应该隐匿，不可昭示于人，何况去遍示各司和群臣呢!请求殿下明令摒除倡优女子，采办女乐之事应该一并停止。

太子看了贾曾的上书，深感近情合理，便依言罢止采办女乐并亲自写了一道嘉奖令以答复贾曾。

不久，贾曾被超拔为中书舍人，主管起草诏令，甚至参与机密。但因为父名“言忠”与“中书”之“中”同音，为避父讳没有接受而改任谏议大夫，知制诰，除加谏官衔外，其职与中书舍人略同。开元初年，再拜中书舍人，贾曾依然推辞不就。群臣劝导说：中书乃曹司之名非官职，依礼不当避讳，才就职。当时，他与苏晋同掌制诰，皆以文辞优美相称许，时号“苏贾”。后因事贬泽州(今陕西洋县)刺史，先后徙虔州(今江西赣县)、郑州(今河南省会)刺史，迁礼部侍郎，卒于任上。

贾至明经科及第，授单父(今山东单县)尉，掌管一县的治安事宜。“安史之乱”起，贾至随玄宗避难蜀地，拜起居舍人、知制诰。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立为帝，是为肃宗。玄宗不得已而奉册传位，撰册的人便是贾至。贾至写好册稿送给玄宗审查，玄宗看后十分满意，并对贾至说：昔先天(玄宗李隆基继位时的年号，时在712年)诰命(以皇帝名义封典时所用的公文，指睿宗命册)，是你父亲(指贾曾)所写，今天的命册又出自你的手笔，两朝盛典，出于你们父子二人之手，实在是继美的事。贾至听后痛哭流涕，迁升中书舍人，主管朝廷文书。

肃宗至德年间，将军王去荣枉杀富平县令杜徽。肃宗刚立，政局未稳，且惜王去荣之材，下诏宽免不死。为此贾至写了一封很长的谏书，大意是：圣人诛乱必依法令以抬高礼仪的地位。汉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一直没有变更。今王去荣管理数千士卒，不能练好军队反而挟私怨杀死县令，有犯上之罪。有人说王去荣善于防守，政局未安，非他不可安定目前的现状，我以为不然。李光弼、程千里等将领们各有所守，当时并没有王去荣，敌人也没有攻破一座城池。用王去荣的一能而免死，若他箭法绝伦，剑术超群，有恃无恐，犯上作乱，谁还能去阻止他呢!如果这次赦免他，别人出现此类事情让他偿命，此不谓法不一而招致出现更多的罪人吗?爱惜一个王去荣，结果杀了十个类似于王去荣的人，那更是叫人伤心的事。王去荣悖逆县令，县令是依照皇帝的命令行事，岂不等于悖道皇帝吗?大唐律令是太宗制定，陛下不可以一小将领而废掉祖宗大法。

——见《新唐书·贾曾传》   

肃宗召太子太师韦见素、文部郎中崔器等议论这件事。他们都以为：帝王没有擅自杀人，而一小将领敢于擅权滥杀，是为“权过人主”。开元以前，无人敢于专权杀人，是尊重朝廷成法；今日有人敢于专权杀人，是削弱国家的朝纲。太宗定天下，陛下继鸿业，则王去荣不是至德年间的罪人，而是贞观(唐太宗年号)年间的罪人。他的罪过祖宗不予赦免，难道陛下可以随便赦免吗?肃宗看了贾至的谏书，又听了韦见素他们的议论，以为言近于情，事近于理，依情理办事，将王去荣正法。后被朝廷派往蒲州(今山西蒲县东南)安抚百姓，因违犯小法，贬为岳州(今湖南岳阳)司马。

宝应初年，召贾至官复原职，又迁尚书左丞。当时，杨绾提出县令、刺史的迁升问题。群臣议论，多从杨绾之言。贾至以为：自晋代以后，官吏迁徙，多为空衔，若与重臣拉上关系，也是居位不理，空占席位。如今民间人才不少，应予广设学校，增加生员。各道大州设置学馆，诏博士讲习，招收生徒。所培养的人才，在故乡者由乡里选举；在它乡者，由地方学校推荐。贾至的一席话，群臣以为更加有理。升贾至为礼部侍郎，待制集贤院。

代宗大历初年，再徙兵部侍郎，累封信都县伯，超迁京兆尹，掌管京城军政要务。大历七年(772年)卒于右散骑常侍(向皇帝规谏过失，以备顾问的尊贵之官)任上，终年五十五岁。

    贾至祖孙三代为官，以至为最。祖孙三人历：安史之乱”之前、之中、之后，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时期。三人皆不与奸官为伍，不与贪暴相交，不失为封建时代的为民之官。“安史之乱”后，朝纲日衰，朝官怠惰，民情多怨。唐王朝之每况愈下，固然安史大伤元气，然贾至祖孙者，或可中兴。之所以一蹶不振，或可谓不失于安吏，而失于朝臣之不振者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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