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贤相种嵩

种嵩（注：上日下高。下同） (103—164年)，字景伯，东汉河南洛阳人。历任侍御史、州刺史、郡太守、中郎将、尚书、度辽将军、大司农、最后官拜司徒，“号为贤相”，(《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

种嵩生活的时代，是东汉统治日趋腐朽的时代。当此之时，外戚宦官擅权，“属托州郡，倾动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来海内贪污文入，受其货赂”(《后汉书》卷五十四《扬震传》)。他们既相勾结，又互相争斗。如安帝死后，外戚阎显依恃其妹皇太后的声势掌握大权，但不久被宦官孙程消灭，立被废的皇太子刘保为顺帝，宦官又掌握大权。而从阳嘉四年(135年)到延熹二年(159年)的二十多年，外戚大将军梁商、梁冀父子相继掌握政权，使外戚势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特别是顺帝死后，梁太后临朝，梁冀的权力越来越重，年幼的质帝说了他一句“跋扈将军”，就被毒死。太尉李固等主张建立长君，以安定帝位，触犯了他的忌讳，都被诬陷下狱致死。梁冀与宦官曹腾合谋，扶立尚未成年而又昏庸无能的桓帝。从此“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后汉书》卷三十四《梁冀传》)。当时，朝廷的大小政事，都由他决定；百官的升迁任免，都要先到他家里谢恩，才能到尚书台办手续；地方郡县每年进献的贡品，要先把上等的送给梁冀，然后才把次一等的献给皇帝。专横暴虐，达到了极点。

延熹二年(159年)，宦官单超、左倌、徐璜、具瑗、唐衡等五人，因讨灭梁冀之功，同日封侯，世称“五侯”。单超任车骑将军，位等三公。宦官的淫威，使得“中外服从，上下屏气”。顺从他们的，可以青云直上，“光宠三族”；背逆他们的，就会遭到“参夷五宗”之祸。

身处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风浪中，种焉不畏权贵，公而忘私。种焉的父亲是个县令，有财产三千万，其父死后，他把全部财产用来救济同宗及周围乡里贫困的人，而不愿与追求名声、利益的人交往。故开始时，他只做了个县里的门下吏。后来才被河南尹田歆推荐为孝廉，征用到太尉府。

汉安元年(142年)，种嚣担任掌管检举揭发的侍御史。他立志查清好邪，为朝廷推荐良臣，为民除害。当时，东汉政府派遣杜乔、周举、周栩、栾巴、张纲等八大臣到各州郡巡视，表扬贤良人才，推举忠诚人士，检举地方官吏的不法行为。八大臣巡视后，上奏弹劾外戚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兄弟凭借外戚关系，专权纳贿，结党营私，“无君之，心十五事”；弹劾蜀郡太守刘宣等“罪恶意露，宜伏欧刀”(《后汉书》卷五十六《张王种陈列传》)。由于被八大臣所弹劾进奏的人多是外戚梁冀和众宦官的亲朋党羽，外戚和宦官就互相拜托救援。因而，皇帝明知道所奏真实，却无法解决，使八大臣所弹劾的事情都被悬起来。此时，种嵩不畏强权，挺身而出，再次上书弹劾那些被八大臣所举报的人。并且“又奏请朝廷下诏四府，命他们逐条举报这些担任刺史、太守的近臣，父兄和知友，亲戚中特别凶残，污秽或不胜任职事的人，免职，遣送或者治罪。”(《后汉书全译》卷三)。最后，汉顺帝听从了他的奏请，罢免、更换了一批地方官吏，并因而很器重他，提拔他在承光宫监护太子。这期间有一次，中常侍高梵从宫中出来，用一辆车子，迎接太子，当时，太傅杜乔等人对此心中怀疑，不想让高梵把太子接走，但又惶恐迷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种嵩手持刀剑挡在车前，说“太子国之储副，人命所系。今常侍来无诏信，何以知非奸邪?今日有死而已?”(《后汉书》卷五十六《张王种陈列传》)。高梵自感理屈辞穷，不敢对答，赶快派人上奏，取回诏书，太子才跟他离去。

永嘉元年(145年)，种焉在益州刺史枉上时，他大胆揭发永昌太守刘君世，“铸黄金为文蛇，以献粱冀”(《后汉书》卷五十六同上)的贪污赂贿案件，并逮捕刘君世，快马奏报朝廷，不被梁冀的淫威所畏惧。

种嵩为增进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的友谊，加强东汉政府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东汉中后期，统治集团日益腐朽，政治极端黑暗，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剥削压迫也更加沉重。当时内迁的各族人民“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周边少数民族呈现混乱状态，各种势力互相兼并攻杀；羌族人民还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起义。因而，东汉中央政权与各少数民族间所形成的臣属关系多陷于瓦解，逐渐强大起来的匈奴和鲜卑等部族还勾结边郡割据势力，经常深入关内进行骚扰掠夺，成了东汉后期边境上的一支威胁力量。

种嵩曾任益州(今四川广汉北)刺史，当时益州的岷山一带是各少数民族杂居区，由于贫困及前任官员为政不力，致使该地区少数民族面临灭绝的境地。种嵩在职三年，“宣恩远夷，开晓殊俗，岷山杂落皆怀服汉德。”(《后汉书》卷五十六同上)，逐渐改变游牧生活，学会了农业生产，文化上也大体与汉族相同，使自前任刺史朱辅死后就与汉朝断绝来往的白狼、架木、鼓、邛、焚等几个民族政权都逐步地恢复发展起来，并举众向东汉政权归化。后来凉州羌人发生动乱，东汉朝廷就派种嵩为凉州刺史。他治理凉州，深得民心。当朝廷又调迁他到其它地方任职时，当地的官吏百姓都纷纷投书朝廷，请求让他留任。连梁太后也大为感慨：“未闻刺史得人心若是”(《后汉书》卷五十六同上)，于是朝廷准许了凉州吏民百姓的请求。种嵩又在凉州留任一年。后来他调任汉阳太守时，凉州人民把他送到汉阳地界，种嵩为了与他们作揖告别，步行“千里不得乘车”(《后汉书》卷五十六同上)。到了汉阳郡，他又教化羌人，不要相互侵犯掠夺。

延熹元年(158年)，南匈奴各部落群起叛乱，与乌桓、鲜卑联合侵犯并、凉二州，汉桓帝擢升种嚣担任度辽将军。种嵩到军营后，“先宣恩信，诱降诸胡，其有不服，然后加讨”(《后汉书》卷五十六同上)。正确处理了与各少数民族的矛盾。因此，羌胡龟兹、莎车、乌孙等部族都纷纷归服东汉政权。后来“焉乃去烽燧，除候望”(《后汉书》卷五十六同上)，边境上晏然无事。

    延熹四年(161年)，种嵩升为司徒。他在职三年，举贤纳士。被他推荐的桥玄、皇甫规等人，后来都称职地担任过宰相职务。164年，种嵩去世。由于他一生多次治理边远及少数民族事务，并、凉两州的边民都为他发丧致哀。匈奴听说种嵩死了，全国的人都为他伤心惋惜。匈奴单于每每人朝致贺时，看见种嵩的坟墓，“辄哭泣祭祀”(《后汉书》卷五十六同上)(周景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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