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理财大家桑弘羊

　　桑弘羊(羊，音xi血s，古祥字)，西汉洛阳人，出身于大商人家庭，是汉武帝时期为，国理财大家。《史记》、《汉书》、《盐铁论》中都说：“桑弘羊以心计，年十三，侍中”。“侍中”是接近皇帝的侍从官，桑弘羊既非儒者，又非权贵子弟，十三岁还是属于少年时期，是个儿童娃娃，何以能成为侍中?他之所以能够入侍皇帝，势必与其家庭输财于朝廷有关。

洛阳人经商是有其历史渊源的，至晚应该始于周初。周公征服殷商以后，把殷商“顽民”(贵族)作为俘虏安置在成周，他们不会种田，又不让他们参加政治活动，只有去经商。战国时期，经商已经成为洛阳人的重要职业。一些人经商致富之后，就靠着经济资本参与政治活动。如白圭、史师、苏秦等一些著名人物都是洛阳人。经商发财有道自然会理财，桑弘羊出身于大商人之家，成为理财大家是很自然的。

西汉的侍中是一种加官，无定员，因为侍从皇帝左右，可以出入宫廷，常常代表皇帝与公卿辨论朝政，应对顾问，所以地位较高，成为升官的一个重要途径。桑弘羊为侍中，一定经常参加汉武帝制定军国大计政策的讨论，了解汉武帝的为人和抱负，锻炼了他参加国家大事的能力，这为他的做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元光二年(前133年)反匈奴侵略的战争爆发，至元狩四年桑弘羊开始参与财政事务的14年间，汉武帝的军政开支渐感困绌。其原因首先是战争。武帝刘彻即位不久，匈奴搔扰，汉为了向匈奴征马提出和亲，又被拒绝，于是连年战争而不解，结果是“干戈日滋”而“天下共其劳”。为了战争，“筑卫朔方”，“费数十百万”而“府库益虚”。其次是黄河决口，沿河之郡处处决坏，所支费用不可胜计。穿汾河，凿直渠，功夫就而“费亦各巨万十数”。武帝是一位好大喜功的君王，他不惜代价的战争付出，如高阙之战、祁连之战、天山之战、大围单于之战等都获得很大胜利，恢复秦时蒙恬旧有疆界，开通匈奴之乡，沟通西域和西南夷道，外国优良马种得以源源输入。桑弘羊是汉武帝对外战争的积极支持者，即是在以后的盐铁会议上，他也再三提出加以推崇。

武帝之前，天下盐铁自由流通，不受任何限制。由于战争开支太大，府库余财用尽，财政困难。主要负责国家财政的大农令郑当时，便向汉武帝推荐东郭咸阳和孔仅。元狩四年(前119年)“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    咸阳、孔仅既为大农丞，为了解决财政困绌问题，便向武帝提出盐铁官营专卖政策。桑弘羊善于计算，武帝便让他帮助咸阳和孔仪研究、计算盐铁官营的规划。这个经过一年时间制定的规划很快得到汉武帝的批准。其内容要点为：将原隶属于少府的盐铁转归大农令管辖，并改盐铁自由流通为国家专营，由国家垄断和生产，不许私人经营。“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人其器物”(《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由孔仪和咸阳到各生产盐铁地区，建立官营盐铁机构，任命原来生产经营盐铁的富商为官营盐铁的地方官员。汉武帝看到盐铁经营政策的改变和政策的执行，在财政经济上取得了成效。三年后，升孔仅为大农令，桑弘羊超迁为大农丞，管诸会计事。这年，桑弘羊三十五岁。从此，桑弘羊步入国家理财的位置，并显示了他理财的才干，越来越受到汉武帝的重用。

孔仅为大农令(后改称大司农)时期，桑弘羊为大农丞，他们两个是管理国家财政的主要人物。后来他们对理财的看法不同，二个便发生了矛盾。由于汉武帝对桑弘羊韵信任程度要比孔仅高许多，所以孑L仅任大农令两年便被解职，降为大农丞，专管盐铁。由此孔仅对桑弘羊十分不满，便唆使新上任的御史大夫I＼式借攻击告缗令指责桑弘羊。卜式是桑弘羊的同乡，靠养羊发家致富，为了支援汉武帝的对外战争，曾捐出家产的一半给朝廷，后来又拿出二十万钱作为移民的费用，因而得以升迁。因为由于告缗令使汉武帝得到实惠，帮助朝廷度过了难关，所以卜式攻击告缗令，非但没有动摇汉武帝对桑弘羊的信任，反而使孔仅被免除了盐铁丞的职务而F＼式则被贬为太子太傅。

孔仅免职两年间，虽有二人先后继任，但都没有明显的政绩，恰在这时卜式攻击桑弘羊。汉武帝便于元封元年(前110年)授桑弘羊为治粟都尉(中央职事官)兼领大农令，天汉元年(前100年)被正式任命为大司农，独专朝廷的财政大权。孔仅和东郭咸阳在管理盐铁官营工作上，既不认真又不彻底，产生了诸如质量低劣，价格昂贵等问题，给国家和百姓造成不少损失。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兼领大司农之后，尽代孔仅管理天下盐铁，对盐铁问题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大力整顿。

桑弘羊首先派遣盐铁官员到市场调查研究，发现盐铁贩囤积居奇，用户争相购买，故价格腾升。然后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别到各郡国开展整顿工作，并于郡国增加盐铁官员。《汉书·地理志》载：在全国二十七郡(《通考》作二十八郡)中置盐官署三十六处，在四十郡中置铁官署四十八处，几近辐射全国各地，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盐铁官营的发展并步入正规，是从桑弘羊独专全国财政开始的。地方上盐铁生产情况及置官大致为：盐的生产工具由地方政府提供，资金则由地方百姓自筹。这样可以防止因工具低劣和资金外流而生产劣质盐，正如《盐铁论·刺权篇》所言：“……募民自给费，因县官器煮盐予用，以杜浮伪之路”。盐的主持人，谓之盐官长，负责生产、检察、外运及成本核算等全面工作。铁的问题，凡郡国出铁者，即置铁官；不出铁者，置小铁官，由所在县管理。当时冶铁规模颇大，仅举一例：据《河南巩县铁生沟发掘报告》所言：此一冶铁遗址生产场地面积有二万一千多平方米，十八座冶铁炉，一座熔炉，一座锻炉，有的冶铁炉直径有一米六之大，又发现三处开采矿石的竖井和平巷。其中有不少铁官已实现采矿、冶铁、制作铁器等联合作业，这大概需要数百名工人才能进行生产。冶铁技术要比煮盐复杂得多，成本也大，因而主要采取国家经营的方式，比私营冶铁有许多优越性。

盐铁官营，在增加财政收入、打击地方豪强势力诸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某些盐铁官吏能力较差，管理不善，加之欺上瞒下，故弄玄虚，对官府和百姓(特别是农民)都有不利之处。桑弘羊对此也有所认识。当有些官民借此攻击盐铁官营时，桑弘羊一针见血地说：这是选择盐铁官吏不当所出现的问题，而不是盐铁官营本身所造成的。

桑弘羊为汉武帝理财十三年，使西汉王朝的经济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

汉武帝末年至汉昭帝初年，围绕盐铁诸如均输、平准、币制、酒榷、算缗和告缗等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朝廷内部不同的观点和矛盾越来越突出。矛盾双方，从表面上看，一是朝廷方面的代言人御史大夫桑弘羊；二是下层的代表人物即从郡国推举出来的贤良文学六十多人。贤良是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学是有某种知识专长的名士，他们在朝廷中的代表人物或折中派是大将军霍光和丞相田千秋。为了申明观点解决矛盾，昭帝于始元六年(前81年)把这些人都集中到首都开会，计论有关财政经济问题。参加会议的人还有丞相府的属官丞相史和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因为主要是盐铁问题，所以一般称为盐铁会议。到汉宣帝时，汝南桓宽根据会议记录整理成书，称之谓《盐铁论》。

这次会议互相辩论非常激烈，辩论的实质内容是对汉武帝“轮台诏”以前各项政策(主要是经济政策)的评估问题。以桑弘羊为代表的一方持全面肯定的态度，并希望继续推行。贤良文学为代表的一方则否定“轮台诏”以前的各项政策，要求加以修改。据《中国历代名臣·桑弘羊》统计，桑弘羊发言一百一十四次，御史发言十九次，丞相史发言十五次。田千秋是会议主持人，发言不多，只是作一些折中的调解。霍光没有出度会议，但他对会议非常重视，主要是利用贤良文学的激进情绪，批评和打击政治对手。就政治意义来说，这次会议有利于霍光而不利于桑弘羊。会议结束之后，赏赐给参加会议的贤良文学一个列大夫的官爵，这实际上代表了霍光对会议的态度，霍光与桑弘羊之间的怨隙便由此成为一股暗流。

由于汉武帝大规模地用兵于匈奴，加之山东一带的水旱灾害，国库人不敷出。为了弥补财政的不足，使在工商业者及人口、财产诸方面采取筹款措施，即推行“算缗”、和“告缗”政策。这种办法最初由御史大夫张汤提出，政策经武帝于元狩四年(前119年)批准并颁布执行。但由于大农令颜异压根就不赞成，当然没有认真执行。桑弘羊出任大农丞以后，才在全国雷厉风行地认真加以贯彻执行。

所谓算缗，就是税收的一种计算方法。其征收对象大致有三：一是算赋，即成年人的人口税。”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二百文钱)，为治库兵车马”(《汉仪注》如淳语)。商人与奴婢倍算，女子三十不出嫁收税更多。二是訾算，即财产税。“訾算十以上乃得宦”({汉书。景帝本纪}。訾，万钱；訾算十，十万钱。财产税十万以上即可授官。三是算缗钱，即工商业税。包括算缗钱，算商车，算船及马牛羊在内。要求工商业者向朝廷呈报财产数目，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的税，小工商业者抽税减半，除官员和士兵以外，凡乘马车者，每乘抽税一算，运货的马车抽税二算；载人或物的船，五丈长以上的抽一算。所谓“告缗”，就是对不如实呈报财产数目的工商业者，鼓励群众告发。经过调查，如果属实，财产全部没收，本人罚戍边一年，而告发人可得到没收财产的一半，以示奖励。当然，以上所说的计算方法和告发办法，依据时期不同、对象不同、场合不同也是有变化的。

算缗在贯彻执行的开始，即遭到巨商豪贾的顽强反抗，他们采取各种办法转移和藏匿财产，造成不报或少报财产的局面。为此张汤主持“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汉书·张汤传》)。告缗令既出，汉武帝派杨可专门主持执行告缗的事。当时右内史(京官)义纵站在大商人的立场上反对告缗令的执行，并指责告发的人都不是好人，竟然加以搜捕，公开和告缗令作对。汉武帝以故意破坏告缗令的罪名杀了义纵。接着又将对算缗和告缗持消极态度的大农令颜异借故撤职并判了死刑，从朝廷中清除了推行算缗和告缗的障碍，杨可得以放手执行。

在这场斗争中，桑弘羊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拥护和支持者。所以很快被任命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孔仅管理天下盐铁。后来桑弘羊又被汉武帝赐爵左庶长(十等爵)，并黄金二百斤。不久汉武帝又将介绍卜式进言的孔仅所有本兼职一律撤除，而令桑弘羊代之。后来天大旱，汉武帝令百官求雨，卜式竟发“烹弘羊，天乃雨”(《汉书·平准书》)之言。可见斗争激烈。

汉初，钱币政策不一，管理不善，不但大小、轻重不同，而且通行的钱币重量与规定的重量悬殊很大，因’而私铸钱币之风盛行。武帝即位，曾进行过多次币制改革，当时流行的钱币大致有皮币、白金、三铢钱三种。皮币，即白鹿皮币，面值四十万钱，实际上它是作为诸侯王朝觐见皇帝时垫璧的礼品，面积一尺见方，绣有五采花纹。白金，即银和锡的合金，面值三百、五百、三千三种。三铢钱，三铢钱是在取消两钱的基础上改铸的(二十四铢为两，半两为十二铢)。不久，以三铢钱轻又改为四铢钱或五铢钱。

元鼎四年(前113年)，桑弘羊上书请求整顿并改革钱币制度。其内容大致为：禁止郡国铸钱，取消郡国已有的铸钱权利，由朝廷指令水衡都尉交三官独专铸钱的权利，所铸之钱称三官钱或水衡钱。所谓“三官”，即水衡都尉掌上林，其属官有均输、锤官、辨铜三令丞，故称三官。废除旧有钱币并全部销毁，把铜送至三官，分别负责原料、技术和铸造，以上林三官所铸之五铢钱为通行全国的唯一钱币。汉武帝很快批准并加以实施。从此基本上制止了私铸劣质钱的流通，稳定了市场，增加了财政收入。起到了巩固统治政权的作用。这次货币的整顿和改革是比较成功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铸钱原料钢材收归中央所有；钱币的价格标准与重量标准相一致，减少了钱币销毁的流弊；由于铸钱技术的提高和工艺的复杂，盗铸钱币者大为减少。更由于改革的成功，五铢钱质量的稳定，所以这次的改革成果一直流通七百年至隋代而不废，这与桑弘羊的经济思想体系是分不开的。

对汉武帝的扩边政策，桑弘羊始终是一位积极的支持者，汉对匈奴的战争取得胜利以后，桑弘羊仍然推行文帝时代晁错提出的募民实边政策。武帝初，即募民10万屯卫朔方，后来又徙民70万至陇西一带。桑弘羊任大农丞期间，选派吏卒五六万屯戌甘肃永登，既而又扩大至上郡、西河及武威、张掖、敦煌、酒泉等地，人数多至60万。如此屯戌移民对朝廷和百姓都是有好处的，既开发了西北边疆的农业生产，加强了边防，又巩固了战争的胜利成果，对边防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尤其是密切了汉族与西域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中国与西亚诸国的友好往来。

桑弘羊有个昆弟子(大概是很亲密的弟弟)，姓名不详，于天汉三年(前98年)和卫皇后的昆弟子犯法，同时被负责京师治安的执金吾杜周逮捕。而杜周因为逮捕权贵之家的子弟有功，由执金吾被提拨为御史大夫，这说明他们罪行的严重性和汉武帝的重视程度。汉律，弟子犯法，父兄连坐，第二年桑弘羊便由大司农降为搜粟都尉，大概是降职不免官，在很长一段时间，仍然做大司农的理财工作。

“轮台诏”以后，汉武帝改变他的内外政策，过了两年，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便病死了，立八岁的少子弗陵为昭帝。汉武帝遗诏：命霍光、桑弘羊、上官杰、金日礴、田千秋为顾命大臣。金日禅很快就死了，田千秋年老不多管事，实际上只有霍光、桑弘羊、上官杰三人掌权，而霍光又非常跋扈，种种原因促使使桑弘羊与上官杰联合起来，反对霍光的独裁。

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发生了“燕王之变”，即燕王旦与昭帝争夺皇位的斗争。燕王旦以为自己是长子，弗陵是幼子，不该继位，便拉拢桑弘羊与上官杰，挑拨大臣与霍光的关系，企图暗杀霍光，达到推翻昭帝的目的。这件事把顾命大臣，连同昭帝的姐姐鄂邑公主及其情夫丁外人都牵扯了进去。谏议大夫杜延年向霍光揭露了内幕，很快被霍光粉碎了“燕王之变”。燕王旦和鄂邑公主被迫自杀，上官杰父子和丁外人，桑弘羊和他的儿子桑迁也被霍光处死，当时桑弘羊已经七十三岁高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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