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少年贾谊

　　贾谊是汉初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作为政治家，他不是时代的幸运儿，终生未获成功。然而，政治家的气质以及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敏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教育思想，使他立足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系统地阐发了他的教育国本思想，这却是教育界少有论及的，贾谊关于教育国本思想的系统论述，经过二千多年的历史验证，其合理内核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本文重点记述他的教育思想兼及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对其文学上的贡献则略而不记。

贾谊生于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河南洛阳人，其主要活动，大体在文帝时。

青年时期的贾谊，在故乡洛阳(今洛阳市东)一带，就以才气不凡而崭露头角。年18，以能诵述《诗》、《书》和撰写文章而扬名于郡中，得到李斯的学生河南郡守吴公的青睐，成为郡守的门客和学生。21岁时，他又受学于荀况的学生张苍，受授《左氏传》，22岁，由于郡守吴公的荐举，被文帝刘恒召为博士。汉初的博士，掌文献汉魏时期典籍，为王朝的咨询官。贾谊青年得志，春风得意，在诸博士中表现出优异的才能。《史记》记述：每当文帝下诏令交付议论，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则对答人流，说出了人人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使得博士们感到惊讶，也引起文帝的注意，对他分外器重。不到一年，他竟被破格提拨为太中大夫，成为文帝左右掌议论的一名高级顾问。

约在此间，他写出反映他的哲学观点的《道德说》、《六术》以及《过秦论》等文。其中《过秦论》三篇，通过鲜明对比，强调秦始皇“不施仁义”、秦二世“重以无道”而酿成的恶果，有着针砭现实的深刻寓意。还有一篇颇有文采的《论积贮疏》，猛烈抨击“背本趋末”的不良社会风气，由于很有说服力，使得文帝大为赞同，开始举行亲耕农田的仪式，用躬身亲耕来鼓励百姓重视农耕。这表明贾谊的上疏直接产生了作用，终于引起执政者对于纠正时弊的重视。

文帝二年(前178年)，正当23岁的贾谊一展政治抱负的时候，一次沉重的打击落到了他的头上。直接原因是“天子议以贾生任公卿之位”触发了朝中群臣早就蓄积于胸的不满和忌恨。他们肆意诋毁贾谊专欲擅权、扰乱朝廷诸事。攻击他的人中不仅包括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而且还有开国元老，屡建大功奇勋的绛侯周勃、颖阳侯灌婴等人，这就使问题显得更加严重。攻击贾谊的人中不无专以谗毁他人为能事的奸佞小人，象为文帝“嗽吮病痈”、与文帝搞同性恋的邓通便是一个。贾谊与这种人自然如冰炭同炉。绛、灌等耆旧重臣所以不能容忍贾谊，是因为贾谊的主张不符合他们推行的“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贾谊本人一系列改革法令和制度的意见操之过急，步子迈得太快，这自然使其树敌过多。苏东坡《贾谊论》叹惜贾谊虽有王佐之才“而不能自用其才也”，欲速则不达，权臣嫉妒，文帝狐疑，以致于改革失败，身受其害。

由于群臣的攻击、毁谤，使得文帝先是疏远他，随后将他从王朝中央贬谪到长沙任长沙王太傅。贾谊谪居长沙的三年，在政治上完全处于被闲置的状态。文帝七年(前173年)，贾谊被召回长安，他的政治生涯重现希望之光。在未央宫前正室宣室，文帝和贾宜晤谈至深夜。《史记》上说“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这次晤谈，虽没涉及到贾谊所关心的整治社稷的方针大计，但贾谊的才能仍使文帝罢而赞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会晤，自然使贾谊失望。唐代诗人李商隐为此叹而作《贾生》诗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但贾谊的才调还是打动了文帝。结果，改命他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少子，雅好《诗》、《书》，深受宠爱，封地在古大梁(今河南开封)，实际上就是向皇上大大靠近了一步，所以他受到创伤的心暂得安慰。其后几年，他多次向王朝上疏，最后写成《治安策》(又称《陈政事疏》)。在这篇策论中，贾谊以政治家的眼光论述了对太子“选左右、早谕教”是关系“存亡之度、治乱之机”的时务要计，强调了早期道德教育的重要。

文帝十一年(前169年)，贾谊在政治上又遭到一次不及提防的打击。是年六月，梁怀王刘揖在朝见皇上的途中，竟不慎坠马而死。贾谊自伤“为傅无状”，哀伤不已。一种政治上的不详之感，加以道义的自责，使他终日哭啼。一年后，即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年仅33岁的贾谊在无限忧伤中死去，时人因此称他为“洛阳少年”。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生前的著作凡58篇，刘向辑为10卷，号曰《新书》。刘向评其所著“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伊尹)、管(管仲)未能远过也”。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的鲁迅盛赞贾谊所著是“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其生平事迹及代表著作，司马迁、班固取其切于时政者作传载于《史记》、《汉书》。

作为一个政治家，贾谊为解决维护地主阶级政权的根本问题，提出了民为邦本、教为政本、道为教本、道为德本、道之以德教、积礼义而民和亲，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作为哲学家，他继承了先秦道家的唯物主义内容，建立了“道”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在《道德说》、《道术》、《六术》及其它著作中反映了他的哲学观点。

贾谊认为：“道”是物质世界产生的本体，这种物质性的本体，如叫I：谷之水，其出不已，其行不止。”这种物质性的道比先秦老子那种不可捉摸的“道”来，具有了完全的客观性。从贾谊的论著中，可以看到“道’’具有如下特点：(1)“道”是客观存在的，但它不是具体事物，而是抽象的、一般的东西。所谓“道者无形，平和而神，道有载物者，毕以顺理为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2)“道”虽无形，但却与具体事物溶于一体，遍存于天地之中，无所不在，所谓“横贯万物、通达空窍”是也。(3)“道”不仅是自然界的普遍联系，也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准则。(4)“道”是规律，道生德而合于理，是社会和自然的规律。

在贾谊的《鹏鸟赋》中把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表露得更为清楚。他把世界的产生描述为一个过程，把存在的世界看成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发展之中。从事物的变化中，他还猜到了事物的矛盾及其转化。还是在这首赋中，他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缠；……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块比无垠。……”这些话都是在说事物的变化是相互反对而又互相错综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矛盾着的双方各自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对于宇宙世界变化的规律，贾谊认为，人并不是束手无策的，无能为力的。他说：“知命不忧”，“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这表明他相信人是可以掌握变化规律并加以运用的。但他的“知命”之说，只不过是统治者治安的手段，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认识论上，贾谊同样以“道”为出发点，他说：“道者，所以接万物也。”他认为事物是可以认识的，这种认识能力是人的“目”决定的。“见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为目，目成也形乃从。”就是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凡事以实践为基础。在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上，贾谊坚持了唯物主义观点。

由于时代的局限，贾宜当然看不见人民群众对事物的认识能力。他视百姓为“暝”、“盲”，把“知道者”视为圣贤们的事。他甚至还说：“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这就陷人了不可知论，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

散见于贾谊一系列文章中的教育思想既有以胎教论为代表的早期教育思想，又有与“民为邦本”融为一体的“教为国本”思想；既有论证师德傅职的独到见解，又有与其哲学思想一致的道德教育论。所有这些构成了贾谊的教育思想体系。当然他的这一教育思想体系都统纳在他对汉初政治改革的构想方案之中。

    (一)关于胎教论

胎教论的观点反映了贾谊比较系统的早期教育思想。他根据《易经》“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的思想，强调对人的教育要“慎始敬终”。以为子孙择妻选夫是生育慈孝后代的前提。他说：“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各以其母。”用现代科学解释，那是由于各自的遗传基因不同。贾谊当然不会懂得这些，但他的主张是对人类自身生产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实际上是优生优育的观点。

对于怀孕之妇，贾谊要她们“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渲、独处不居、虽怒不骂”，以保持良好的姿态与平和的心绪。他主张孕妇要吃味道纯正、营养丰富的食品，耳朵要听合乎礼乐的优美音乐。孩子出生后，要由“仁者养之、孝者襁之、四贤傍之”。就是说要由具有孝慈品德的贤者抚养。因为，“孩提有识”所以他要求养者、襁者、傍者要以自已的孝、仁、礼、义的模范行动“道(导)习之”。贾谊主张要给孩子创造“左右前后皆正人”的教育环境，使孩子“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这样通过环境的熏陶感染，就能达到如孔子所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了。这里贾谊谈的虽是关于太子韵教育，一般老百姓很难做到，但他的论证确已反映对儿童实施早期教育的重要。他把早期教育的这种巨大作用提到关乎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去认识。他把天下之命，悬于太子，把兆民依赖于一个太子，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英雄史观，但贾谊把实施早期教育看成是关于国家存亡，治乱之机的时务大计，看成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或要害，这却是难能可贵的。所以他反复强调“选左右、早谕教最急。”这是贾谊教为政本的思想的体现。由于他认为这是治国之本、为政之本，所以他主张把“胎教之道”书之玉版、藏之金柜、置之宗庙，以为后世诫”。

可惜的是贾谊关于胎教的主张，被后来传人的西洋思想批判为封建迷信。西洋人认为，胎儿和初生儿都是“心理上未开化的有机体”，因而没有什么“感知”可言。这与贾谊的“孩提有识”的看法大相庭径。其实现代科学早巳证明，胎儿在母腹中对外界环境是有感觉的。如母亲子宫的血液流动、肠蠕动声、外界环境的嘈杂声都可能使胎动增加。当母亲心情舒畅、心情愉快时，胎儿表示平静；若母亲精神紧张、忧伤时，胎儿心率加快，胎盘血液循环障碍影响胎儿发育。所谓母子同命相连，一脉相承，绝无半点虚言。

日本索尼公司的创建者，杰出的科学家井深大上个世纪80年代集中精力从事早期教育研究工作。他所著《零岁——教育的最佳时期》是轰动日本的名著。书中说的零岁就是指从怀孕到分娩的这一段在母腹内的时期。1985年，他访华时曾与我国电影界大师夏衍谈过幼儿教育应该从胎教做起，并说，胎教这个概念，开始于中国的汉代，在日本江户时代才传到日本。可见胎教的思想已跨越国界，在世界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说到胎教，教育史界多推刘向的《列女传》或《大戴札记》。其实无论大戴《》记》，小戴    记》或是刘向的《列女传》，均是西汉后期的作品。贾谊所作《胎教》以及《治安策》要比他们早100多年。东汉建安时期的文颖就曾考定过，大戴《祀记》中有关胎教记载的《保傅传》就是将贾谊《新书》中《保傅》、《傅职》、《胎教》、{容经}四篇合一而改称的。宋代的王应麟、近人刘师培都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可见，中国教育史上有关胎教的记载，应首推洛阳人贾谊所作的《胎教》及《治安策》。贾谊的《胎教》一文，据他自己说是据青史之《记》，《汉书·艺文志》有“《青史子》57篇”之记，将其列入小说家者流，称其为《青史子》。青史子为何许人，班固自注“古史官记事也”。《青史子》对“胎教”作何记述，书焉不详，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说：“青史子为古之史官，然不知在何时。其书隋代已佚”，只好待识者论证。青史氏之《记》比贾谊所著早多少年，现在不得而知，所以到目前为止，能查到的最早系统论述胎教和早期教育的当首推贾谊。可见他的教育才思是无与伦比的。

    (二)教育国本论

贾谊的胎教论所阐明的“正其本而万物理”的思想，是其教育国本思想的体现。在《大政》等篇中，贾谊更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出发，系统地阐述了教育、教化在治国、治民、富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明确提出“教育，政之本也”。不仅诸侯以民为本，而且“吏以为本”、“国以为本”、“君以为本”。民既为国本，本固才能邦宁。怎样才能固民本呢?贾谊认为必须由“圣王之教”、“贤智之师”、“化而则之”，才能收到“教顺而必则令行”、本固邦宁的效果。他说，“民之治乱在于吏，，国之安危在于政”，但“有教然后有政治”。为什么有教然后才有政治呢?因为无论是百官或百姓，他们要开道术、明义旨、知廉耻、张四维(即礼、义、廉、丑)，做到行为端正，做到“行虽死而不相为”，都只有靠“教习然也”，是“教之功也”。土民对于人君发出的号令，怎样才能做到“曲折而从君，其如景矣”呢?那也只有靠“教习然也”、“教之功也”。当然，贾谊说的教，是以封建的“道’’为宗旨的，这既是他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又是他教育思想的指导思想。用这套统治术去教育百官，用礼、义、廉、耻以及为人君的忠、信、敬、顺等封建道德信条去教化百姓，就可以治国、治民、富国。把贾谊的这些思想综合起来就是：民为国本、国为政纲。教为政本、道为教本。他告诫统治者说：“呜呼!轻本不祥，实为身殃。戒之哉!戒之哉!”其盲切切，表现出作为政治思想家贾谊的卓见。他警告当权者，如果颠倒本末，不仅民不能治、国不能富，而且还要身受其殃。他曾援引汤、武取天下，守国“六、七百年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的历史，提醒当权者，重视为本的教，导以德教，则“德教洽而民气乐”；反之则“祸几及身，子孙诛绝”。他感慨发问：人主为什么不引殷、周、秦的历史来考察当今之得失呢?

需要指出，贾谊“教为国本”的思想是从先秦儒家思孟学派和荀子学派关于贵师重傅、尊先祖而隆君师的思想发展而来的。贾谊曾受学于荀况的学生张苍，他直接继承了荀子教为政本”的思想和思孟学派的思想。

    (三)尊师论及师德傅职论

从“教为国本”的基本观点出发，贾谊承继儒家学派关于师尊无北面、君师治之本的思想，非常强调举国上下、满朝文对师的尊重。他把王者授官分为六等，而师尊为首。他认为人君做帝做王、称霸称强主要取决于他们对待师、友、臣的态度，他说：“与师为国者帝，与友为国者王，与大臣为国者伯，与左右为国者强，与侍御为国者若存若亡，与斯役为国者亡可立待也”。这是从治国作用上强调师的尊崇地位。L正因为师与国之强弱、盛衰、兴亡攸关，所以他又从礼的角度强调人君和朝臣应当尊师以最高礼遇。他说国君可以礼让友人，可以奖励大臣，可以令侍御、厮役执行具体任务，但对于师却应“取师之礼，黜位两朝之”。就是说帝王见师，要按照师的礼仪，走下帝位拜见老师。如果帝王之师要与帝王议事，要令满朝文武告退而由帝王专与师议事，议事时不准通报其它小事干扰。这是封建帝王给予师的最高师遇。其目的在于使整个社会把师摆在同天地君亲相等的至尊地位。当然贾谊说的师实际上也是官。他举伊尹、周公、太公望为例论证师、傅韵崇高地位。其实这些人都是号称帝王之师或宰衡的最高官员。这种尊师以礼的思想对汉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礼俗有着深远的影响。贾谊死后76年，司马迁著成的《史记》中专有〈礼书〉一篇。后世历代帝王对孔子封号的逐步升级，使其由“褒成宣尼公”进而为“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再进而成“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说明尊师以礼，并视之为礼的根本之一，与贾谊尊师以礼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东汉时的明帝刘庄、邓太后分别为其师桓荣、曹大家(音姑)服丧礼的史实以及民间天地君亲师并祀的礼俗，更说明这种尊师以礼的思想在实际生活中的巨大影响。

贾谊一方面主张给师以最高礼遇，另方面则严格要求为师者应有与其崇高地位相匹配的德、才、识、行。在《傅职》、《保傅》等篇中，他明确了诸如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不同师职的职责。师傅之职在于明道、明志、明信、明义、明礼、明孝、明敬戒、明慈爱、明恭俭、明惠施、明数量、明等级。一句话即深谙帝王驭官治民的统治术。他要求师傅要制定行为规范，宣扬诱导并辅之以监督，以使受教育者的言行符合封建的道德信条。这里这也包含着师傅身体力行、启发、规劝、影响受教育者。贾谊对师傅德、才、识、行的要求以及师傅职责之规定，就是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四)道德教育论

从教为国本的观点出发，贾谊非常重视封建的道德教育。在《道德说》、《道术》及其他诸篇中反复论证“明道谕教”、“贵尚学道”、“德博而化富”的重要。他认为道既是教本，又是德本，为君之道，应当选贤能辅翼，以周文王作帝之则，那么士民就会悦其德义而“从之如集”。人主如果有仁、有义、有礼、有信、有公、有法、那末士民对人主就能“莫弗亲也”、“莫弗顺也”、“莫弗敬也”、“莫弗信也”、“莫弗戴也”、“莫弗辅也”。这样就能“英俊在位而主尊”、“举贤则民化善”、“教顺而必则令行”。而人主就能“操德而固则威立”。贾谊描绘自己说的道德是“道者无形、平和而神”、“德者，离无而有之”，是一种平和而神、泽润如膏、润厚如玉、如胶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人主宽厚驭民的所谓“王道”。他以先王作旗帜，就是要用他阐释的先王之道教化世人。他引证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王等诸先王的言行教育当权者，象汤武那样，才能长治、久安。相反，象秦始皇那样，必然是“怨毒盈于世”。百姓“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贾谊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只有施之以道德教育，施之以德政。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贾谊还清楚地看到道德、礼仪的教育可以“绝恶于未萌”，禁事件于将然之前，这是很有见地的。他认为，要使道德、礼仪教育起到“绝恶于未萌”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起教于微渺”的教。有了教，才能布礼义、广道德；才能“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如此，则“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其泽可被子孙数十世；如此，则可以化成俗定而民和亲，长治久安。作为政治家，贾谊把道德教育纳入他德治的治国方略中；作为教育思想家，他又充分认识到道德教育在治国中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

(五)学校教育论

贾谊的“教育国本”思想，也表现在对学校教育的重视上。他主张太子稍长，应先后入东学，学亲疏有序而贵仁；入南学，学长幼之差而贵信；入西学，学尚贤而贵德；人北学，学贵贱有等；人太学，承师问道。最后还要经太傅考试，由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经过这五学的学习，贾谊认为太子就可以由浅入深学得治国之道，学成治就，国家就可以兴旺发达。对于成人后的太子，贾谊主张还应继续进行教育。不过那是通过设“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等生活与工作的舆论监督、史志监督和现场的示范、模仿、创制良好环境，施加各种影响而进行的。

总之，贾谊的教育思想是以“教为国本”的思想贯彻始终的。他的胎教论立足于正其本而万物理，视其为国家存亡、治乱的时务大要。他的“教为政本”之说贯穿于以教治国，道德教育以及对教育的管理设想和尊师以礼的思想中。贾谊的教育对象是继承皇权的“太子”；教育目的是“助人君，明教化”、“化民成俗”，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保障皇权统治长治久安；教育内容是封建的道德信条和驭臣治民的统治术。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加以分析批判。以便剔除其封建性糟粕。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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