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

苏秦，字季子，战国时期纵横家，东周洛阳人。师事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外出游历数年，衣服破烂，金钱用尽，憔悴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皆讥笑而耻与之言。苏秦非常惭愧自伤，后发愤读书，闭门不出，遂有满腹经纶。特别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一年之后再次外出游历。求说周显王，王之左右皆卑之而不信；再说秦惠王，惠王方诛商鞅，讨厌辩士，不用；又到赵国，赵肃侯令其弟成为相，号奉阳君，奉阳君并不喜欢他，于是又到燕国，燕文侯资助他车马金帛使其返赵；其时奉阳君已死，赵王饰车百乘、黄金千镒、白璧百双、绵绣千纯以约诸侯。于是六国合纵御秦国，苏秦为纵约长并相六国，使秦国不敢东扩。苏秦居于赵，被封为武安君。后因六国不能合作，纵约瓦解。晚年入齐，迫使秦废帝号并归国韩魏一部分土地，因与齐大夫争庞，被车裂而死。苏秦是战国后期的洛阳人。《战国策·燕策一》：“武安君从齐来，而燕王不馆也。谓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武安君即苏秦。《燕策一》又引苏秦之兄弟苏代语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东周，指战国时期的东周国。故苏秦称自己为“东周人”即洛阳人。《战国策·赵策一》更有明确记载：“苏秦说李兑曰：‘洛阳乘轩里苏秦……”

东周洛阳乘轩里即北魏利民(仁)里，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利民(仁)里条云：“有三公令史高显宅。……此地是苏秦故宅也。”《太平寰宇记三·河南·洛阳下》说：“苏秦宅，《郡国志》云：在利仁里，复为高显业宅，后造为寺。”明朝以后，利仁里被称为太平庄，太平庄包围的一个小自然村至今仍称仁里村。明廖用贤《尚友录》云：“苏秦，洛阳古太平庄人也。”明清《河南府志》、《洛阳县志》所记同此。

太平庄在今洛阳老城东南5公里处。近年，在该村找到古碑两通。一通为明碑，碑文为：“古太平庄村  苏秦遗址  大明洪武四年谷旦。”另一通为民国所立，碑文为：“苏秦故里  古太平庄高天乙  中华民国四年腊月谷旦。”碑出土处在汉魏洛阳故城正南2公里处，北望洛阳、南望黄华山，自然环境优越。另对苏秦祠堂、苏家花园遗址进行考证，发现与文献记载相符。证明此处为苏秦故里无疑。

苏秦出生于一个大家庭。《史记·苏秦列传·索隐》引谯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厉、辟、鹄并为游说之士。”《史记·苏秦列传》及《战国策》则称苏代、苏厉为苏秦之弟。今存疑。    苏秦政治活动的时间，史学界分歧较大。《战国纵横家书二二》有“齐宋攻魏”，“今者秦立于门”、“谓陈轸曰”之语，陈轸即田轸，此事载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时为周赧王三年(前312年)，即齐宣王八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今者秦立于门”之“秦”为苏秦自称。由此可证《战国策》是苏秦游说秦惠王、齐宣王的材料也是可信的。而据后者的记载，苏秦是先至燕赵，后至齐的，故苏秦在周赧王三年(前312年)之前应进行了较长的政治活动。《史记·苏秦张仪列传》谓张仪、苏秦为同时代人应是正确的，因张仪为秦惠王之相，入秦于周显王末年，而苏秦在游说秦惠王之前也曾游说周显王。故苏秦开始纵横活动在周显王末年，不晚于显王的最后一年即前321年。而据《战国纵横家书》载，苏秦卒于五国攻齐之年即前285年。故其终年60岁左右。

苏秦死于齐，但归葬于洛阳。《洛阳伽蓝记》“孝义里”条载：“出青阳门外三里御道北，里西北角有苏秦冢。”青阳门即汉魏洛阳城南门，孝义里紧邻利仁里，在今太平庄附近。2000年9月，在太平庄发现唐武德八年萧璃所立《武安君六国相苏公墓》一通。

《汉书·主父偃传》说：苏秦“学长短纵横术”，服虔注：“苏秦法百家书说也。”正因为他“法百家书说”，博览群书，学贯古今，所以成为一个通晓天文地理、阴阳权变的通才。

苏秦师事鬼谷子，对自己的学业和一生有重要影响。苏秦的博学还在于他刻苦治学的精神。苏秦游说秦国失败后，受困而归，《战国策·秦策一》言其“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读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踵”。苏秦能“陈箧数十”，是当时罕见的藏书大家。这种藏书活动为其博览群书提供了条件，成为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

苏秦精于兵家之术。苏秦发愤攻读《太公阴符》一年。太公，即著名军事家姜子牙，《太公阴符》为一部兵书。西汉末，任宏校兵书，在“兵权谋”中有《伊尹》《太公》《管子》《苏子》等。可见，经过朝夕揣摩的苏秦，后世已把其著作《苏子》称为兵家著作。因为，兵家和纵横家关系最为密切，二者都强调军事的作用，强调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强调战略学在军事中的作用。苏秦通过游说活动，佩六国相印，率五国伐秦，充分显示了其军事才能。而以兵家名闻天下的孙武、孙膑仅取得某个局部战役胜利，与苏秦的“大手笔”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苏秦对儒墨之言耳熟能详。儒、墨号为战国的显学。儒家宗于周公，源于洛阳。苏秦生活在儒墨并行的战国时代，不能不习其学说。儒家讲仁、礼，墨家讲兼爱、尚贤，他们都讲圣王之道。苏秦其实也讲这些学说，《战国策·楚策三》引苏子谓楚王曰：“仁人之于民也，爱之以心，事之善言；孝子之于亲也，爱之以心，事之以财；忠臣之于君也，必进贤人以辅之。……人臣莫难于无妒而进贤。…至于无妒而进贤，未见一人也。”这里，他讲仁、孝、忠君思想，与儒家如出一辙，他讲尚贤之难，讲尚贤之必要性，与墨家一脉相承。同儒墨一样，苏秦对先王先圣的历史也非常熟悉，《战国策·赵策二》述苏秦游说赵王曰：“臣闻尧无三夫之分，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汤武之卒不过三千人，车不过三百乘，立为天子。诚得其道也。”他推崇尧禹汤之道，也主张从圣贤思想中汲取有益的经验。

苏秦对道家思想有深刻领悟，道家学说为老子在洛阳创立，《老子》一书，讲“道”，就是生生不息的道理，讲生死、祸福的辩证，这种辩证思想正是纵横家所必备的素质。《战国纵横家书四》是苏秦为燕间齐写给燕王的信，通篇充满着辩证思想，他说：“臣贵于齐，燕大夫将不信臣，臣贱，将轻臣，臣用，将多望于臣。齐有不善，将归罪于臣。天下不攻齐，将曰善为齐谋，天下攻齐，将与齐兼弃臣。臣之所处者重卵也。”这种多角度分析问题的方式，正是《老子》一书的语言逻辑。

苏秦对各国的地理形胜、人口、赋税、强弱了如指掌，《史记·苏秦列传》记苏秦游说六国国君，把各国的优劣条分缕析，显示了苏秦对各国国情有很深的研究。《战国纵横家书》前14篇，为苏秦书信和谈话记录，其中苏秦对各国政治形势了如指掌，证明苏秦对当代重大问题有深刻的研究，不是泥古和惟书、惟典，而是能灵活运用，从而达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

战国时期是一个瞬息万变的社会，当时的哲人贤能频频思考，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及其对社会的看法，但无论儒、法、墨、道均未能找到一个务实的方法，只有苏秦为代表的纵横家为社会所重视。因为它吸收百家之长，超乎百家之上，代表了历史的潮流。苏秦所著《苏子》一书，凡31篇，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中。纵横家经苏秦开创后，形成一个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以苏秦为代表的苏氏五兄弟以及张仪等人。

苏秦的思想，虽然广泛汲取了儒、墨、道等百家思想的影响，但他的人生观、历史观和方法论与儒、墨、道是根本对立的。

儒家面对“礼坏乐崩”的现实，提出要“克已复礼”，要恢复尧舜禹的王道乐土；墨家要回到“天下为公”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道家要求恢复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他们的历史观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今不如昔。他们的人生观自然是保守的。他们片面强调仁、礼的重要性，并把它绝对化，认为君主只要法先王，行仁义，就能王天下。在这种哲学观点下，就难以提出务实的治国方略。

苏秦则不同，它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有百折不回的勇气。根源于他有系统的哲学思想，他以为“孝如曾参，乃不离亲，不足以益国。信如尾生，乃不诞，不足以益国。廉如伯夷，乃不窃，不足以益国。臣以信不与仁俱彻，义不与王皆立”。批判了儒家绝对的孝、信、廉对国家危害性的一面，因为三人是儒家这方面的典范。提出了信、仁、义与王天下之间的矛盾。但他并不否认信、仁、义的作用，“人无信则不彻，国无义则不王”，但“仁义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明确提出，仁义是自我修养的方式，不是取天下的利器。苏秦认为，“自复之术，非进取之道也。三王代立，五伯施政，皆以不复其常。若以复其常为可王，治官之方自复之术也，非进取之路也”。所谓“自复之术”就是儒家的守旧之道，三王五伯各有各的治国谋咯，因此“自复之术”决不可以“王天下”。苏秦又明确表示，“臣进取之臣也，不事无为之主”。因此，苏秦有进步的历史观，才有积极的人生观。有了这种新的认识论，才有崭新的谋略思想，终成为伟大的谋略家。

谋略活动是一种具有较强独立性的智力活动，因此谋略家必须具有独立的人格。苏秦初仕燕，当有人诋毁苏秦时，苏秦并非向燕王奴颜婢膝地求饶，而是理直气壮地辩驳，并要求辞职而去。《战国纵横家书五》记载苏秦原话云：“臣愿辞而之周负笼操苗，毋辱大王之廷。”这种独立人格，是诸子百家中很多人不具备的。孔子为仕于卫，甚至要取悦南子；孟子见梁惠王，违心地称赞梁惠王恩及于禽兽。这首先已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因此已失去成为谋略家的基础。而苏秦则不然，从《战国纵横家书》可以看出，他的话中有一种人格魅力，依靠自己的谋略和学识获取富贵、功名，决不违心地事“无为之主”，这与“人皆可夫”的俗儒不可同日而语。

苏秦最成功的谋略策划是合纵散横，即联合除秦以外的六国以攻秦，打破以秦为核心的连横格局。《战国策·秦策一》云：“(苏秦)见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绵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因此，“苏秦之策”终于成为山东六国的国策，把谋略理论变成了成功的实践。《战国策》称其为“贤人”，天下莫之能抗，”《史记·苏秦列传》称“其能有过人处”。

苏秦的一生都在从事谋略活动。《战国策·赵策二》载苏秦曰：“明主外料其敌国之强弱，内度其士卒之众寡，贤与不肖，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固已见于胸中矣。”要求在军事行动中必须知己知彼，善于筹划，要讲“尊主广地强兵之计”。这与《孙子兵法》有相通之处，因为孙子讲在战争中要善于用谋，故兵家也推崇苏秦。70年代出土的西汉初银雀山竹简《孙子·用间》曰：“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燕之兴也，苏秦在齐。”这就把苏秦与以谋略闻名的伊挚(即伊尹)、吕牙(即姜尚子牙)相提并论。

苏秦谋略的成功得力于他的博学多才，由于他对各国山川形胜了如指掌，对各国综合国力有充分了解，使谋略方案能够实行。从《战国策》和《史记》可以看出，虽然合纵是一个谋略，但说服各国加入合纵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各不相同，使谋略方案无懈可击，确保成功更是不易。

苏秦是战国时期杰出的外交家，不仅因为他的成功实践，更重要是提出了若干外交规范，表现了超前的外交思想。

首先是弱国外交规范。苏秦最早仕于燕国，而燕国相对齐、秦、赵、魏、楚等国显然是个弱国。弱国外交是对外交家的考验。作为弱国，不能坐以待毙，《战国纵横家书五》中苏秦告诫燕王要“进取”，放弃无为思想。《战国策·齐策五》中，记述了苏秦论述弱国外交的主张，“小国之情，莫如谨静而寡信诸侯。谨静，则四邻不反；寡信诸侯，则天下不卖。外不卖，内不反，则积稿朽腐而不用，币帛矫蠹而不服矣。小国道此，则不祠而福矣，不贷而见足矣”。这里提到“谨静寡信”原则，因为弱国举止失措，直接导致亡国，因此保持国内安定至关重要。只有国内安定，国境才能安全。强敌无从入侵。对大国不能信任，因为信任依附于大国，很可能成为大国外交牺牲品。

其次是大国外交规范。《战国策·齐策五》引苏秦云：“且夫强大之祸，常以王人为意也。……大国之计，莫若后起而重伐不义。夫后起之籍与多而兵劲，则事以众强敌罢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则利必附矣。大国行此，则名号不攘而至，伯王不为而立矣。”这里提出了“不王人”，即不能凭军事实力，穷兵黩武，称王、称霸于人，要谋霸而不要争霸，在国际大战中后发制人，但要保持军事实力，广泛团结众国，而孤立、讨伐不义之国，即“事不塞天下之心。”这就是大国外交中的谋霸而不争霸的原则。

再次是多边外交规范。在国际交往中，特别是战争环境中，最忌讳的是单极外交，即仅与一二个国家进行外交活动，要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提出多边外交，从中找取平衡，《战国策·齐策五》引苏秦曰：“善为王业者，在劳天下而自佚，乱天下而自安。诸侯无成谋，则其国无宿忧也。何以知其然?佚治在我，劳乱在天下，则王之道也。”利用多边外交，巧妙利用国际矛盾，可以使“阖闾、吴起之将，禽之户内；千丈之城，拨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上。”

苏秦一生的外交活动是以伐秦为目标。秦自孝公以后，日益强大，霸西戎，灭巴蜀后，直逼二周，韩、魏徙都以避其锋。连年伐赵、韩、魏、楚等国。周赧王二十七年(前288年)，秦昭王自称帝于咸阳，遣魏冉立齐王为东帝，相约伐赵。这充分暴露了秦吞并天下的野心。在这种形式下，苏秦领导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五国攻秦之战。《战国策·齐策四》记载，苏秦自燕至齐，说服齐国去掉帝号。接着奔走于各国之间，在楚国支持下，促成齐、赵、魏、韩、燕五国联军，《战国纵横家书四》载，“秦受兵矣，齐、赵尝谋”，可见齐、赵是伐秦的主力。但齐国由于想借机灭宋，故五国联军，驻在荥阳、成皋间，不思进取，就是《战国策·魏策二》所说“五国攻秦，无功而还”。《史记·苏秦列传》云：“苏秦为纵约长，并相六国。……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如果这种同盟关系能够保持，秦国很可能先亡，最后实现统一可能会是山东六国中的某一国。但《苏秦列传》又载：“齐、魏伐赵，赵王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而纵约皆解。”

苏秦身佩六国相印、衣锦荣归本不足道，但他所给予洛阳后代的影响很大。桑弘羊在盐铁会议时，称苏秦为“天下名士”，美之为“智足以强国，勇足以威敌，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可见苏秦所谓“富贵则亲戚威惧之，贫贱则轻易之”的自我总结，是构成桑弘羊的剥削阶级偏见与英雄唯心史观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概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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