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巨擘周公姬旦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是三国时著名政治家曹操歌颂周公用以自励的诗。诗中说的周公就是姬旦。姬旦生年不详，卒于周成王七年(公元前?年)，约略从政于公元前11世纪，因其最初封地为周，故后人以周公相称。周公是周文王的次子，周成王的叔父。他不仅辅佐武王伐纣取胜，而且在武王死后，因成王年少又代成王摄行政当国，东居洛邑，率兵东征，平定管叔、蔡叔和武庚的叛乱。此后又按武王生前之意，在武王所建洛邑宫殿—一“周居”的基础上，建筑成周，使“新邑洛”、“大邑洛”屹立于洛水之阳；同时又辅佐成王“迁宅于成周”，定九鼎于郏鄏，完成了建都于成周的大业，实现了武王“毋远天室”，“定天保，依天室”建新都的遗愿。成周或大邑洛这一新都的建成，无论是对于中国建都史或洛阳建都史都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成王迁宅成周后，周公辅佐成王制礼做乐，颁行了一套治国、治军、治吏的礼乐典章制度；并继续推行和完善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和裂土分封诸侯的制度，奠定了周王朝成康盛世的基础。

一、东居洛邑伐管、蔡

关于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蔡叔的事，司马迁在《史记》中《周本纪》、《鲁周公世家》、《管蔡世家》、《卫康叔世家》均有记载，而以《鲁国公世家》最详。

牧野之战后，商朝的腐朽统治虽被推翻，但殷商奴隶主却没有完全屈服，他们总想寻找复辟的机会，天下还不安定。就在灭商的第二年，武王得了一场大病，群臣无不惊恐。尽管周公设坛为之祷告，自称自己心灵手巧，多才多艺，能事鬼神，愿意代替武王去到上天去事鬼神，让武王发在人间秉承天命，布道四方。但周公的祷词对武王并没用处，不久武王就病死了。

武王之死首先使周贵族内部发生了分裂。虽然周公立武王的儿子姬诵继位为成王，但成王尚处在襁褓之中。初定的周朝天下，政权尚不巩固，所以面临着复杂的局面。周公担心诸侯听说武王驾崩而发动叛乱，“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毅然担当起代成王执掌政权的重任，成为周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这使得受封东方监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的管叔和蔡叔十分不满。周文王共有十个儿子。其长子伯邑考早死，次子武王发继位，兄死弟继。以此为例，管叔排行第三，周公排行第四，管叔为兄，所以不论是继位还是摄政，管叔都比周公有优先权。所以管叔不服，而且蔡叔也与之呼应。他们制造流言飞语，说周公当政“将不利于成王”，而且将谋害成王，篡夺他的王位。谣言甚至使成王和召公爽也对周公产生了猜忌。同时，被武王征服的殷族贵族和东方各族的奴隶主们也对周的统治怀着不满和仇恨。他们一听说武王病死，就以为报仇时机已到，蠢蠢欲动。商朝原来的属国奄(今山东曲阜)、蒲姑(今山东博兴)的国君鼓动武庚举兵叛周。武庚果然联络奄、蒲姑及淮水下游的淮夷起兵反周。这时的管叔、蔡叔也想利用殷商旧势力打倒周公，取得王位。于是管叔、蔡叔与武庚互相勾结，发动武装叛乱。而管、蔡进攻的矛头直指周在东方的据点——成周。

这种局面使周公处境十分困难。为了创造平息叛乱的条件，周公在紧急关头采取果断措施巩固内部团结，分化瓦解敌人。首先他亲自出面十分诚恳地向太公望和召公爽作出解释：我之所以摄政当国代成王执掌政权，完全是为了保护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开创的周朝基业。武王早死，成王年少，我代成王执政，就是要成就周朝大业，以告慰先王。恳切的解释，坦诚的沟通，戳穿了管、蔡的谣言，取得了太公和召公的理解和信任，加强了领导集团的团结。同时他又用占卜传达“上帝”的旨意，说“上帝会帮助我们打败东方的叛乱”，以此鼓励周族内部的团结。对殷商贵族，周公以优厚的条件收买一些奴隶主，起到分化瓦解敌人的作用，而对死硬的叛乱者则予以坚决镇压。

在内外条件具备的条件下，“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在《史记·卫康叔世家》中，唐司马贞作《索隐》解释说：由于“管、蔡构难，先攻成周”，所以“周公东居洛邑，伐管、蔡”。看来，周公东征是在洛阳调兵遣将发令出师的。为了坚定东征必胜的信心，周公向臣子和出征的将们士作了战前动员报告，史官把他的话记载下来，这就是《尚书》里的《大诰》。在诰文里，周公说：殷人刚刚恢复了一点力量，就想乘着我们内部混乱，起来造反，重新夺回他们已经失掉的权位。说什么他们“光复旧业的机会到了!”妄图再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属国。这是白日做梦!我告诉你们，殷人里已经有一批人，愿意出来帮助我们，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一定能够平定叛乱，一定能保住文王和武王开创的基业。周公又假借上天的名义说：“我们小小的周邦，是靠了上天的保佑才兴盛起来的，我们承受的是天命。为了这次出征，我又占卜了一次，占卜表明，上天又要来帮助我们了。这是上天显示的威严，谁都不能违抗，你们应该顺从天意，帮助我成就这个伟大的事业”。这种借着上天的名义发布的动员和命令，在当时是很能鼓舞士气的。于是出征的将士们就从洛阳出发东征了。

这是一场很艰苦的战争，是武王伐纣之战的继续。战争持续了三年，周公终于平定了管叔、蔡叔、武庚联合发动的武装叛乱。武庚和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史记·周本纪》记载，“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史称三年静东国。在这场东征中，周公还一举消灭了参加叛乱的东方十七个小国。《史记·鲁周公世家》记“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总之东征的胜利，粉碎了以武庚为头子的反动势力的复辟阴谋，把周朝的统治地区扩展到东部沿海地区，巩固并扩大了武王伐纣灭商的战果。

二、营建成周迁九鼎

早在武王伐纣取胜返回“成阜”即成周时，就曾在他的住所，谆谆告诫周公旦要在“毋远天室”的伊、洛二水之阳，在“自洛汭延于伊汭”的“有夏之居”，“定天保，依天室”，以“定我西土”。意思是说要在离嵩山天室不远的伊、洛二水附近建立新的都城以控制东方。周族本为西土之国，现在伐纣成功，统治了中原，但周之丰、镐，远在关中，对天整个东方来说，确有鞭长莫及之忧。所以武王提出了要在“毋远天室”的“洛汭延于伊汭”的附近，在夏朝旧都的附近建立新都，亦即建立大邑洛的方略。有的学者对武王“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作出新的解释说，武王为了落实他的这一战略意图，曾在洛邑营建“周居”——即王室宫殿而后离开的。

实际上洛邑是在周武王死后，周公辅佐成王期间完成的。

周公居洛邑东征管、蔡、武庚的叛乱取得胜利后，更感到加强对东方殷族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统治的必要。对于这股反抗势力，姜太公主张斩尽杀绝，召公爽主张有罪的杀掉，无罪的留着。周公觉得这两种办法都不尽妥当，他的策略是：分化利用，以殷制殷，武力监视，施以笼络。为了实施这一政策，周公决定在武王已营建的洛邑或周居的基础上，大规模地营建大邑洛——成周。

于是，周公以成王的名义“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召公奉命“先之雒相土”，就是先到洛阳作城址选择的实际勘察和规划。对于“武王之意”史家有各种解释，许多人认为是在“毋远天室”的洛汭、伊汭间，在“有夏之居”的地方，建立政治和军事据点，以控制东方。但1963年宝鸡市出土的“何尊”铭文却明确记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义民。”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今人，武王在灭商之后，曾正式向上天报告，当然也就是向臣民宣告：我将要宅居于中国，在这里统治人民。史家门解释说，“宅”于某地，就是建都于某地。“中国”，是当时位于“毋远天室”，“自洛汭延于伊汭“有夏之居”，号称“土中”的地方，亦即洛阳的代称。

由于要在武王当年“营周居于洛邑”的基础上，把洛邑建成“大邑洛”即国都，所以周公又假成王之命于当年三月亲自到洛邑考察。“复卜申视”。关于“周公复卜申视”的事《尚书·召诰·洛诰》及《周书’度邑》都从不同角度作了记载。在《洛诰》中史官记载周公曾派使者向成王报告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亻平）来，以图及献卜。”意思是说，我先后在涧水东，瀍水西和瀍水东占卜，都得到吉兆。我现在派使臣把勘测的地图和占卜的兆辞呈献给你。可见周公对营建新都是恭谨行事，十分重视的。经成王批准，周公在成王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商的旧属国派人来筑城造屋。经过大规模的施工，当年十二月新的都城就建成了。《尚书·康诰》记载：“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这个新大邑，《洛诰》中称它叫“新邑”，《多士》称它叫“新邑洛”，而《逸周书·作雒解》中说周公“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就是说称它叫“大邑成周”了。上文提到的成王五年颁制的“何尊”铭文记载：“唯王初迁宅于成周”，看来周公在涧水东，瀍水西以及瀍水东所建的新邑洛或大邑洛在成王当年是叫做成周的。

成周建成后，周公急接着又做了三件大事。一是请成王移都于成周。对此学者仍有不同意见，但据“何尊”铭文“唯王初迁宅于成周”的记载，说成主由周公辅佐曾坐镇成周，镇抚东夷当是事实。要移都成周首先要把象征国家政权的九鼎迁于成周。《左传·宣公三年》记“成王定鼎于郏鄢”，这当然也是在周公组织下完成的。“郏鄏”这个地方，学者们多认为就是武王当年“营周居于洛邑”的地方，即郏鄏陌下，也就是在今天我市王城公园一带。其次还要组织庄严、浩大的祭天、祭祖仪式。此事在“何尊”铭文也有“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戍”酌记载。《洛诰》也记载成王“祀于新邑”，就是说是定都之初于新都举行盛大典礼。

二是安排人事，将国家机关迁到新都，安排百官任职。就领导核心而言是“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由周公以“四辅”之职主持新都事务，而由召公主持旧都事务。就是《左传·隐公五年》所记：“自陕而东，周公主之；自陕而西，召公主之”。而周王朝的两篇重要文献《召诰》和《洛诰》也都记载了新都建立后，召公和周公的职责。此后周王都以新都为根据地，发动了一系列新的战争，扩大了周王朝的版图。

三是将殷商奴隶主贵族迁于成周，用军队将他们监控起来。成周的东城即后人称为下都者是殷人迁居的地方。周公在那里派驻了二支部队。一支是由殷人组成，由周人指挥的殷八师，一支是由周人组成的成周八师。殷八师既由周人指挥，当然便于监督和利用，而成周八师无疑是为了随时镇压殷人反抗的。这里可以说是周人对殷人的监控区，当然也是军事区。

在成周的西城即后来称王城的地方是新都的政治区，宫阙殿堂悉集于此，是周王朝在东方的政治堡垒。周王经常在这里对上帝、祖先举行祭礼，对诸侯举行会见礼，对内外臣工训诫等。

这样，新都成周便成了周朝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成了征收四方贡赋、粮食、财物积储的经济中心。周公就曾经断定这里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新都的建成使关中平原与伊洛平原连在一起，形成东西长达千里的统治轴心，为周王朝能够东西移动延续统治中国八百多年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

三、制礼乐定制度，成周孔之教

周公主持新都代成王执政的主要政绩，《尚书大传》将其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卫侯，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时间排序上可能略有出入，但所列大事是可信的。

作为我国奴隶制全盛时期的主要标志的井田制、分封制、宗法制和礼乐典章制度都集大成于周公，而这一切又多在新都成周完成。他不仅对西周政权的建立、巩固起过重大作用，而且对西周一代的思想文化的形成，也有着直接关系。可以说周公是我国三千年前伟大的政治家和古典文化的杰出代表。自春秋以来，他被历代统治者和学问家推崇为圣人。孔子推尊他，盛赞“周公之才之美”，甚至以“不复梦见周公”为憾。孟子首称他为“古圣人”，将周孔并提。到唐代韩愈，又鼓吹儒家道统，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统序。此后，人们常以周孔并称，形成了“周孔之教’’的传统观念，被后世儒家崇为儒宗，拜为先圣。据清人考证，《周易》之爻辞，《诗经》之《豳风》、《七月》、《鸱鸦》等篇，《尚书》之《召诰》、《洛诰》、《多士》、《梓材》、《仪礼》及《周宫》等后儒所称六经半为周公为之。而这些维王建国、体国经野之作又大半在东都洛阳。周公长期居住洛阳执政，总结了夏商两代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结合周初实际，制定了包括“成周”学制在内的一代政治规范。周公不仅在周王朝的历史发展中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而且对洛阳的历史发展和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独特的贡献。可以说要研究洛阳历史乃至研究中国历史都无法回避周公，特别是研究洛阳乃至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发展的历史，更是如此。当然，对于他思想、文化、教育方面的研究不是一个传记可以容纳的，所以本文只简要介绍一些他的教育思想，作为本文的结尾。

他的教育思想和主张散见史官所记他发布的诰文中。根据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和陶愚川主编的《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所列，其主要有：

1、敬天、明德、保民的政治教育。周公在总结商代奴隶主神道设教思想的基础上，加上了“明德”一项，即突出道德教育。他阐明周文王由于“明德慎罚”，才得到天的眷顾，而受命为王；他警告奴隶主集团如果不明德，则“小民难保”；他教育统治集团要加强自身的德行修养。就是要求他们言行要合乎明德，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裕乃民宁”的统治秩序，这为后世封建统治者德治主义开了先河。

2、以孝、友为中心的伦理教育。周代的宗法制度是国法与宗宗，政统与血统相结合的统治制度。为了巩固统治秩序，周公特别重视孝、友的教育，使父子、兄弟都遵守孝悌之道，以便用血缘宗法关系加强奴隶主集团的内部团结。君主等于大家长，齐家为治国之本。周公把不孝、不友看做是最大的罪恶，强调对于不孝、不友、紊乱家规的现象要“刑兹无赦”；若见到负有教育之责者违背这个原则，则要迅速处以极刑。这种思想以后成为封建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封建教条。

3、以“力农无逸”为中心的生产教育。周人灭商后，周公根据周人保留有家长亲自劳动的风尚习惯，提出了力农无逸的教育主张，认为这是巩固周人统治的重要措施。他认为君子“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就是说，统治者要亲自下田劳动，了解稼穑的艰难和人民的生活情况，才能治民，才能先劳后逸；若“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唯耽乐之从”，就要亡身亡国。这种主张虽然被以后的奴隶主抛弃了，但在中国奴隶社会上升时期有一定进步意义。

4、以“三宅”、“三俊”为中心的治术人才的培养教育。为了充实周代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机构，周公主张用“三有宅”、“三有俊”的办法选择、考核、任用人才。“宅”即验诸行事之意。“三有宅”即根据工作性质、制订考核标准，注重实效。周公把工作分为治事之官、牧民之官、执法之官三类，主张考验治事之官，先要考察其民之安否；考察执法之官，先要考察其法之平否，做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

根据实际表现，用“三宅”之法进用人才，称为“三有俊”。他认为周人所以成功，就是采用了这种人才登用制度。他教育后代要慎于用人，要远离那种巧言令色、浮而不实的人，而任用能够做到三有宅的“吉士’’俊贤。周公认为用人之大忌是用“谋面、用丕训德’’的“俭人”，即用只重表面而不重德行的人。他主张，既然用了人，就要责到人身，君主不要横加干涉与牵制。这种人才学思想，是当时含有普遍意义的进步思想。

5、以威胁利诱为中心的统治术教育思想。周以小国而灭大国商，如何统治为数众多的殷之遗民，是周初政治上的一大问题。周公主张除武力镇压外，还要从教育上兼施软硬两手，反复教诰，使之就范。他所做的《多士》、《多方》二篇诰文就是对商代奴隶主集团残余的告诫。他一方面抬出“天”来，说明周灭商是天意，如不服周朝的统治，就是违犯天意，就要毫不客气地“大罚殛之”；另一方面又加以利诱，说若能服从周的统治，我周朝就可以“尚尔事，有服在大僚”，就是说可以叫你做大官，管大事。据考证，周代的司徒官，有不少就是商代奴隶主集团的残余，因为其掌握先进文化而被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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