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中国文字的代表者——仓颉

    仓颉，是中国原始社会后期黄帝的助手。传说曾在洛阳西的洛宁县接受河图洛书，创制了文字，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绩。“生而能书，又受河图洛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春秋元命苞》）

    根据中国史前的文物资料证明，在六七千年以前，文字已从酝酿阶段向着原始文字的领域前进，如西安半坡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刻划符号，青海柳湾马厂遗址出土的新陶刻划符号，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初步象形刻划符号等，已和一般彩陶上的花纹根本不同，肯定说，这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说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洛宁县长水传说是当年洛阳出书的地方，至今那里尚有“洛出书处”石碑一通。

    汉字从萌芽状态到甲骨文字，事实上靠仓颉一人之力是无法完成如此艰巨的造字重任。最早把仓颉写入文章的荀子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一也。”（《解蔽篇》）荀卿并不认为文字是仓颉一个可造，正如庄稼不是后稷一个所创始一样，在许多人从事文字创造中，仓颉能专心致志，能做出特殊功迹而得到“独传”。而《吕氏春秋》和《韩非子》中，不说“好书者众”而只说“仓颉作书”，不是众人中一员，而是独创者。在《淮南子》和《论衡》中演化为“仓颉四目”，加以神化。尤其《淮南子·本纪》以道家思想为主，所言怪异更多。文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仓颉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萌生。……”极言造字是惊天动地、使神鬼不宁的大事件，并认为诈伪之风也是因有文字而起，这是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翻版，是道家思想揉合到仓颉传说的结果。

    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博采前人古文、经学、文字、训诂之大成，以小篆为规范，写成《说文解字》及叙目共十五篇，为我国第一部字书，是上古汉语词汇的宝库，是后代研究文字、训诂的重要依据。许慎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始作易八卦。……神农氏结绳为治……”“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坑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治。”（《说文解字·叙》）。上古结绳，用八卦以记事是可信的，但它们并非文字，也不是文字的起源。许慎关于文字创始之论述，肯定了“仓颉造字”的传说，肯定了仓颉所起的重要作用。

    许慎历时二十二年之久，经心用意作《说文解字》，分析了九千多个汉字的结构，对六书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举例说明，并以“六书”推究文字本义及声音训诂。共收汉字9353个，其中象形字264个，指事字129个，公意字1167个，形声字7679个。并为汉字建立部首，共540部。读者可因此上溯造字之源，不辨隶、行、草递变之迹，安排煞费苦心，是该书一大创造。在字义解释上极有创见，抓着字的本义，解决了一些训诂的问题。除重单词释义外，还重在描写和叙述。成为一部继往开来的文字学杰作。试想，若无许慎呕心沥血写下此书，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将是何等局面，不可想象，肯定是滞后若干世纪。文字对于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和重要可见一斑。

    《说文解字》书成之后，经过数百年的辗转传抄，又经唐李阳冰之窜改，以致错误遗脱，违失本真。到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命徐铉（公元916—991年，五代、宋初文字学家）等校订《说文解字》，于当年完成，并付国子监雕板，始得流传于世，此本世称“大徐本”。在正文中新补19字，正文后《说文新附》附402字，为《说文解字》原文所无，从中可考知汉以后唐以前产生的新词、新字。徐铉对《说文解字》作了精心校订、补充，写成《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他已注意到汉字的形声相生、音义转化的道理，很有创见，此书世称“小徐本”。小徐本成书于字体及音义混乱时期，对当时及后世的文字起到了规范化作用，使唐以后的字体得以基本稳定。

    自《说文解字》后四百五十年间，文字书以南朝梁代顾野王的《玉篇》为较古，三十卷，收字16917字，仿《说文》体例，分542部，内容充实，训释完备。

    明代在文字学研究方面，最杰出的成果是梅膺祚编的《字汇》和张自烈编的《正字通》。《字汇》十四卷，收字33179个，分214部；《正字通》十二卷，收33000余字。

    清代有著名的《说文解字》研究四大家：段玉裁（公元1735—1815）、桂馥（公元1836—1806）、王筠（公元1784—1854）和朱骏声（公元1788—1858）。段玉裁著有《说文解字注》，注解独树一帜，影响很大。他校勘大徐本，改订内容多处，对《说文解字》作了很多阐发，可称是青出于蓝。尤其对引申义和假借义，对多音词和同义词都有精到见地。桂馥著《说文义证》，取材广博，材料丰富，对后世研究《说文解字》影响甚大。王筠在《说文解字》研究上，主要在于整理，于字形、字义方面有创见，为文字学的普及作出了贡献。朱骏声著《说文通训定声》，以《说文解字》内容为基础，加以补充并举例，从字形入手，说明文字的形、音、义的关系；在字义（词义）的转注和假借方面，指出转注即引申，假借则是同音通假，开拓了文字研究新领域，自成一家之言；书中还将文字按古韵分类，舍形取声，共得1137个声符，归纳成18部，以上古韵文的用韵来证明古音，凡同韵相押称“古韵”，邻韵相押称“转音”，他的卓见在于认识到引申义和假借义的重要性，其贡献在于全面地研究了字义（词义）。

    研究中国文字颇有造诣者还有清代江永、戴震、钱大昕、王念孙，近代罗振玉，现代唐兰、郭沫若等，他们为国中文字走向科学起了奠基和开拓的作用。

    清代字书集大成之作是张玉书、陈廷敬等编纂的《康熙字典》，收47035字，另有古文字1955个，合计48990字，分214部。

    近代字书《中会大字典》由徐元诰、欧阳溥存等合编，收单字48000多字，分214部。

    从仓颉时代萌芽状态的文字到当代56000个左右的汉字，上下五千年，其间每前进一步，都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凝聚着文字工作者的心血。若无上古先民的代表仓颉集思广益，搜集整理，推广使用，后世文字工作者必将跋涉更艰苦的创造历程。

    为了纪念这位先祖，洛宁县在仓颉造字的地方雕塑了仓颉像，以供后人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