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杰出的理财家——桑弘羊

　　桑弘羊（前152—前80年），西汉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出身于商人世家。汉武帝即位后，被召入宫廷任侍中之职，历仕达二十余年之久，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理财专家和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

　　《史记?平准书》载,弘羊系洛阳贾人子,13岁时“以心计”入赀为侍中,因能“言利事,析秋毫”，深得汉武帝赏识,被委以重任,历任大农丞、大农令、搜粟都尉兼大司农等要职,统管中央财政近四十年之久。终武帝一代,桑弘羊忠心耿耿,聚敛资财以增强国力,为武帝屡败匈奴,多次出巡耀武扬威,打通西域,开发西南等奠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其理财之功连对之十分不满的司马迁也不得不击节赞扬,称弘羊时代“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桑弘羊强调厉行法制的重要性，主张设法奸禁。他认为：“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行而民慎，法设而奸禁。”（《盐铁论?刑德》）所以必须严峻刑法。桑弘羊推行法治的同时，也常称引儒术，他认为，“仁”与“刑”并非对立，而是交互作用的，二者是相互为用的关系。

　　桑弘羊还具有兴功利的思想。他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本末并重，“农商工师，各得其欲。……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值；宝货绝，则财用匮。”他认为，城市的繁荣与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经营商业是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但是他所说的商业，并不是富商大贾所经营的工商业，而是封建国家控制的工商业。他认为，封建国家必须干预经济事务，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的工商业必须有封建国家来控制。

　　桑弘羊主持理财达二十余年，它的主要理财活动有：算缗、告缗。在桑弘羊的具体筹划下，西汉于元狩四年（前119年）颁布了算缗、告缗令。所谓算缗，就是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所谓告缗，就是向想朝廷揭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偷税漏税的违法行为。算缗、告缗令的内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工商业者、高利贷者以及一般商人，无论有无市籍，每家都应估计自己的财产上报政府，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算120钱。一般小工业者，四千钱抽税一算，官吏和乡官三老以及北边骑士除外；一班人每辆抽税一算；商人加倍，每辆抽税240钱；五丈以上船只，每只抽税120钱；隐瞒不报者没收个人财产，有揭发者赏给揭发者没收财产之一半。由此可以看出，算缗、告缗主要是指向拥有大量资产、广占田宅的富商大贾。

　　算缗令颁布以后，遭到了富商大贾们的激烈反对，他们大多对这项政令采取抵制的态度。汉武帝则启用告缗令。告缗令贯彻以后，“中家（中等以上商人）大抵皆遇告”，凡是遇告的人很少有得到平反的。算缗、告缗的实施“得民财产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倾，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富商大家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西汉政府由此获得了一笔巨额收入。

　　盐铁官营。置盐、铁、酒榷,加强中央政策对关系国计民生重要资源的控制。所谓盐、铁、酒榷,是指政府掌握对盐铁和酒类的专卖权。这是增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渠道。盐铁专卖事业始于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由东郭咸阳和孔仅办理七年,收效不大，桑弘羊接管后才取得显著成效。其办法是,食盐由官方招募盐民去煮,国家供应生产工具和发给工资,并统一收购运销产品；冶铁从采矿、冶炼、铸器到运输、销售都由官方雇工或派卒徒劳动。各郡县普遍设盐铁官管理盐铁事务。天汉三年(前98年)又实行酒榷,禁止民间私酿,由官府酿造而由私商批零销售。

　　均输、平准。桑弘羊还创造性地开办了均输和平准等国营商业企业,使之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组织经营活动,发展国营商业的调控作用,既增强了中央财政收入,又平抑了市场物价。元鼎二年(前115年),桑弘羊开始试行均输。在各郡国设置均输机构,各郡国把应上缴之贡物,以时价折合为当地丰富多产、价格低廉的土特产品,缴与各郡的均输机构,由其调运到价格较高的地区销售,然后以商业收入上缴中央财政。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在全国范围推行均输，同时又推出平准政策,作为其均输政策的补充。在京师设置平准机构,以“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运用国家资本的力量来控制供求,调节物价。“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仅本,而万物不得腾踊。”

　　取缔私铸,统一币制。汉初,私铸之风盛行,币制十分混乱。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吴邓钱布天下”。币制混乱,不仅导致官币、私币同时流通,真伪并行,影响货币职能的发挥,而且使奸商、诸侯得铸私币而暴富,给汉政府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武帝决心改革币制,统一货币铸造权。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下令禁止民间铸造货币。元鼎四年(前113年),根据桑弘羊的建议,把铸币权收归中央。令各郡国销熔旧钱,送至中央,由上林三官负责制造新的五铢钱作为唯一法定的货币。由于新币质高值足,工艺水平高,伪造难度大且无大利,于是私铸之风渐息。这是继秦半两钱之后又一次成功的币制改革。桑弘羊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尤其是中央财政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这次财经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首先，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难，使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和对边疆的经营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其次，基本上解决了汉初以来富商大贾和地方割据势力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积蓄反叛力量的隐患，同时又巩固了皇权；第三，当时实行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不仅得益于当时的国计民生，而且对后世也影响很大。

　　桑弘羊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杰出的理财家，他的“开本末之途”的经济思想，在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所筹划的各项财政经济改革措施，不仅使汉武帝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大业，加强了中央集权，而且对后世也影响很大，比如王安石的均输法、市易法就得益于桑弘羊的均输、平准。因此可以说，桑弘羊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