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之祖——虞初

　　虞初（前140？—前87年？），号黄车使者，西汉洛阳人。武帝时，任方士侍郎。作小说《周说》，后世尊他为小说家之祖。《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15家，其中包括《虞初周说》。班固注曰："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又据《汉书·封禅书》说："（武帝）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又说："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洛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据此可知虞初是河南洛阳人，汉武帝时以方士得登高官，曾经乘着传车为武帝访求仙人，并善于禁咒。

　　古今不少学者认为，小说起源于汉武帝时的方士。这种说法最早的表述见于汉代大学者张衡《西京赋》："匪惟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这篇文章收于梁代编的《昭明文选》之中。清代学者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中力主此说："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则小说兴于武帝时矣。故《伊尹说》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托也。"两汉时期，阴阳五行之学，谶纬迷信、神仙方术之道盛行。汉武帝为求延年长生，不死成仙，对神仙方术尤为热衷，所以他信从方士，一生干过不少封禅、广祠、求仙之事。方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信任，风尚所及，"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王瑶先生这样阐释道：“无论方士或道士，都是出身民间而以方术知名的人，他们为了想得到帝王贵族的信心，为了丰禄，自然就会不择手段地夸大自己方术的效异和价值。这些人是有较高的知识的，因此志向也就相对地提高了；于是利用了那些知识，借助时间空间的隔膜和一些固有的传说，援引荒漠之世，称道绝域之外，以吉凶休咎来感召人；而且把这些来依托古人的名字写下来，算是获得的奇书秘籍，这便是所谓小说家言。”张衡在《西京赋》中所揭示的和王瑶先生所描述的实在是两汉小说的实际状况，方士小说实在是两汉小说的主流。

　　《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总共1384篇,而其中篇幅最巨者为《虞初周说》,943篇,占全部小说的近70%。《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至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吕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夫之议也”。东汉末仲长统主张“百家杂说，请用从火”，要把小说全部烧掉。因此虞初的小说《周说》也理所当然地在“从火”之列。由于虞初所作《周说》，原书失传，其内容无由考究。据东汉人应劭所说：“其说以《周书》为本”，就是说虞初是根据《周书》写成小说《周说》。应劭是东汉末人,并且《后汉书·应劭传》还提到他“博览多闻”,“后世服其洽闻”。应劭撰《风俗通义》,引书极富,很可能也见过同列为小说家的《虞初周说》。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应劭之说。他根据《周书》写成的小说，大概类似于历史演义性质，或者可以说是通俗本的《周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把《周说》列为小说类，把虞初列入小说家。晋唐人引《周书》者，有三事如《山海经》及 《穆天子传》，与《逸周书》不类，朱右曾疑是 《虞初周说》。《太平御览》第三卷所引《周书》三则，其写作风格类似于《山海经》，清代人认为是虞初的佚文。

　　由于《周说》的失传，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很少记载虞初的事迹和他的小说创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偶有所记，亦几近于《汉书·艺文志》。谭正璧编撰并于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说：“书虽不存，但因之被推为古代唯一小说作家”。所以虞初的名字后来被当作小说的代名词。明人搜集《续齐谐记》和唐人小说八篇，刻为一书，命名《虞初志》。《四库全书总目》作《陆氏虞初志》，直以“虞初”作书名。汤显祖有《续虞初志》4卷，邓乔林有《广虞初志》4卷，大抵搜集前人文章,非自撰写。清初张潮的《虞初新志》也是收集明末清初人的文章，汇为一编，共20卷。后郑澍若又有《虞初续志》12卷。各种“虞初志”都是短篇小说选集。

　　在中国文学史上，虞初对小说创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后世称虞初为小说创作的鼻祖，由此可见虞初及其《周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史上的非凡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