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是中国科技、文学、哲学等方面飞速发展的时期。王充在洛阳太学这块沃土上,成长为一代具有批判精神的中国哲学家,决非偶然。
王充(27—97年),东汉著名思想家, 出身于“细族孤门”。他自幼好学,“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王充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充斥着神学和迷信的时代。自董仲舒以后,儒家经学被神学化,天人感应目的论、谶纬之说和各种鬼神观念泛滥成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才出现了王充这位第一个从理论上对这些思想进行系统清算、批判的伟大思想家。他继承以来的“精气”说,创造性地提出了“元气自然论”,锋芒首先指向作为两汉谶纬迷信思想之理论基础的、以董仲舒为主要代表的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说。针对董仲舒哲学的最高范畴、有意志的“天”,王充提出了“天道,自然也”(《论衡》,下同)的论点,把“天”还原为自然物体,认为天地同万物一样,都是由“元气”构成的,并没有任何人格与意志目的。元气” 是和烟云相似的原始物质,是天地万物的最初本原。“元气”范畴的提出和“元气自然论”的建立,是王充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伟大贡献,它赋予古代唯物主义哲学以新的形态,开创了朴素唯物论发展的新阶段。王充还对元气的特质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如元气是无限的,它不生不灭,不需借助外力而永恒地运动,这个种动表现为聚散分合,由此造成了万物的生灭变化。气有厚薄精粗之分,由此决定了禀受元气而生的万物的千差万别。王充对元气性质的这些阐述,定了之后整个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王充还认为,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万物一样,也是“因气而生”,禀受元气而成,在这一点上,人与万物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他说:“夫倮虫三百,人为之长。人,物也,万物之中有知慧者也。”认为人之所以为万物之长而贵于物,是因为人有知识智慧;而人之所以有知识智慧,是因为人所禀受的是元气中最精微细致的部分,即“精气”。精气本身并无任何神秘之处,并无知觉的性质,它必须依赖人的形体才能发生知觉作用。王充用物质性的精气解释人的精神现象,虽然缺乏科学根据,但这种解释肯定了精气必须依赖形体才能产生知觉作用,这就唯物地回答了形神关系问题,肯定了物质的第一性和精神的第二性。关于形神关系这一古代哲学的重大原则问题,王充还有更精彩的论述,他说:“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这一命题深刻地阐明了精神对物质的依赖性,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王充以“元气自然论”为理论武器,对谶纬迷信思想的理论基础——神学目的论和天人感应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神学目的论者认为,天是人的曾祖父,天有意识地降生了万民和治理他们的君主,还有目的地生了万物供人使用。王充对这些“虚妄之言”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说:“儒者论日: ‘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天地合气,物偶自生矣。”他质问目的论者: “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宜用乎,天地安得万万千千乎,并为万万千千物乎? ”他认为,天地造化万物和人类完全是无目的、无意志的,万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气化的自然过程。王充用自然论和偶然论批判了目的论,从而把董仲舒等强加于自然界的那个人格之 “天”,从自然界的客观运动变化中驱逐了出去。神学目的论者认为,天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系,可以互相感应,天能赏善罚恶,决定人事的吉凶,人也能以自己的行为感动天地,致福消灾。这种观念在两汉时期极为流行。王充高举 “疾虚妄”的旗帜,把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无神论紧密地结合起来,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首先驳斥了天生圣人的神怪传说。纬书上说,尧母与赤龙相感而生尧,刘邦之母在梦中与蛟龙交感而生刘邦,王充则指出,异类不能相交,帝王与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统治者为了显示其高贵,故意把自己的祖先说得神奇,其实龙不过是兽类,并没有人高贵。纬书上说,圣君受命于天降祥瑞以示嘉许,如文王有赤雀之瑞,武王有白鱼之瑞等,王充则指出,这些都是自然现象,是偶然的巧合,这就否定了君权天授之说,击中了天人感应论的要害。天人感应论还宣扬“谴告说”,认为君主若是违背天的意志办事,天就会降下各种灾异以示警告和惩罚,王充斥责谴告说是人们杜撰出来的“诡谲之言”,并运用当时具备的科学知识对种种怪异的自然现象进行了解释,对当时流传的谶纬迷信一一进行了批判。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是把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等同起来,以证明封建统治秩序是天意决定的,是合理合法的,非人力所能改变的,王充运用元气自然论和偶然论对天人感应论的批判,把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严格区分开来,否定了二者之间的神秘联系,从而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和神学基础,王充的思想因之长期被视为异端,为历代卫道之士所不容。
两汉时期,神学泛滥,谶纬迷信横行,天人感应、天人合一遂成为两汉人的思维方式。
时代也造就了正统思想的叛逆者、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宗教气氛最浓厚的京都洛阳,他以批判的战斗精神,高举“疾虚妄”、“求实诚”的旗帜,从理论上对谶纬神学思想体系进行了系统的、彻底的清算,给僵化的思想界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清新之风。在王充思想的影响下,东汉末年的学术风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荒诞、繁琐、丧失了生命力的神学日渐为人们所厌弃,一种轻慢礼法、蔑视名教的思潮勃然兴起,从而结束了两汉神学经学统治的时代。王充的思想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中国封建社会异端思想的先驱,其作用犹如漫漫长夜中的一把火炬,在历史上起到了难以估量的进步作用。
王充(27—97年),东汉著名思想家, 出身于“细族孤门”。他自幼好学,“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王充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充斥着神学和迷信的时代。自董仲舒以后,儒家经学被神学化,天人感应目的论、谶纬之说和各种鬼神观念泛滥成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才出现了王充这位第一个从理论上对这些思想进行系统清算、批判的伟大思想家。他继承以来的“精气”说,创造性地提出了“元气自然论”,锋芒首先指向作为两汉谶纬迷信思想之理论基础的、以董仲舒为主要代表的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说。针对董仲舒哲学的最高范畴、有意志的“天”,王充提出了“天道,自然也”(《论衡》,下同)的论点,把“天”还原为自然物体,认为天地同万物一样,都是由“元气”构成的,并没有任何人格与意志目的。元气” 是和烟云相似的原始物质,是天地万物的最初本原。“元气”范畴的提出和“元气自然论”的建立,是王充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伟大贡献,它赋予古代唯物主义哲学以新的形态,开创了朴素唯物论发展的新阶段。王充还对元气的特质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如元气是无限的,它不生不灭,不需借助外力而永恒地运动,这个种动表现为聚散分合,由此造成了万物的生灭变化。气有厚薄精粗之分,由此决定了禀受元气而生的万物的千差万别。王充对元气性质的这些阐述,定了之后整个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王充还认为,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万物一样,也是“因气而生”,禀受元气而成,在这一点上,人与万物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他说:“夫倮虫三百,人为之长。人,物也,万物之中有知慧者也。”认为人之所以为万物之长而贵于物,是因为人有知识智慧;而人之所以有知识智慧,是因为人所禀受的是元气中最精微细致的部分,即“精气”。精气本身并无任何神秘之处,并无知觉的性质,它必须依赖人的形体才能发生知觉作用。王充用物质性的精气解释人的精神现象,虽然缺乏科学根据,但这种解释肯定了精气必须依赖形体才能产生知觉作用,这就唯物地回答了形神关系问题,肯定了物质的第一性和精神的第二性。关于形神关系这一古代哲学的重大原则问题,王充还有更精彩的论述,他说:“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这一命题深刻地阐明了精神对物质的依赖性,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王充以“元气自然论”为理论武器,对谶纬迷信思想的理论基础——神学目的论和天人感应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神学目的论者认为,天是人的曾祖父,天有意识地降生了万民和治理他们的君主,还有目的地生了万物供人使用。王充对这些“虚妄之言”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说:“儒者论日: ‘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天地合气,物偶自生矣。”他质问目的论者: “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宜用乎,天地安得万万千千乎,并为万万千千物乎? ”他认为,天地造化万物和人类完全是无目的、无意志的,万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气化的自然过程。王充用自然论和偶然论批判了目的论,从而把董仲舒等强加于自然界的那个人格之 “天”,从自然界的客观运动变化中驱逐了出去。神学目的论者认为,天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系,可以互相感应,天能赏善罚恶,决定人事的吉凶,人也能以自己的行为感动天地,致福消灾。这种观念在两汉时期极为流行。王充高举 “疾虚妄”的旗帜,把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无神论紧密地结合起来,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首先驳斥了天生圣人的神怪传说。纬书上说,尧母与赤龙相感而生尧,刘邦之母在梦中与蛟龙交感而生刘邦,王充则指出,异类不能相交,帝王与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统治者为了显示其高贵,故意把自己的祖先说得神奇,其实龙不过是兽类,并没有人高贵。纬书上说,圣君受命于天降祥瑞以示嘉许,如文王有赤雀之瑞,武王有白鱼之瑞等,王充则指出,这些都是自然现象,是偶然的巧合,这就否定了君权天授之说,击中了天人感应论的要害。天人感应论还宣扬“谴告说”,认为君主若是违背天的意志办事,天就会降下各种灾异以示警告和惩罚,王充斥责谴告说是人们杜撰出来的“诡谲之言”,并运用当时具备的科学知识对种种怪异的自然现象进行了解释,对当时流传的谶纬迷信一一进行了批判。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是把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等同起来,以证明封建统治秩序是天意决定的,是合理合法的,非人力所能改变的,王充运用元气自然论和偶然论对天人感应论的批判,把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严格区分开来,否定了二者之间的神秘联系,从而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和神学基础,王充的思想因之长期被视为异端,为历代卫道之士所不容。
两汉时期,神学泛滥,谶纬迷信横行,天人感应、天人合一遂成为两汉人的思维方式。
时代也造就了正统思想的叛逆者、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宗教气氛最浓厚的京都洛阳,他以批判的战斗精神,高举“疾虚妄”、“求实诚”的旗帜,从理论上对谶纬神学思想体系进行了系统的、彻底的清算,给僵化的思想界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清新之风。在王充思想的影响下,东汉末年的学术风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荒诞、繁琐、丧失了生命力的神学日渐为人们所厌弃,一种轻慢礼法、蔑视名教的思潮勃然兴起,从而结束了两汉神学经学统治的时代。王充的思想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中国封建社会异端思想的先驱,其作用犹如漫漫长夜中的一把火炬,在历史上起到了难以估量的进步作用。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责任编辑:Xiao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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