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文学家、思想家——阮籍

    阮籍（210一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尉氏县）人。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是正始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与嵇康齐名。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云：“正始体魏年号（240一249年），嵇（康）、阮（籍）诸公之诗。”阮籍主要活动区域是在京城洛阳。被晋孙盛《魏氏秋》谓之七人的阮籍、嵇康、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的“竹林七贤”，也称“竹林名士”。（晋·袁宏《名士传》）他是其中之一。

    阮籍的父亲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是大学者蔡邕的学生，他曾得到过曹操的赏识，担任过司空军谋祭酒的职位。阮籍少时，即善属文，博览众书，却不拘礼法，喜爱弦歌，练就高超的击刺术。成年后，与嵇康同样尤好《庄》、《老》。正始三年（242年），太尉蒋济闻阮籍之才学，派人去请为下属，阮籍以书拒绝，引得蒋济大怒。为不引祸上身，在亲友的劝说下，阮籍前往洛阳应召，不久以病为由辞归。后因多次征召，他便移家洛阳，常与“竹林七贤”相聚于嵇康家山阳县(今河南修武)的竹林中，以诗会友。“竹林深处有篱笆，篱笆难挡笛声转。笛声换来知音笑，笑语畅怀凝笔端。笔笔述志走诗笺，笔笔录下珠讥言。箴语共话咏篁句，篁篁有节聚七贤。”这首皆以竹字头开头的七贤合作之诗，便是流传于民间的七贤相交相识的初交故事。

    阮籍是一个不修边幅、放浪形骸之人。《晋书·阮籍传》说：“籍容貌琅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望归。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由此可见阮籍其思想及性格。阮籍还常常独自驾车外游，而且还不走迳路，常常自辟蹊径，直至走到途穷路尽，车驾无法行进，然后痛哭而返，因而又有“阮籍哭途穷"之掌故(事见"三国志·魏书·阮籍传)(注引《魏氏春秋》)

    阮籍有一绝技，即善于青白眼。青眼，表示喜悦、称赞；白眼，表示轻视与厌恶，汉语中“青睬”、“垂青”之词皆由此而来。作为当时统治高度集权的司马集团，为了其政治目的，时时刻刻便想使阮籍这样的才子为其服务，尽管对他们心存戒心，仍不愿失去。所以早在司马懿做太傅时，就任阮籍为从事中郎。后司马昭继续让阮籍任此官位，阮籍崇尚老庄，但对司马集团的统治极为不满，一些怪诞行为反映了他精神上的苦闷和政治上的反抗。阮籍的最大嗜好就是饮酒且喝起来毫无节制，常常一醉数日，随地便躺。本来阮籍是位名士，当他听说步兵校尉衙门能够酿造美酒，就自动前去要当步兵校尉，以期能天天喝酒。据此后人按其此时官职，又称他为“阮步兵”。阮籍对志同道合的人，就以青眼相看；对气味相异的人则以白眼相待，只露白眼仁，看不到黑眼珠，不少“俗人”即庸俗的势利小人都遭到过他的白眼。但他对“高人”则很敬仰。苏门山里有位隐士，阮籍曾去同他交朋友，那隐士却不答理他，阮籍只好冲着他的面长啸一声空手而返。当他走到半山腰时，忽听山顶长啸起来，声似凤凰长鸣，阮籍自叹弗如，回去便以诗记载此事，并在诗中对隐士大加赞赏。

    魏曹爽辅政时，曾征阮籍为参军，阮籍辞谢。当司马氏诛灭曹爽，杀掉曹髦，改立曹奂为王时，大权早落入司马昭之手，他极力拉拢名士，阮籍首当其冲，阮籍采取的是消极反抗的态度。他与嵇康不同。他在淫威下做了官，心里也有是非曲直，却能做到不评论事物的是与非，不说人物的好与坏。时兖州刺史王昶，闻其大名，请他到公堂交谈，可阮籍缄口不言一整天，王昶感叹道：此乃高深莫测之人。

    阮籍为了不使自己与司马氏同流合污，采取了多种方式，他的“避世金马门”就是一例，他曾到过东平，对那里的风俗人情多有偏爱，他要司马昭派他去做太守，司马昭即拜他为东平相，还以为阮籍改变了主意，愿为其效劳了，谁知阮籍骑驴上任后，拆除了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旬日而还，还美其名曰：“无为而治”，以此嘲讽司马氏的繁苛政令。司马昭完全明白阮籍并非完全依附于自己，常常使手段进行试探其内心离自己有多远的距离，却始终得不到答案。阮籍以说话绕圈子的办法，指东答西，当逼他必须表明态度时，他常常假以醉酒。一次，司马昭派人给他提亲，自阮籍心里不愿意，却又无法拒绝。怕遭到杀身之祸，于是便拼命喝酒，直至酩酊大醉，一醉便是四十多天，奉命说亲之人根本未能同他说事，只好如实禀报司马昭。

    阮籍与嵇康在对待司马氏统治上的态度有所不同，嵇康可说是针锋相对，而阮籍有时迫于淫威，明哲保身。当他来不及故伎重演，以醉酒推托替司马昭写“劝进表”的时候，终于无可奈何，信手写去，尽管坚持不改一字，实际上已向司马昭做了让步。

    阮籍正是由于在态度上与嵇康有所差别，才使得保住了性命。司马昭认为他对自己的统汉构不成威胁，基本上对其采取容忍的态度。景元四年（263年），阮籍卒于洛阳家中时，年54岁。

    阮籍的文学成就表现在多方面，他著有《达庄论》、《通老论》，主要阐述了老、庄之要旨，兼明无为之贵。又著有赋体传记《大人先生传》，但所为传主“大人先生”者，纯属虚构人物。他主要是借助“大人先生”这个人物，猛烈抨击司马氏统治集团及其封建“礼法”制度，发泄内心郁积的忧愤，寄托自己不与物交、神游自得的意趣。

    阮籍的五言诗写得最好，主要代表作品是八十二首《咏怀诗》。这些诗写作时间不同，主要揭露了时政的黑暗与世风虚伪，抒发忧生惧祸之情，多用比兴，寄托玄远，为世所重。在表现手法上往往以求仙访道、香草美人做比喻，婉曲沉郁，流露出人生无常和消极的避世思想。如“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等等。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比较阮籍与嵇康的风格，称其“唯嵇志清峻，阮旨遥远，故能标焉。”可以说正始文学上承“建安”，下启“太康"，是重要的文学转折时期，这与阮籍与嵇康对文学的创作有着功不可没的关系。

    阮籍著有《阮步兵籍》，已佚。后人辑有《阮嗣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