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著名哲学家——郭象

    郭象（225—312年），洛阳人。魏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晋书》有传：“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掾，稍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薰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论》十二篇。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当时向秀才于旧注，妙演其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由此可见，郭象、向秀皆当时玄学清谈派的代表人物。所谓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潮，其时的士大夫把道家的《老子》、《庄子》和儒家的《易》称为三玄，把老庄思想揉和儒道而形成的一种新学说。向秀著有《庄子注》。郭象对向秀的《庄子注》又补充发挥，成为其思想的代表作，在阐扬老庄道家思想方面，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郭象生活的年代，战争频仍，人民涂炭，许多士人死于非命。他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身经战乱的折磨，又目睹当时社会上两种玄学的缺陷，他既反对超脱现实的“贵无论”（试图“越名教而任自然”，挣脱纲常名教的束缚，隐居竹林，躲避现实，饮酒赋诗，虚无清淡），又反对迎合现实的“崇有论”（试图维护名教，面对现实，但因理想之光窒息，缺乏超越勇气而无出路），企图把以上两派的观点总为一体。他指出，自然即是名教，名教就是自然。超越自然不在现实名教之外，而在现实名教之中。这种观点体现在为人处世方面，也是互相矛盾的。他既有超越的一面（“州郡辟召，不就”），又有迎和现实的一面（“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遂任职当权”），遂改淡泊功名的素论，言行不一，集双重性于一身。况且在学术上有剽窃向秀《庄子注》之嫌，帮被毛泽东批判为：“郭象无行”（见《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历史篇1035页》）。毛认识问题持之有据，又很独特，因而可备一说。

    郭象玄学思想的核心是“万物独化”论。所谓“独化”，是指事物的变化不借外力。他认为一切事物的生成和变化，都是自然的，没有造物主的存在。虽然每一具体事物都是按照自己的特有性分而独化，但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结成了一种协同的关系，在玄冥之中，创造出整体性的和谐。

    郭象从“独化”论出发，认为无为与有为是一个整体。无为即有为，有为即无为，有为的目的是无为。所谓无为，不是一切皆无，什么都不干，隐居山林，回避现实，而是要尊重客观规律性，任其自为。此即是有为。所谓有为，不是胡作非为，漫天蛮干，而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变被动为主动，去征服自然。

    郭象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活。他认为，礼法名教、君臣上下、富贵贫贱，都是“天理自然”。天在上，地在下；君在上，臣在下，均属自然，无法改变，要人民安分守已。对此，任继愈先生曾尖锐指出：“晋王朝的阶级基础是一批腐化享乐的门阀地主阶级，郭象对门阀士族当权派积极迎合，他继承和发展了庄子的唯心主义，教人们主观上去自我陶醉，宣扬‘应时而变’的顺世主义来顺应当权的司马氏，为豪门地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郭象的《庄子注》是王弼唯心主义本体理论的继续，是进一步为门阀地主阶级服务的哲学思想。”（见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227页》）正因为它迎合了西晋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故恰如《晋书》所说：其时，“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又说：“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了一时也。”它取代了两汉时期儒学的统治地位，完全代替了儒家独尊的学说，可见其在当时影响之大。

    他还认为，社会本身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原因，是君主滥用职权，破坏了社会本身存在的规律性。人们应该任其发展，不应干涉或强求。他主张成物“自由”、“独化”，自足其“性”，自留其“迹”。他将“贵无”和“崇有”合一，使他的“独化”理论达到了魏晋玄学理论的高峰，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意味着玄学将要终结。
 
    在孟津平乐镇天皇岭村北近１华里建设路与２０７国道交叉口路北约２０米处的邙岭上，隆起一方黄土墓丘，其冢被这里历代人传称为“郭象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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