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地理学家——裴秀

　　裴秀（224—271年），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他的祖父裴茂曾做过汉朝尚书令,父亲裴潜做过魏国的尚书令。

　　裴秀年幼时聪明好学,《晋书·裴秀传》中说他“博学强记,无文不读”。由于家居宦门,又有才能,所以晋武帝时便官至司空,管理国家的户籍土地田亩赋税及地图等事。34岁时随晋文帝司马昭到淮南征伐诸葛诞,给晋文帝出谋献策。诸葛诞平定后，裴秀被封为尚书令,又进封鲁阳乡侯,增邑千户。由于这次出征和平时任司空职务,使他能更多地接触地图资料和考虑地理问题,这为他以后改革地图的绘制方法奠定了基础。

　　裴秀在行军过程中认真考察军队所经之地,记录地域远近、山川险易、道路曲直等,然后和从前的地图作对比,检查是否有错误;又考证了禹贡所记载的山川、海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以及晋之十六州及郡国县邑、疆界乡陬、水陆径路等。通过对比论证,裴秀逐步发现当时地图所存在的缺陷。一方面，地图所载地名与实际地名不相符。《晋书·裴秀传》载:“以职在地官,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疆牵引,渐以暗味,于是甄摘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例,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可见裴秀在作图时实事求是地记载地名。另一方面，当时地图十分粗略。他在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序言中说:“……今秘书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汉室舆地及括地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证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或荒外迂诞之言,不合事实,于义无取”。裴秀在总结前人制图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制图六体”,即绘制地图应遵循的六项准则,为后人绘制地图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规范。他说:“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辩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斜,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制宜,所以较夷险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隔绝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回、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这一段话详细地说明了制图六体的内容及其重要性。

　　如果用现在地图学观点看,“分率”即比例尺,用以定距离的远近;“准望”即方位,用来定方向;“道理”即路程远近,用以确定各地实际的位置。此外还有高下(高取下)、方邪(方取斜)、曲直(迂取直)。这三项和地面距离有关,要求绘制地图地物之间的距离必须按水平直线距离计算。如果能依据这六项准则,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地图就能画得准确。否则,缺乏这些要素画出的地图，难免会出现距离错误或方向错误等。除了经纬度不为当时所知外,现在的制图方法在原则上均与裴秀所说的一致。这六项制图原理在1700多年前由裴秀第一次完整全面地总结出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裴秀制图六体的提出，离不开劳动人民的智慧,但他的制图理论和研究成果大大超过前人,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竖起了一块不可磨灭的丰碑。

　　裴秀是我国古代一位优秀的地图学家和地理学家,是一位制图体制的革新者,他以自己的研究所得创造性地提出了“制图六体”,这在我国地图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世界地图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有人把我国的裴秀和欧洲地图学者托勒密(约公元99年——168年)比作古代地图史上东西方相辉映的两颗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