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女皇定神都

在中国唐代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插曲，高宗李治之后则天以周代唐，居天子位，并改唐东都洛阳城为神都，遂都之。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武则天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她十四岁入宫，二十七岁出宫为尼，没几年便被高宗李治召回宫中，封为“昭仪”。她聪明巧慧，擅于权术，二次入宫后，便开始了一生的政治角逐生涯。她先联合王皇后，诋毁萧淑妃，使其被废，接着舍去爱女，将王皇后打人冷宫。为了防止高宗宽赦她们，派人将王、萧各打一百杖，砍去手足，投入酒瓮中。萧淑妃临死大骂武则天，表示：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从此，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搬到长安蓬莱宫仍不见效，便萌生了居住洛阳的念头。武则天这种病态心理，是有其政治背景的。武则天之父武士彠虽然跟随唐高祖李渊

起兵反隋，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但他并不属于关陇军事集团和关中士族。而自两魏、北周以来所形成的关陇军事集团已经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牢固基础。唐代从高祖到太宗一直以长安为都。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李唐王朝对这一贵族集团的依托，武则天对唐帝国这种关中本位政策心里是很清楚的。永徽五年(654年)，武则天扫除进阶皇后的障碍后，即争取册立为后，但首先就遭到了关陇集团和关中士族的反对，在朝中掀起轩然大波。太尉长孙无忌、宰相褚遂良、上官仪等都以武则天出身寒门而极力劝谏高宗。武则天登上皇后宝座，开始执掌军国大权后，对长安的政治氛围自然十分警惕，因此更加重视洛阳，她要利用洛阳，摆脱李唐王朝的大本营，淡化甚至泯灭人们对于长安和唐室的回忆和感情，以便改朝换代，巩固新政权，建立新秩序。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个重要的经济原因。由于长安附近农耕面积有限，加上关中物产贫乏，已无力满足长安城的需要。当时的长安城里，国家机构日趋庞大，国用渐广，使得拥有一百万左右人口的亚洲第一大都市时常出现饥馑现象。永淳元年(682年)4月，“关中饥馑，米斗三百”，高宗东幸洛阳就食，“扈从之士有饿死于道中者”。5月，关中先水后旱、蝗害之后，继而疾疫流行，“米斗四百，两京之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而且漕运又遇到三门峡天险的阻隔。而洛阳却有着极便利的水陆交通。隋时开通的大运河，将我国中部五大水系(长江、钱塘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为漕运提供了有利条件，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的粮食危机。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及个人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促使武则天迁都洛阳的。

唐代洛阳城又是隋代洛阳城的延续，与隋朝并称隋唐东都城，因居长安之东而得名，始建于隋大业元年。630年，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考虑到洛阳在军事上所处地位的重要，于631年，命令将作大匠窦（王进）修治洛阳宫，以作为东幸洛阳的行宫。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武则天被册立为皇后。显庆二年(657年)10月，高宗“循皇后武氏之请”首次东幸洛阳，并诏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吏并如雍州”，把洛阳升格到都城的地位。这是武则天迁都洛阳的第一步骤。此后的二十六年间，唐高宗李治曾九次来往于东西两都，寓居洛阳十一年，永淳元年(682年)居洛后，不复西返。唐高宗尚未东幸洛阳前，便着手修葺洛阳宫殿。显庆二年4月，他命司农少卿韦机(韦弘机，为避讳改为韦机)为司农卿兼知东都营田，完葺宫苑，从而揭开了大规模的营建东都洛阳的序幕。韦机在洛阳宫原有的基础上，增建了许多宫殿设施，禁苑中修造了高山、宿羽两宫，制度壮丽；沿洛水建造了奢华无比的上阳宫，显胜一时。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改唐为周，官名、官服都加以变更；洛阳城的许多名称也加以变动，改东都为神都，东都苑为神都苑。洛阳城的建设也进入了她辉煌灿烂的时代。神都洛阳增建了许多壮观的建筑物，如宫城里的万象神宫、天堂，端门外的天枢，则天门及阙等。此外，武则天迁十万户居民入洛阳，使洛阳人口超过百万；疏通城内水上交通，大力发展商业等举措对洛阳成为当时亚洲的第一大都市、国际贸易城和“丝绸之路”的东起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影响之深远，波及当时的朝鲜、日本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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