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治洛阳还晋家

581年，北朝北周大定元年，北周首都长安城里发生了一次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大丞相随王杨坚依仗炙手可热的权势，软硬兼施，迫使自己年少的小外孙静帝宇文阐拱手让出了北周皇帝的宝座。自此，结束了西晋以来将近三百年的战乱，强盛一时的大一统封建王朝“隋’’诞生了。杨坚即为隋文帝，立都长安。但在文帝看来，立都长安乃权宜之计，倘若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权衡，则以洛阳为帝都似乎更为合适。

修治洛阳还晋家

自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之后，东魏的高欢迁都邺城时，把北魏的都城洛阳拆毁得七零八落。接着，北周与北齐对峙，洛阳常常是双方争夺的目标，因而倍受蹂躏。北周灭掉东面的北齐后，把洛阳作为东京，同时着手修葺，以便驻守，借以加强对新区的统治，并伺机南图。当时，杨坚是北周上柱国、大将军，参决军

国大事，深知洛阳在政治及军事上占据的位置。后来，杨坚受命辅佐幼主周静帝，周祚将移的命运为一些人看到，相州总管尉迟迥“自以重臣宿将，志不能平”，起兵讨杨坚，山东、湖北起而响应，赵、陈等五王乘机作乱。在镇压反叛的过程中，杨坚以世子杨勇为洛州(治洛阳)总管、东京小冢宰，总统北齐故地。这时，虽然整修北魏故都的事情搁置下来，但杨坚仍把洛阳看得很重。

北魏以后，历西魏、北周，北方逐渐形成了以鲜卑贵族为核心的关陇军事集团。杨坚取代北周建立杨氏政权后，为了稳固其统治地位，不得不依靠鲜卑贵族，在关陇军事集团的根据地长安建立隋都。但杨坚不甘受制于人，重蹈北周亡国的老路。他一方面积极拉拢关东土族，一方面加紧对洛阳的控制，只等时机成熟，便以洛阳为据点，建立以新兴地主阶级为基础的统治集团。

开皇二年(582年)2月在洛州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作为执行中央政令的分理机构，以皇子秦王俊为尚书令。开皇六年(586年)又命皇太子杨勇镇守洛阳。可见，隋炀帝在下诏营建东都时说的“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并非假托。

    杨坚共有五子。杨勇居长，但不为杨坚所喜。杨广居次，大有夺宗之势。杨谅是杨坚的小儿子，初封汉王、并州总管，统辖着崤山以东、黄河以北五十二州土地，与长安、洛阳形成鼎足之势。杨坚偏爱幼子，生前曾特许其“便宜行事，不拘律令”。自太子杨勇谗废，杨谅心怀疑惧，即预修武备，以应付突厥为由，大发工役，缮治器械，集结兵力。后杨广称帝，是为炀帝。他以文帝病逝为由诏谅赴京。杨谅恐遭不测，当即在太原发兵声讨炀帝，给炀帝以很大的威胁。虽然事情很快地平息下来，但炀帝回想起这刚刚发生的“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的一幕，仍然心有余悸。为避免“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的被动处境，从根

本上解决“南服遐远，东夏殷大”的问题，扭转长安作为统一大国的都城偏处一隅、独力支撑的局面，必须营建东京，以与长安成犄角之势，加强对山东地区的控制，山东(特指崤山以东，又称关东、东夏)，膏腴之地，人口集中。控制了这一地区，统一的中央政权便有了牢固的基础。

炀帝是靠阴谋和欺骗夺宗并登上帝位的。尽管他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心里并不踏实。正值他心怀疑虑时，术士章仇上言，“陛下木命，雍州(地处河西)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当“修治洛阳还晋家”。炀帝原封晋王，曾亲统大军南平吴、会，北却匈奴，纵横南北，而河洛地区则为他奠定了帝业的基础，故谓晋王之“家”。洛阳本是晋代的国都。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鲜卑贵族入主中原，都城也因之易地。有隋政权暂都长安，自然有客居之感，回到洛阳，才是正说。章仇的话不过是借术士的特殊表述方式来传达特定的政治内容。炀帝很清楚，他需要采取果断措施，向东方发展，摆脱西北关陇贵族集团的羁绊，争取关东士人的支持，培植个人势力，以固帝基。章仇这样说，正是他迁都洛阳的舆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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