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都洛五百秋

起初，周部落是活动于我国西北陕甘一带的姬姓部落，定居在岐山之南的周原。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周部落迅速强大起来，势力逐渐向东推进，到文王姬昌时，已成为一个强大的奴隶制王国，都丰京。文王之后，武王姬发即位，伐商前，迁都镐京。这时，姬发乘商纣政治腐败，危机四伏之机，联合四方诸侯，共谋伐商。经过两次大规模的东征，大约于公元前1066年，兵入商都朝歌，商亡。

武王灭商后，将象征王权的九鼎从朝歌迁到洛邑，然后西返故土，但是，他迁都洛邑的意图已昭告天下了。

中国的农耕文化大约始于商、成于周。农耕文化是和民族定居生活相联系的，而民族定居生活则直接影响到国家都城的建设。因此，周代的都城位置比之前代来就较为稳定，建都与迁都也更为慎重。

周本来是边陲小国，还在武王东征的过程中，他已深感到地处“天下之中”的洛邑地位的重要。所以两次会盟诸侯的地点均选在洛邑近北的孟津。灭商后，周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控制天下、巩固统治，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周都的位置。可是，原定的都城镐京偏居西土，要控制北及燕山、南达江淮、东到大海的广大地区是非常困难的。周必须选择一个理想的地方，另建新都，以控制天下。武王说的“天保未定”，也就是这个意思。“天保”即顺从天意而建立的国都。其实，这样的国都应该建在什么地方，武王心中已经有数。他说：“自洛（氵内）延于伊（氵内），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阙、大谷、圜辕，北望岳(太行山)、鄙(都鄙，谓近岳之邑)，顾詹有河，粤詹有雒、伊，毋远天室(嵩山)。”他当“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可见，他的迁都计划要分两步走，先定西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然后向东方伊、洛地区发展，占据天下之中，以安天下。只是这样的计划实施起来，要作大量的准备工作。为此，武王忧心忡忡，夜不能寐，以致忧劳成疾，卧床不起。迁都计划尚未起步，他就于灭商后的第二年去世了。

武王死后，太子诵即位，是为成王。成王年幼，不能理政，由周公旦当国摄政、辅佐成王。周公对王室鞠躬尽瘁，一片忠心。但作为一个王室重臣去辅佐幼主，总不免让人有所疑虑。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乘机制造谣言，中伤周公。当时负责监视纣王之子武庚的管叔、蔡叔、霍叔，散布流言蜚语，声称“周公将不利于王”，不久就勾结武庚和东方的东徐、奄、熊、盈等国发动了武装叛乱。周公奉成王之命，率师东征，平定了叛乱；亡了东徐诸国。将殷民六族封给了自己的儿子伯禽，在奄地建立了鲁国；又迁“殷顽民”于洛邑，严加监视；封纣王的庶兄微子于宋，以治理商民。

这次叛乱的发生再次证明了加强对东方控制的重要性。西周王室决定“如武王之意”营建洛邑。

成王五年(约前1059年)，成王亲政，随即派太保召公爽先至洛邑勘察筑城地点。3月，召公指示殷民工匠在洛水北岸勘察地形，测定城廊、王城、宫室、市场、居民区域和驻军营房的位置，又在南郊确定了明堂、宗庙等五大殿的地点。到3月11日规划完成。3月12日，周公也到达洛邑，全面勘察了新邑的规划情况。他在涧河以东、渡河以西和瀍河以东的建城地点进行了详细的勘察，并进行了占卜，证明这里是适宜建都的吉祥之地，最后决定在此建都。这就是历史上说的“周公相宅”。  “宅”与“家室”同义，洛邑是周的又一家室。周公作完了这些事情，一面派人将建城规划图和占卜结果呈送成王，一面准备动工。3月14、15日这两天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3月21日周公命令各方诸侯及殷朝工匠、俘官兵和奴隶按照规划，动工兴建。经过10个月的大规模营建，于12月完工。

新都建成后，成王率领诸侯百官东来洛邑，在城南郊新建的大殿明堂里祭祀文王、武王，庆贺新都落成。改西周纪元为“元祀”，以纪念这次具有定都意义的盛典。接着，将九鼎正式安置在新都宫殿中，史称“成王定鼎于郏鄢”。郏鄢，洛邑的另一名称。洛阳北邙山古称郏山，故名。成王定鼎，标志着洛邑已成为西周的东部国都。

成王为新都取名“成周”。成周者，周道始成之意也。成周建成后，西周实际上出现了两都并立的局面。故都镐京称为宗周。“宗周”有宗依祖先，不忘故土之意。从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来看，成周比宗周更加重要。成周建成后，成王即迁居于此。1965年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详细地写着成王“惟王初迁宅于成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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