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全球化

作者：李慎明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如何“化”和向何方向“化”都直接涉及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甚至每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例如，全球化是统一于单一的西方模式，还是各种文化和文明的相互融合，求同存异？全球化是用军事的、经济的乃至文化的霸权征服世界，还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共谋发展？全球化对我们每个国家和民族价值观念和习惯做法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回答。

　　中国是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十分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其中包括对当今全球化本质内涵的最早追寻与赋予。当然，这里特别需要指出两点：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全球化本质内涵的部分思想原先是特指内地和边疆、中原与边区、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处理国与国关系和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原则。二是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今天所说的全球化，无论从内涵还是到外延，都远比昔日中国传统文化所涉及的本质内涵要广泛丰富得多，但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当今全球化本质内涵的思想，依然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有关涉及全球化本质内容的精华，对于推动当今全球化健康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对全球化本质内容究竟有哪些蕴含，我们应特别关注并批判地汲取哪些有益的东西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观念和原则：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和信念，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对全球化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本质内涵的最早赋予。

　　2500多年前春秋末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所谓大同，就是指生产资料共有，人们之间没有等级差别，没有剥削压迫、平等和睦相处、各有所得所乐。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老子则设计了一幅没有欺压，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所谓理想社会蓝图。孔子、老子的大同思想主要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表现出对远古原始社会的一种怀念和追恋。但这种大同思想对中国历代思想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南宋康与之虚构了一个与封建等级制度根本对立的“计口授田”。人人耕桑、自食其力、劳动成果平均分配的乌托邦式社会景象。直到近代，中华民族的大同思想又不同程度地与西方传来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我国近代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五大种族扩充自由、平等、博爱于全人类，大同盛世则不难到来。中华民族不仅是胸怀远大理想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执著理想、为理想献身的民族。几乎历次农民起义都把贵贱平等、上下同一当作自己的旗帜，并为大同理想的实现进行了不掘不挠的斗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虽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浸润在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大同"思想中的全人类之间那种不分贫富贵贱，充满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崇高理念和精神，则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必然归宿，它和产生于古希腊斯多噶学派中的世界大同、人人平等的思想一样，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应当是当今全球化核心内涵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并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这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优秀传统伦理美德，也是中华民族为实现大同之道而铺就的对外关系的基石。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友好相处、互助平等的精神，既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其对外关系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尚无近代意义上的中外关系而言，但其有关静下、仁和的思想都是十分宝贵的。老子说：“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这就是说大国尤其应谦下。大国像居于江河的下流那样谦下，天下就容易交融、雌顺，人类就容易和平相处。这是最早反对大国主义的思想胚芽。战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孟子提出的“交邻国以道”、“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则体现了他的“仁政”理论。秦汉以后各朝代对外交往逐渐频繁。汉代统治者主动采取了通西域的对外政策措施。西汉最主要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董仲舒主张“洽四国”。唐代对外关系有很大发展，唐高祖李渊明确主张，对周边邻国“尽抚育之方”、“宏仁恕之道”。明代对外关系有新的进展，明洪武初曾任左丞相的李善长提出，对东西洋诸国，“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清中叶以后，清政府腐败无能，并渐行闭关锁国主义，积弱积贫。帝国主义乘机入侵。清末政治家、鸦片战争中杰出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在力主抗敌禁烟的同时，仍然主张对洋人“分别良莠”，行区别对待之策；对真正友人，力为保护。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孙中山先生则更明确主张，作为大政方针，应“持和平主义”；“用外交手段者通常之轨者，用战争手段者不得已而用之”；“国家之间，立约遣使，誓以永好，即无约无使之国，亦以礼相处，不复相凌”。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就是这样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互相之间即使有了不同的看法和争端，也总是首先采用平等协商的和平办法去解决，“化干戈为玉帛”。正因为中华民族不仅刻苦耐劳、酷爱自由，而更追求和谐、崇尚和平，所以，13世纪末叶客居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16世纪西方传教士利玛窦都由衷地赞叹中华民族的和平主义精神。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渡边秀方也认为，世界诸民族中大概再没有中国人那样渴求和平的了，他们很少对别的民族从事侵略的攻战。从这种传统美德里，我们是否可以看到新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渊源呢？我认为，在推进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同样应遵循这一精神。

　　实行“开户牖”、互学习、兼收并蓄、“携手共进”。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

　　有人总误认为中华民族历来闭关锁国，这是不对的。孙中山先生早就指出：“开放主义，我中国古时已行之。”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总是以博大开放的胸襟，采撷异域的文明之果；同时也把灿烂的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早在公元前2世纪，被誉为东方哥伦布的张骞便开通了经西域通往中东、欧洲的“丝绸之路”，建立了中国与西方诸国经济文化的联系。之后，唐时玄奘印度取经、鉴真东渡日本，明时郑和七下西洋，中华民族的友好使者走向世界；唐宋之时，意大利、土耳其、波斯、日本等国遣派数万留学生到中国求学，中国与世界各国掀起一次又一次经济文化交流的热潮。明末以后，西方文化较多地传入中国。为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与合理因素，中华民族的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开展学习、介绍、传播西方文化的工作。清时中国思想界启蒙者严复悉心研究、积极翻译、评介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即是这方面的典型。值得注意的是，进入18世纪后，西方的商品、科技、思想、文化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渗透扩张，特别是随着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涌进来的。如何正确对待西学，中国近代史上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发表了大量见解和看法。有人主张“严海禁，闭关自守”；有人极力美化西方文化，主张全盘照搬。鸦片战争时期爱国士大夫集团的重要成员魏源编写了《海国图志》，对强国御侮之路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索。他特别强调发展中国近代工业“不必仰赖于外夷”，但应“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另外晚清时的姚莹、包世臣、冯桂芬、王韬、张之洞等都纷纷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改造中国政体等主张。孙中山则更明确主张对欧美取“开放态度”、“开放主义”、“开放政策”；对待西学，他认为“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但绝不是“全盘搬过来”，应以东方文化、中国文化为基础，学习欧美的先进科学技术，用以自卫、自强和建设。

　　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各自的长处，又都有各自的特点。因此，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需要实行开放政策，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更不能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否则就必然落后甚至挨打；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又都必须结合各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坚持趋利避害的原则，有所取舍，而决不能照抄照搬，否则也会最终危及自己的生存。这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关于“开户牖”思想给我们的启迪。这对我们今天如何正确参与和推动当今全球化的发展也是有所裨益的。

　　反对侵略战争，维护祖国统一。这是民族繁荣、实现大同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

　　世界大同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但却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只要有阶级压迫和根本利益冲突的存在，战争就不会消失。中国古语云：“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蠢，小国之大灾难也。”中华民族在充分认识战争是人类深重灾难的同时，又把战争分为“不义”和“义”两种战争。“不义”之战即侵略战争，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所不齿。我国春秋时期《管子》一书中就指出：“夫兵者危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老子指出：“不以兵强天下”。墨子也指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但是对“义”战即反侵略战争，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则坚决支持，并认为正义战争对人类社会起着积极作用，所以主张积极做好义战准备，“安国之道，先戒为宝”。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深谙战与不战的辩证法：“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深感维护国家统一，是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因此，中华民族对危害国家统一的内部叛乱、分裂行为和外部颠覆行径都进行了坚决的英勇的斗争。了解了中华民族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优良传统，也就不难理解，当今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反对外来干涉，实现祖国统一的坚强决心。维护祖国统一和实现世界大同并不矛盾，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要想取，必先予之。实现世界大同，是要逐渐削弱并最终消亡各个国家的。但是，要想削弱国家并最终消亡国家，就必须首先加强国家的作用。只有加强国家的作用，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国家和民族才能强大、繁荣和发展，也才能有效抵御大国主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侵略与颠覆，建立真正合理、公平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全球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全球总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世界上几个少数国家生产力发达、绝大多数国家生产力和全球总体生产力的衰退。只有这样，才能为最终实现世界大同逐渐创造和积累足够多的物质和文化文明。

　　应当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世界“大同”的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有糟粕。其中的局限和糟粕，主要表现在：一是具有空想性质的“小国寡民”、闭关锁国的思想。如老子所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这一思想，实质是以无为源，以农村的自然经济为归，巩固不会变化的小农经济社会和封建经济生活的分散性。这种“小国寡民”“桃花源”式的乌托邦的理想反对工艺技术，否定文化和知识的作用，必然会阻碍人类的共同进步和发展。清朝中叶以后的闭关锁国可以从这种“小国寡民”的理想中找到某些影子。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中，几乎都具有绝对平均主义的因素。绝对平均主义，必然窒息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而也必然会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是与社会大同思想的最终目的相悖的。

　　除上述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对于我们积极参与和推动当今世界全球化还有哪些启迪呢？我认为，一是全球化最终目的应是全球的公正、富裕和幸福，而不是老子所描述的“小国寡民”即某些少数特定集团或少数特定国家和少数特定国家共同体内部的公正、富裕和幸福。只有这样的全球化才符合全人类的利益，也才可能最终实现。二是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特点。这些文化传统和特点积淀在这些国家和民族的骨骼里，奔腾在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血液中。因此，当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全球化，应是飞速发展的高新科学技术其中包括最重要的技术标准和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全球化；应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及原则和公认国际关系准则的全球化；应是生产方式、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传统、民族特性的多元化。三是随着全球生产力共同的高度发展和人类思想文化的极大提高，全球的生产方式、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有可能本质上趋同，但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则会是永久的多元。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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