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起点：永远的洛阳城！

  　丝绸之路是洛阳古代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都洛阳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它滥觞于夏商周三代都洛时期，繁盛于东汉至隋唐时期。洛阳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构成洛阳作为丝绸之路重要起点的因素，除了洛阳长期以来成为全国政治中心之外，还因为宋代以前河治地区发达的桑蚕业，为以丝绸生产为主的手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四通八达的便利交通，使这里成为商贾云集的货物集散地、人文答革的文明渊我。络绎于途的信使客商，大多以此为起止点，谱写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辉煌篇章。 

一、洛阳通西域道

　　洛阳通西域道是指以洛阳为起点，向西穿越数以百计的国家和部族，通至以罗马帝国为代表的欧洲腹地。这是洛阳通往西方时间最早、里程最长的国际通道。

　　洛阳通西域道开拓时间很早。先秦时期洛阳至西域的道路已逐步开通，据成书于战国时期反映春秋历史事实的《穆天子传》记载，春秋时期人们踊传为周穆王）可以由东周都城洛阳出发，向北经过山西北部，折而向西，到达河套地区；再往西，越过阿尔泰山中段某个山口，到达额尔齐斯河上游，再往西行，到达中亚地区。先秦时期洛邑通西域道路的开通，表明中西文化交流的逐步开始。

　　秦与西汉时期，洛阳经济处于逐步发展的历史阶段。到东汉时期，洛阳经济的再次勃兴，再加之政治中心的确立，使洛阳首次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洛阳通西域的道路在此阶段经历了三通三绝的历史程序。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对匈奴、西域采取挑衅政策，引起了西域诸国的不满，遂与新莽断绝关系，于是匈奴乘虚而入，控制了西域。刘秀建汉，西域诸国因不堪匈奴的压迫，愿与东汉建立联系，乞求保护。光武初年，西域的莎车国王康率领邻国抗击匈奴，并保护了汉的都护吏土妻子千余人。建武五年（29年），河西大将军窦融奉刘秀的诏令，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统辖西域55国。这一措施给西域诸国带来了希望。建武十四年（38年），莎车王贤（康弟）与部善王安“并遣使诣闭贡献，于是西域始通，葱岭以东诸国皆属贤。”这说明莎车国在汉通西域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建武十七年，莎车王贤道使奉献，请立都护，刘秀即以西域都护授贤，旋又索还，改给大将军印授，引起莎车王的不满，但汉在西域的声望仍很高，受到西域诸国的拥戴。到了建武二十一年（45年）冬，车师前王、都善、焉券等18国共同遣于入侍，献珍宝，并请汉立都护，刘秀拒绝了这一要求。次年，都善王又上书请立都护，刘秀因朝内权力之争而自顾不暇，西域诸国相继降附匈奴，西域与东汉断绝了联系。直至永平十六年（73年），明帝命窦固率大军北征匈奴，取伊吾庐地，置直禾校尉以屯田。窦固派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凭借自己的机智勇敢，先后降服了部善、于间等国，从此“于闽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后汉书·西域传》）。明帝死后，西域与汉的关系又断绝了，但班超却留在西域，处境十分艰难。章和二年（88年），章帝派窦宪北伐匈奴，大获全胜，永元二年（90年）窦宪再取伊吾庐，次年，班超遂定西域，和帝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甚至“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东汉在西域的活动达到了高峰。和帝死后，东汉政府内部不稳，而接替班超任西域都护的任尚，行政苛酷，西域皆叛，安帝即位后也无暇顾及西域，遂下诏“罢都护，自此遂弃西域”。建光元年（121年）敦煌太守张珍陈三策以对付西域，安帝接受此建议，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班勇率500人屯柳中，破车师，又恢复了对西域的统治，到永兴元年（153年），车师后王又叛，攻没屯营，衰弱的东汉王朝再也无力经营西域了。东汉时期洛阳通往西域的道路虽然经历了“三通三绝”的历史时期，当丝绸之路畅通时都以洛阳为起点，向西经长安至敦煌，到敦煌以后，丝绸之路分为三道（西汉为两道），这三道是：“从玉门关西出，经始羌转西，越葱6岭，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并，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医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注引批区邮）。“新道”也称“北新道”，又称“径道”，是东汉时新辟通道，西域的南医道与西汉时无区别，东汉中道是西汉的北道。 
 
　　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使洛阳夷为平地，直至曹丕代汉建魏，迁都洛阳，洛阳重新成为“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籍，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的区一繁华都市，再次确立了丝绸之路起点的地位，洛阳至西域道路又一次开通。《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云：“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闽、康目。居、乌孙、疏勒、月氏、都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丝绸之路开通后，西域诸国诣洛朝贡贸易者不绝于途。黄初三年（222年）二月，“鄯善、龟兹、于闯王各遣使奉献，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到魏明帝时，洛阳与西域的关系又进一步发展，太和元年（227年），“焉香王遣使人侍”，太和三年“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以《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云：是年“赐车师王壹多离守魏侍中，号大都尉。”这期间，胡商诣洛贸易者颇多，仓慈任敦医煌太守，对胡商“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石与共交市，使吏护送道路”（《三国志·魏书·仓慈传》）。由此可见敦煌在洛阳与医医。西域之间，所起的中转站作用是何等重要。徐迫在任凉州刺史时，他对当地人回医己民和西域商人在政治上采取宽松政策，结果是“风化大行，百姓归心，西域流回巨且通，荒戎入贡”（三国志·魏书·徐邀传））。到明帝以后，曹魏与西域交往有减少趋势，齐王芳时有两次交往，陈留王时有一次交往。魏晋政权交替时，洛阳与西域关系交往减少，西晋建立后又恢复了正常的交往。西晋在西域仍设戊己校尉，以保持与丝绸之路上诸国的贡使关系。西晋政府与大宛、焉耆、车师前部、鄯善、康居、龟兹、大秦等国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关系，但并没有达到两时期的水平。 

　　迨北魏时期，洛阳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更为密切。早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北魏已和西域一些国家与地区有过来往，太和十七年（493年）迁都洛阳后，北魏与西域诸国关系远远超过了汉、晋诸朝，对西域的了解也较深入具体。这一时期东汉以后通西域所开辟的北道（即新道）逐渐荒废，其他道路则较为具体。即从洛阳出发，经长安、凉州至玉门。“自玉门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都善为一道；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信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同时，北魏人还知道“从安息西界循海曲至大秦四万余里，于彼国观日月星辰，无异中国”（魏书·西城传》）。这说明北魏时曾有人亲至大秦作过实际考察。 

　　《魏书》诸帝纪载：仅宣武帝、孝明帝在位期间（500一528年），西域诸国（含地区）遣使朝贡的，即有手间、疏勒、龟兹、悉万斤（在今新疆境内），渴盘航薄知（属东波斯）、波斯、大月氏（在今阿姆河以南）、朱居（今新疆叶尔羌）、乾达（在今阿富汗东境）、围宾、乌整（今斯瓦脱河沿岸，属北天竺）、南天竺等80个。其中朝献次数最多的是大月氏和疏勒，分别为12次和9次；大多数国家为1次。大秦与北魏也有经常性的贸易关系。每次朝献后，北魏政府都“赏”或“赐”给大量丝绸等物。由于洛阳与西域间道路畅通，东西贸易十分活跃，奔忙于西域与洛阳之间的胡商贩客，其人数之众，远远在各国使节之上。为了安置众多的外来使节、商贾和附化之民，北魏王朝特地在都城洛阳城南，洛水水桥和伊水北岸园丘之间的宣阳门外御道两侧，建造了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馆（在道东）和归正、归德、慕化、嘉义四里（在道西）。其中崦嵫馆和慕义里是专门安置西域诸国使节和商贾的（《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 

　　北魏末年，洛阳因混战而夷为平地，它在中西交通中的核心地位违然失去。伴随着隋初洛阳城的新建，洛阳才又慢慢恢复了它在中外交通上的地位。；隋初，洛阳与西域的交通时断时续。大业五年（609年）正月，场帝从洛阳出发西巡河右，至浩暨川（今大通河，在青海东北部），到燕支山（在今甘肃武‘威），于吐谷浑旧地置都善（今新疆罗布泊西）、且末（治今新疆且末）、西海，（治今青海都兰东）和河源（治今青海兴海东南）四郡。调发罪人前往成守，大开屯田，又命薛世雄筑伊吾城，保障了洛阳与西域的道路畅通。《隋书·西域传》载：杨帝还“亲出玉门关，……修轮台之戌，筑乌垒之域，求大秦之明珠，致条支之鸟卵”。又派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诸国，韦节等至后宾，得玛璃杯；至王舍成，得佛经；至史国，得十舞女、狮子皮、火鼠毛而还。”又遣云骑尉李显出使波斯，波斯遣使随李里来到东都洛阳贡献方物。大业中，西域诸国先后来东都朝贡、经商的达30余国。场帝令在洛阳建国门外设东夷、南蛮、西戌、北狄四方馆。西戎馆是专门接待西域诸国酋长、贡使、商贾的。大业十一年（615年）正月乙卯，杨帝在东都洛阳大会蛮夷，设鱼龙曼延之乐，突厥、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吐火罗、毕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布哈拉西南）等西域诸国的使者参加了这次盛会。 

　　裴矩《西域图记》序载：隋时洛阳通往西海有三条道路，皆以敦煌为咽喉即从洛阳出发，经长安、凉州至敦煌。“北道从伊吾、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废北流河水，至拂林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疏勒，度葱岭，又经线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闽、朱俱波、喝梁陀度葱岭，又经吐火罗担担、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隋书·裴矩传》）。 

　　唐初，西突厥势力复盛，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自玉门以西诸国皆役属，丝绸之路交通再度被阻，洛阳与西域的道路也再次中断。唐王朝为打通丝绸之路作了极大的努力，直至7世纪中叶，唐军攻灭西突厥后，丝绸之路交通才再度繁荣。唐代的东西两京（洛阳与长安），不仅通过丝绸之路与欧洲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主坦丁堡联结到一起，而且沿地中海地区的前倭马亚朝（661～750年），从开罗通过北非沿岸西进，打开了前往西班牙、葡萄牙所在伊比利亚半岛的通路，对整个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后期，吐善乘机入侵陇右、河西，洛阳与西域之间的交通再度受阻。丝绸作为商品外传，已逐渐转入海路。北宋以后，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丝绸生产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超过了北方地区；特别是随着造船技术的发达和航海技术的改进，诲上丝绸之路一日千里，蓬勃发展，大有取代陆上丝绸之路之势。陆上丝绸之路虽仍相沿不废，但洛阳已失去昔日它在丝绸之路上的光辉地位。

 二、洛阳通中天竺道

　　汾阳通中天竺道是指唐初以洛阳名宿王玄策为代表开辟的一条新的洛阳至域外的通道，也是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支线，对促进中印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曾起过重大作用。唐代名僧玄照大师亦曾往返于洛阳通中天竺道上。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照传》载，他长年求法天竺，颇具学名，回洛阳后，受到高宗李治的接见。他在洛阳留住多年，与王玄策一起参与了东都敬爱寺的塑像艺术工程和法事，敬爱寺导律师、现法师等还请他翻译《萨婆多部律摄》，并参与了龙门石窟万佛洞的营建工程。玄照大师，后从洛阳再次赴中天竺，在泰摩罗跋国遭疾而卒，享年60岁。

　　洛阳通中天竺道有四大路段。东段为两京道（亦称京洛道），西段为唐若道，中段为著泥道，南线为泥中道。两京道、吐善——泥波罗道、泥波罗——中天竺道开辟在先。其具体走向为：从洛阳出发，经陕州、握关至长安为东段；从长安西去经宝鸡、上都（今甘肃天水）、狄道（今甘肃临挑）、金城（今甘肃兰州）、都州（今青海乐都）、都城（今青海西宁市）、赤岭（今青海日月山）、大非川（今青海切吉草原）、众龙驿（今青海称多县清河乡）、截支桥（今青海子曲河）、鸡莽驿（今青海与西藏接壤处，唐古拉山查午拉山口索雄以东）、阎川驿（今西藏那曲、即黑河）、农歌驿（今西藏羊八井口北）至逻些（即罗婆、吐善国都，今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为西段。自逻些西南行，跨雅鲁藏布江，越喜马拉雅山，至泥波罗都城，为中段。自泥波罗都城南行，至中天竺都城为南段。全线长1万多里。 

四、洛阳通林邑道 

　　洛阳通林邑道是指洛阳与今中南半岛之间的交通要道。这条通道南端的国家依次有扶南（今柬埔寨）、真腊、林邑（今越南中南部）等，建都洛阳的朝代都凭此通道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发生关系。

　　洛阳首次与林邑道南端国家和地区发生关系在东汉时期，《后汉书·章帝纪》云：“元和元年春正月，……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同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雉。”此“究不事”为柬埔寨的古代译名。这是洛阳与南半岛交往的开创期。西晋是洛阳与中南半岛交往的发展期，主要集中在晋武帝时期。·西晋泰始四年（268年）十一月，扶南、林邑各派使臣来洛入贡于晋。太康五年（284年）十二月，林邑再次遣使来洛贡献。太康六年，扶南使者带来了一文三节的甘蔗；还有奇特的云丘竹，竹节长达二丈，周长足有一二丈的云丘竹，只需一节就会当船用。太康八年（287年）十二月，南夷、扶南各遣子入洛贡献。太康（280～290年）中，林邑国遣使随商贾来献。微外请国多“资宝物自海来贸货”。永嘉年间（307一313年），西域高僧香域“从天竺到扶南，经诸海滨，爱涉交广，晋惠之末，至于洛阳”（《高僧传》卷九）。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因南北阻隔，洛阳与南方没有直接交往。 

　　隋大业四年（608年），赤土（马六甲）遣使奉献。杨帝遣常骏出使赤土，十月至，赤士王派30艘船迎接，厚礼相待，并派其子随常骏等人贡。往返赤土均经过林邑。唐时洛阳与真腊的关系进入鼎盛时期，具体表现为真腊遣使次数明显增多，见诸史书记载的有 12次之多，即公元 616年、 682年、 689年。707年、710年、717年、750年、753年、771龟798年、813年、814年等，另据柬埔寨所发现的古吉蔑碑文，大约公元657～667年间，真腊国王曾派使入唐。汉唐盛世中南半岛的国家与地区的使团多次至洛阳朝贡贸易。

　　洛阳通林邑道的通道也经历几次变化，东汉时“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今福建福州市）泛海而至，风波险阻，沉溺相系”。章帝建初八年（83年），大司农郑弘“奏开零陵、桂阳桥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后汉书·郑弘传》）。这条洛阳至交趾道，到南北朝时仍畅通无阻。汉代以后，洛阳通林邑道的经由走向是：从洛阳南下，经鲁阳（今河南鲁山）、南阳郡宛县（河南南阳市）、穆县（今河南邓州市）、襄阳（今湖北襄樊）、南郡（今湖北江陵）、零陵、桂阳、龙编（东汉至南朝为交州交趾郡治所在地，在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至林邑，西行至扶南、天竺（印度）。唐时，多由洛阳至江州（今江西九江市），从江州南下到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然后经“梅岭之路”到广州。从广州出海西南行经林邑、赤土通向欧洲和非洲。 

 五、洛阳通日本道 

　　洛阳通日本道是丝绸之路的东线之一。因朝代变迁，各个时代这条线路的走向也略有差异，总的趋势是线路走向逐步接近便捷，显现出中日交通逐步发展的态势。

　　中日交往源远流长，有文字可考的两国政府交往始于东汉。《后汉书·东夷列传》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级”，倭奴国与汉通使，标志着丝绸之路东线的正式开通。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十月，倭国王帅升等至洛阳，献生口 160人。这次日本来使的路线，是从日本渡海先到朝鲜半岛的乐浪郡（郡治在今朝鲜平壤），然后经西安干（今辽宁丹东）、沓氏（今辽宁新金），辽东郡（今辽宁辽阳）、辽西郡（今辽宁义县）、广阳郡（今北京）、渤郡（今河北豚州）、真定国（今河北正定）、常山郡（今河北元氏）、襄国（今河北邢台）、赵国（今河北邯郸）。魏郡（今河北临漳）、河内郡（今河南武隆），到洛阳。

　　曹魏时，洛阳通日本道经战乱之后继续开通。景初二年（238年）六月倭国女王卑弥呼道使臣难升米、牛利等至魏都洛阳贡献班布等。十一月魏明帝诏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回赠各种颜色的精美丝织品（见证《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引起了女王的极大兴趣，于是她在10年之内，先后四次遣使到中国考察、学习中国的提花、印染等丝织技术，中国的丝织技术自此始传入日本。正始元年（240年）魏派出建中校尉梯俊等回访日本，给日本带去了金。帛、锦、厨、刀、镜、采物等礼品，并向神皇后赠赐“亲魏倭王”金印一枚。正始四年（243年）十二月，倭女王复遣使大夫伊声誉、换邪狗等8人，向魏献生口、倭锦、青嫌、绿衣、昂布、短弓矢、丹木等。

　　东汉时中日交通线大致是从洛阳东北行，渡黄河、穿河北平原、过长城。至辽东半岛最南端，从辽东半岛东“循海岸北行，历朝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加罗）”。再渡海“至对马国（今对马岛）。再度瀚海，“至一大国（今壹歧岛）后陆行而东南到伊都国”、“至奴国”。再东行，“至不弥国”。南行，“至投马国”。再水行向南“至邪骗国”，“女王之所都”。再前行，‘咱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至拘奴国。虽皆倭种，而不属女王。自女王国南四千余里，至宋德国，人长三四尺。自来儒国东南行船一年，至裸国、黑齿国。使驿所传，极于此矣”（《后汉书·东夷列传》）。 

　　曹魏时中日交通线和东汉时期基本上一致。即从洛阳出发，过黄河至幽州（今北京），走燕山道，出山海关，到辽东柳城（今辽宁朝阳市），再经辽东半岛至朝鲜半岛渡海，其走向是从狗邪韩国起航渡海，约千余里到对马国。再南行渡瀚海千余里到一大国，再渡过千余里海面到末卢国（即肥前的松浦）。在这里登陆向东行五里到伊都国（即筑前的恰土）。再往东南一百里有奴国（即筑前的宇弥人从这里向南水行二十日，陆行一月到达耶（邪）马台国（即筑后的山门郡），是女王都城的所在地（《三国总·魏书·东夷传》）。

　　中国丝绸及缝纫技术传入日本，从西晋开始有明确的记载。并有大批汉人朝鲜半岛移居日本，当时中日海上交通已经相当频繁。秦始二年（266年），倭王曾遣使至洛阳，入贡于晋。 
 
 　　隋唐两代中日交往达到高潮。日本遣隋使团从公元607一614年，就有三次。大业三年（607年），日本摄政圣德派遣小野妹子使隋，于次年三月到达隋东都洛阳，向炀帝递交了“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的国书。隋炀帝派遣以文林郎裴世清为首的13名使者，携带国书同小野妹子回访日本。九月十五日，裴世清等归国。推古女皇又派小野妹子为大使，吉士雄成为副使、鞍作福利为通事（翻译），附舶入隋。留隋学生及学问增高向玄理等8人亦随团来洛学佛。杨帝特“赐其民锦线冠”。次年秋九月，小野妹子等使者返回。大业十年（614年）六月，日本推古天皇遣犬上君御田锹矢田部造为使者访隋。于翌年七月回国。这次随同来隋的留学生、学问增有惠光、惠日、灵云、胜鸟养。惠云等。 

　　裴世清使倭国的路线是：“度百济，行至竹岛（在全罗南道珍岛西南的一个小岛），南望躺罗国（济州岛）。经都斯麻国（对马岛），回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竟歧岛），又至竹斯国（筑紫），又东秦王国（山阳道西部秦氏居住区），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明也。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倭”。由此可知隋使赴日，是先由海路到朝鲜半岛的百济，然后沿朝鲜半岛南方海域航行，经对马岛、壹歧岛，横渡朝鲜海峡，抵达日本九洲，穿越做户内海到达大皈湾。日本遣隋使的路线则是：从日本难波出发，经博多、沿朝鲜半岛的百济和高句丽海岸，越海至山东半岛的登州，然后改行陆路，经莱州、青州、克州、曹州、洋州至隋都洛阳。 

　　从公元630一894年，日本任命遣唐使达19次（其中有4次未到中国），规模最大的达500～600人，其中有几次是直接到洛阳的，去长安的也多经过洛阳。显庆四年（659年）七月，日本齐明天皇任命极合部石布为大使、津守吉祥为副使访唐。大使场合部等“船横遭逆风，漂到南海之岛，……为岛人所灭”，副使律守吉祥等于闰十月计九日到达洛阳，三十日高宗接见了他们，“十一月一日，朝有冬至之会，会日亦觐，所朝诸善之中。倭客最胜”。翌年，十一月计四日津守吉祥等自洛阳出发返回日本。磷德二年（665年）十月高宗与武则天自东都洛阳出发赴泰山封禅，倭国使者亦随行。武周长安二年（70年）十月，倭国遣使入洛贡献。翌年，倭国朝臣菜田真人至洛阳。开元四年（716年）七月，倭国元正天皇任命多治比县守为遣唐押使，阿信仲麻吕为大使，全团557人访唐，翌年三月出发，直达东都洛阳，开元六年十月返回日本。开元二十年（732年）八月，日本圣武天皇任命多治比广成为遣唐大使，中臣名代为副使，全团594人访唐。翌年四月从日出发，直抵东都洛阳，十二月，玄宗在东都应天门城楼接见了他们。洛阳大福先寺高僧道漩，应日本学问增荣睿、普照之请，于开元H十四年（73年）责《华严经》从洛阳出发赴日，后来成为日本怫教华严宗第一代。日本高僧智征大师圆珍及其从增闲静。丰智等于大中十年（856年）至洛阳。日本阳成天皇之子真如法亲王于咸通三年（862年）访唐，经明州等地于咸通五年（864年）至洛阳。其从僧有宗睿、智慧、贤真、智藏等60余人。直至北宋，日本僧人仍不断来洛阳。雍熙元年（984年）三月，日本奈良东大寺僧人裔然率弟子成算、柞壹、嘉因等访宋，于西京洛阳晋谒宋太宗赵灵，赠给赵宋久已失传的学经郑氏注》、《越王孝经新义》。到白马寺礼摩腾、法兰初佛法之场，往龙门拜无畏金刚真身和塔坟。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日本僧人成寻率弟子七人访宋。神宗赵须在西京洛阳延和殿接见了他们。赐以紫袈裟与“惠善大师”法号。成寻等从洛阳赴五台山时，神宗特命洛阳驻军沿途护送。 

　　唐代时，日本遣唐使的行经路线，最初是沿遣隋使路线访唐。到唐代中期，开始改由从值嘉岛（今五岛）出发，到朝鲜半岛中部（百济）直接横渡黄海，沿山东半岛南下直达楚州（今江苏淮安）登陆，再循通济渠，经沛州（今河南开封）至洛阳、长安。从武周长安二年（70２年）粟田真人率第七次遣唐使开始，改由南岛启航，横渡东海到达长江口附近的扬州、苏州或明州（今浙江宁波市）登陆，然后顺江南渠、通济渠经河州至洛阳、长安。特别是明州，成为中日航路中最便捷、最理想的港口。此即《新唐书·东夷传》中之谓：“新罗梗海通，更由明、越州朝贡”。 

 六、洛阳通高丽道

　　洛阳通高丽道是丝绸之路的东线之一。是指由洛阳出发东行再折而向北抵达今日的朝鲜半岛，也是洛阳通日本的线路之一。 

　　洛阳通高丽道开拓较早。西周初年，殷臣箕子率部分段遗民逃至朝鲜半岛，开邦建国，此后与中原诸朝多有来往。

　　东汉时，中日使节往来皆经过乐浪郡。居住于今朝鲜半岛东部地区的秽貂，南部的“三韩”（马韩、辰韩、弁韩）均与曹魏有交往。北魏时，高丽与洛阳关系最为密切。正始四年（507年）十月，高丽遣使至洛向魏朝献。永平三年（510年）三月、闰六月、十二月，一年之中三次遣使入洛朝献。延昌元年（512年）五月，延昌四年（515年）十月，高丽再次入洛朝献。熙千二年（517年）四月、神龟年（518年）二月、五月，高丽又．三次遣使至洛入贡于魏。大业四年（608年），百济遣使至东京洛阳入贡于隋。大业十一年（615年）正月，新罗遣使至东都洛阳向隋贡献，并参加了场帝专为蛮夷设的鱼龙曼延之乐，受到“赏赐”。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太宗李世民从洛阳出发征伐高丽。显庆五年（660年）因新罗求救，唐命苏定方等攻百济，定方从成山（亦称成山角。成山头，在山东半岛最东端，今属荣城县）渡海，围其都城，百济降唐，置熊津都督府，以当地首领为都督刺史。高宗李治在东都洛阳“御则天门楼，受百济俘，自其王义慈以下皆释之”（《资治通鉴·唐纪》）。此后，义慈等皆留居洛阳，直至终老。唐时，新罗佛教徒义湘、圆测、法朗、道义等曾来洛阳求法。

　　洛阳——高丽道的走向和经由是：从洛阳至琢郡（今北京市西南），再东北行至辽东，南行过鸭绿江，至高丽、百济和新罗。隋以后，多从洛阳的永济渠乘船北上，至豚郡后再转陆路，路线同前。另一条路线是从洛阳出发，东行至广州，然后东北行至山东半岛，从登州出海乘船至百济，再南行至新罗。 
 
 七、洛阳通云中道 

　　洛阳通云中道是指以洛阳为起点，向北跨越黄河，北抵今蒙古高原一带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联接。这是洛阳与北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洛阳通过云中道与北方少数民族发生关系始于东汉。建武二十七年（51年），北匈奴单于清和亲，汉恐南匈奴单于疑惧，不许。翌年，北匈奴单于复遣使到洛阳，诣阈向汉贡献良马及裘，它标志着北匈奴与东汉王朝正式建立友好关系。后来北单于再次请和亲，光武帝用司徒摄班彪议，赠以结帛。建武三十一年（55年），北匈奴再次遣使入洛贡献。水平七年（64年），北匈奴求合市，明帝许之。永平九年（66年）匈奴遣王子到洛阳入太学，学习汉文化。永元元年（89年）夏，车骑将军窦宪与执金吾耿秉率兵与南匈奴兵一道大破北匈奴，降者20余万人。宪、秉出塞3000余里，登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建宁五年（172年）正月，灵帝车驾上原陵，匈奴单于、西域36国待于皆随从前往。曹魏景元H年（261年），鲜卑索头部大人拓跋力微遗子沙漠汗到洛阳向魏贡献。力微居定襄之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西晋咸宁元年（275年）六月鲜卑拓践力做再次派其子沙漠汗到洛阳入贡。

　　洛阳通云中道的走向和经由大致是：从洛阳出发，东北行过黄河至怀州（今河南沁阳），沿今丹水河谷而上，入太行山径，又沿白水河谷，越太行山脊的天井关至泽州（今山西晋城），经高平，达潞州，西北行经铜按县、断梁城。逾护甲岭，过团柏至太原。北经雁门郡（今山西右玉），西北行经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稠阳（今内蒙古包头市）至龙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西侧的硕柴达木湖附近人亦可自洛阳出发西行，经两京道至长安，然后北行，过云阳（今陕西淳化），经秦直道至五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再北行至龙城。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使洛阳城再次变为废墟，继之而起的五胡十六国之乱，河洛地区成为诸国逐鹿的战场，洛阳城的再度崛起是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同时也揭开了洛阳与北方少数民族交往的新篇章。北魏政府为了安置外来使节和商团，在洛阳南修建四夷馆，其中燕然馆是专门为北方少数民族设置的。当时由洛阳至代北的通道因联系北魏南北二京，故北魏政府对其修筑极为重视，成为北方少数民族南下朝贡、贸易的必由之路。 

　　洛阳通往云中道经贸文化往来达到高潮是在隋唐时期，其行经路线是由洛阳东北行过河阳大桥至怀州，略沿今丹水河谷而上，入太行山径，又沿白水河谷而上，越太行山脊的天井关至泽州，经高平，达潞州（今山西长治）。至此，距洛阳470里，分为两道，其一道正北行，经襄垣、武乡两县，昂车、百会两关，越轩车岭，取蒋谷大道，经太谷县至太原府，再向北行经代州、朔州至云州转而西向经河套地区与草原丝绸之路联为一体；另一道西北行，经铜棵县。断梁城、逾护甲岭，过团柏至太原府。此两道路程大略相当，但西北一道地形较为平坦，故唐于此道沿途设置馆驿，以便官使、商贸往来。此道自洛阳至潞州470里，由潞州至太原450里，全程920里。大同、云中道和中受降入回鸡道，是通塞北突厥、回骼等北方诸民族国家的丝路通道。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应漠北请部的请求，于突厥之北至于回给部落，置驿66所。又渐唐书·回绝传》载薛延陀败亡后，铁勒诸部入朝，请于回绝、突厥部内治大道，称“参天至尊道”（《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载其事称“参天可汗道”）。太宗乃诏在磺南鸿鹞泉（今内蒙杭锦旗西北）之阳置邮驿68所。驿中具有驿马和乳酪、肉类以待使客。此道因置驿，行旅道路更加通畅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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