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驳“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说

 [ 有个汉学家说了“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话，记者来问我，你怎么看，我说，这话要放在这个汉学家的整个说话语境里来读，而不能断章取义。我当然是不能同意这种粗暴结论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场，其实很复杂，作品也很多，连我们身在其中的人，都不敢说自己已经充分了解了，你又怎能奢望一个生活在国外的人，能够准确、清醒地了解中国文学的现状？坦率地讲，起码有一半以上的汉学家，是基本不了解中国文学的，他们只看表面现象。中国文学现状的混乱，以及一些人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我早已经见怪不怪了。我是不愿意这样批评中国文学的。]
 
    前段读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学论丛》一书，里面有一段话，对我产生了触动。他说：“五四以来，写文章一开口就骂人，不是你打倒我，就是我打倒你，满篇杀伐之气，否则是讥笑刻薄，因此全无好文章。”这话是说得很重的，但很有道理。钱穆不喜欢陈独秀的文章，就是因为里面多有杀伐气。钱穆是喜欢讲文学的性情和修养的。其实，五四以来的这种杀伐气，到现在，也没有大的改变。“写文章一开口就骂人”的事还是经常发生。好像不骂人，就不是批评家了。李敬泽在一次访谈中，把这种现象，称为是“一种破坏性的文化逻辑”，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他说，“伟大的批评家总是有力地求证、阐发和肯定了一些东西，在他的周围站起一批巨人，可是我们现在对批评家的想象是，最好他的周围尸横遍野。”这话对当下批评界是有警示作用的。我们常常以为自己真理在握，可以肆意地批判别人，可是我们从来想过，自己到底为文学提供了什么建设性的东西。一味地批判，但是对才华和创造没有基本的谦卑和欣赏，对别人的智力劳动没有基本的尊重，对当下的文学发展没有提供有效的建设，这样的批评，就已经开始走向野蛮了。

    我常常警告自己不要以野蛮的语气来谈论文学。我最近才有所省悟，原来一个人心里有怨恨、或者有不满的时候，那时整个人是狭小的、斤斤计较的，一个人只有走向了仁慈，超越了简单的善恶，他的胸襟才会真正宽广。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你的心若有所怨恨，那就说明你的心里还在抓着某个东西，还放不下，这自然会使你紧张，这就好比一个人的手里提着很重的东西，那就不仅手在用力，全身都在用力，甚至脸部的表情也在用力了。心是很难造假的，它会通过一些细节泄露出内在的秘密。因此，从事文学的人，目光要深远，心要宽宏，旨趣要高迈，灵魂要生动，惟有如此，他才能体会到文学中那性情之美，精神之美。

    以这种眼光看文学，就会发现，当代文学尽管不尽人意，但也并不像一些说的那样，放眼望去，一个好作家、一部好作品都没有。这样看待当代文学是不公正的。也许，外面炒得最热的那些作品确实不是最好的，但好的作品，不太引起媒体注意的那部分，是不是进入过你的视野？很多人都说，这些年没有好的长篇小说，这话我是不能同意的，像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麦家的《解密》、格非的《人面桃花》、北村的《我和上帝有个约》，那都是很好的作品，只是没有引起媒体界、包括文学界的足够重视罢了。

    我当然也知道，文学走到今天，在当前处境下，大家普遍对文学存比较悲观的看法，因为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边缘化，这是一个事实。文学影响力的衰微，文学介入社会能力的弱化，这确实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但我个人，由于一直和文学圈子里的人有交往，对文学的现状倒不是特别悲观。我认为，文学在当今中国是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处境，虽然没有很多人关心，但也有不少的人，心里是放不下文学，对文学一直怀着感情的。说文学衰落的人，沿用的基本上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参照标准。八十年代是一个全民面临阅读饥渴的年代，任何一本好书出来，都会风靡全国，就像任何好听的歌、任何一部好看的电影一夜之间会热遍大江南北一样，这是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尤其是经过“文革”十年的浩劫，人们的心灵已经有了太多的空间，需要新的精神读物来填充。现在看来，全民的文学热只是特殊时代的产物，我们不能一直这样期待文学；在一个正常的年代，文学必定是一部分人关心的事情。文学应该让它回到它原有的位置上来，作家也要让他回到正常的心境里来写作，我们不能对文学存着过分理想化的幻觉。

    其实，据我了解，比起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包括日本这样的国家，中国文学依然算是很热的，中国作家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活动能力也依然是强的。即便从出版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畅销书、制造话题的书，很多还是文学书。那些名作家的新作，在书店往往还是摆在最醒目的位置上，甚至大量被盗版的书，很多也是文学书。这些都是文学仍旧有热度的证据。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她没有属于自己的稳定的宗教，至少，宗教没有全面进入世俗生活的层面，影响世俗生活的，还是儒家的思想居多，同时，文人、文学，在中国也成了一种生活的理想。林语堂说，中国的文学在中国扮演了类似宗教的角色，这是对的。很多的知识人，骨子里还是有文人情怀的。他们可能自己不会吟诗作赋，却在心里尊重这种文人生活。至少古代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商业文化盛行了，财富成了多数人心中认为的成功标志，可有意思的是，作家在清贫的时候，往往对写作、对文化会有一种轻贱的思想，而那些拥有了财富的成功人士，反而会对文学、文化心存敬重。这真是一个悖论：做文学的，不重文学；不做文学的，反而对文学有一种美好的向往。我有一些朋友，是很有钱的，他们的钱多到一个地步，已经不能给他们带来满足了，奢侈的生活也不能再引起他们的兴趣了，这个时候，他们反而喜欢舞文弄墨起来。即便是不舞文弄墨的，也喜欢参与一些文化活动，或者结交一些文人。这是真的。我有多个有钱的朋友，见到我就和我谈文学，或者谈最近读的某本书，他们还花钱收集作家的书法或手稿。你可以说这是他们的一种兴趣，但这样的兴趣，总是包含着他们对文学的尊重。还有一些老板，包括房地产的老板，在给自己的楼盘或者公司取名的时候，也喜欢把名字取得文气一些，有韵味一些，参考的标准，往往也是文学。广州有一个楼盘，很大，它后来又建了一片楼房，最初取的名字叫“江临天下”，后来觉得这个名字太大，就接受别人的建议，改成“左岸”，结果，很多有小资情调的人，都喜欢住在里面。“左岸”这个名，我想就是很文学的。

    给孩子取名字，也是如此。西方人的孩子，很多都取摩西、彼得、约翰、保罗、玛利亚等，到处都是约翰，到处都是玛利亚，这一点都不希奇，因为他们取名时的参照，是《圣经》，是宗教背景，他们的宗教是和他们的世俗生活融为一体的；中国人给孩子取名字，没有宗教可以参照，即便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也经常要刻意回避这个背景，比如，信仰佛教的家庭，一定不会把自己的孩子取名为一灯、空相、本尘什么的，这样的名，似乎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们怕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看破红尘、不思进取。相比之下，中国人更愿意取那些文学意味浓厚的名字，比如李晴川、西门吹雪、唐不遇什么的。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学是参与到了中国人的人生之中的；一个人的人生，如果缺了文学，就会少很多的风雅和味道。我跟一些书法家、画家朋友说，你们的作品要有大的突破，就必须增加自己在文化、尤其是在文学方面的修养。古代的书法家、画家，都不是单纯地只会写字或画画的，他们同时一定是文人，一定会作诗或写文章的。诗、书、画以前是一家的。没有诗文，只有书法和画，要真正地传世，我怕也是难的。孔子的言论现在我们还读得到，孔子的字迹就看不到了；屈原的诗文，至今还在传唱，屈原的书法，我们是看不到了；即便是离现在近一些的，《红楼梦》至今流传，可短短两三百年，曹雪芹的手迹，我怕是很难找了。许多的时候，文学比任何文化形式都要永久。有个哲人说，诗比历史更永久。我相信。

    中国现在是处于转型期，会出现漠视文化、轻贱文学、讽刺文人的现象，并不奇怪。但这样的状况不会一直存在下去的。我对文学的未来怀有信心。当一个社会完成了一定的物质积累的时候，文化的需求又会重新回来。当物质生活丰富了，人们又会追求起一种风雅生活的，甚至会投身于文化，渴望在其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去处——这种人会越来越多。我曾经在一套丛书的序言里说，没有文学的世界，必定是一个坚硬、僵死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显然不适合于人类居住，因为人心所需要的温暖、柔软和美好，并不会从这个世界里生产出来。这个时候，就不由得让人想念起文学来了——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正是软化人心、创造梦想。诚如台湾作家张大春所说，文学带给人的往往是“一个梦、一则幻想”而已。然而，谁都不能否认，只有那种存着梦想的人生，才是真的人生。

    文学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表明人类还有做梦的权利。因为有了这个梦，单调的生活将变得复杂，窄小的心灵将变得广阔。文学鼓励我们用别人的故事来补充自己的生活经历，也鼓励我们用别人的体验来扩展自己的精神边界——每一次阅读，我们仿佛都是在造访自己的另一种人生，甚至，阅读还可以使我们经历别人的人生，分享别人的伤感。比如，公元七百四十二年，诗人李白游历东晋名士谢安旧处后，写下了著名的《东山吟》：“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这本是李白的个人感叹，但自从这首诗流传以来，李白的慨叹就一直被无数的人所分享。是啊，当年那如花似玉的“他妓”已化作“古坟荒草”，但“今朝如花月”的“我妓”呢，百年之后，还不照样成为一堆“古坟荒草”供后人缅怀？无论你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贩夫走卒、乞丐傻瓜，结局并无二样。由此想来，一种旷世的悲凉就会油然而生——于是，大诗人李白那惊天动地的“怅然”，我们这些小人物在一千多年之后，也在阅读中实实在在地体会了一回。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它所创造的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和补充，是想象力的传奇，是许多种人生的叠加，它能为哪怕是贫乏的人生提供异常丰富的可能性。人类怎能离开文学？没有文学，真实的性情如何表达？过往的生命如何变得生动？刻骨的爱情如何才能重来？加缪在《鼠疫》一书中说：“这没有爱情的世界就好像是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但总会有这么一个时刻，人们将对监狱、工作、勇气之类的东西感到厌倦，而去寻找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而“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正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由此可见，文学远没有死亡，它还在我们的生活发挥影响力，今后甚至还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不是空想，而是我对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判断。

    （摘自谢有顺文学演讲录《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一书，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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