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申遗：不要等人家抢先才着急

 10月8日，专家证实韩国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将《东医宝鉴》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韩医申遗进入正式程序。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华东师大教授陈勤建表示：“学术界很早以前就证实了《东医宝鉴》一书是根据中医内容重新整理编写的，它的根在中国。从理论上说，将《东医宝鉴》申遗就等同于将中医改为韩医申遗。因为此书将中医针灸等重要内容都体现了。”

　　这一消息再一次刺激着国人的神经。“韩国这样做了，将来我国中医申遗的唯一性体现在哪？”陈勤建痛心地表示，在此之前，中国已有多项文化遗产被他国成功申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端午祭。

　　韩国端午祭申遗成功的启示

　　2005年11月底，韩国端午祭申请“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成功，引起国内舆论的极大关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著名民间文化研究学者白庚胜和好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一道，今年6月专程到韩国去看他们的端午节是不是和国内有所不同。

　　白庚胜通过实地考察发现，“韩国的端午节具备中国健身的基本属性。他们把爱国主义人物换成了一个韩国人；因为韩国没有大江大河，所有他们没有大规模的龙舟比赛；而且韩国过端午节的城市有十多个，江陵绝不是韩国唯一过端午节的地方。不同的是，韩国人把萨满教的信仰添加进了端午节，韩国在申遗中特意突出这点，给人的印象是韩国的端午和中国的端午不一样。但从本质来看，中韩两国端午节的基本架构是一样的。它们都是通过锻炼、饮食、文娱活动、杀五毒等来为梅雨季节的到来做准备。”也就是说，韩国的端午节和中国的没有本质差异。

　　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赵书认为“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具有“共享性”，和自然遗产的独有性是有区别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既受外来文化如印度佛教、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影响，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家，所以这些国家在中医、时令、姓氏、宗教等方面与中国有相应的共存文化。

　　共存文化很容易成为相邻国家申遗竞争的焦点。中国周边很多国家受到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他们在天然及有形文物的申遗上并没有优势，因此，瞄准无形文化遗产就成为其行之有效的申遗策略。越南把雅乐成功申报世界遗产，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把皮影戏申遗成功，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用的都是这个策略。在申报这些无形遗产的时候，这些申遗国家又特别突出其具有地方特色之处，强调其不同于中国相应共存文化的一面。这样做是因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评审标准之一就是独特，即“申报项目自身价值代表一种独特的成就，一种创造性天才的杰作”。

　　“类似这样的申遗，可以说是在有策略地争夺共存文化的阐释权、所有权。”白庚胜说。

　　我国申遗力度亟待加强

　　在越南雅乐申遗成功后，韩国雅乐也计划申报。我国著名演奏家杜次文沉痛地说：“作为雅乐的发祥地，中国的雅乐是喑哑的。”显然，我国的申遗还处于一个相对滞后的状态，很多时候都是被迫迎战，缺乏主动性。

　　我国申请成功的遗产总量虽大，但与我国所拥有遗产的总数量却极不相称。目前我国已经申请成功的世界遗产有30余项，排在世界第三位。但这个数字和我国所拥有的遗产价值、数量相比还差很远。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专家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申报战略不当，申报的多是内地遗产。相比较而言，共存文化遗产、边疆文化遗产等申报更具紧迫性的遗产不太受重视。但实际情况是，如果周边国家抢先申报了，我们就会很被动；而内地遗产晚申报几年，也不会有被别国抢先申报的问题。

　　申报层级和渠道单一。国内申报在思想意识中把各种遗产分了轻重等级，重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而不重视口头文化和文化景观遗产等的申报，致使我国的申报基本上挤在几个固定的遗产项目上，其实各种遗产是一律平等的，没有上下高低之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规则的限制。教科文组织在评选遗产时遵循的原则是：每个国家在某一遗产项目上每两年只能申报一个，而不考虑各个国家的大小、人口、历史文化特点。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半在中国，而目前，中国却必须与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在规定周期内按规定数量申遗。按照这个规则，如果我国第一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518个项目申报完毕得花几百年的时间。

　　共存文化应优先申报

　　白庚胜认为，只有唤起大多数人的文化自觉意识，让越来越多的人具有文化遗产申报的忧患意识并提出对策，才能够改变我国在申遗方面的窘境。

　　目前，别的国家将我国创造并流传的文化抢先拿去申遗的例子已有不少，如果江格尔史诗等再不积极申报，大有被南亚邻国拿走的可能。针对这种情况，白庚胜认为：“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应有明确的国际战略，实行共存文化优先、边疆和少数民族优先及扩容战略。”

　　具体来说，对分布在多个国家而起源于中国的各项文化遗产，例如汉字、节日、中医学等，应该牢固树立起优先申报的意识,将源于我国的文化遗产提前申报并固定下来，以免越来越多的中华民族文化流失。

　　同时，优先申报的运作机制要科学并完善。在我国的边疆地区，与很多接壤国有共存的文化，只有先人一步申报，才能赢得主动。

　　边疆文化中的很大一部分由少数民族文化组成，但边疆文化并不完全等同于少数民族文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众多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当中有很多传统文化形式，如蒙古族的呼麦、侗族大歌、新疆木卡姆等。这些优秀而独特的文化形式，目前也面临着很多困境。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韦兴儒指出：“在少数民族聚集的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空间很大，由于面广量多，有些文化形式面临失传，这种现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非常普遍。”因此，高度重视边疆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优先申请和保护这些少数民族文化已刻不容缓。

　　白庚胜说，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申遗的评审规则对我国不太有利。不同的国家，人数不同、历史不同、文化起点不同，理应按照文化的价值和总量去评估它的遗产。我国应在联合国内做出更多努力，扩大中国文化遗产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空间。

　　联合申报也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战略。例如，我国与朝鲜共同申报了高句丽文化遗产；丝绸之路，我国是与中亚五国同时申报的。“我们可以采取两国申报，也可以多国申报，无论如何，中国都应该主动倡导，而不是被动等待。”白庚胜建议。

　　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

　　已故著名学者钟敬文说:“我们都是历史之舟的乘客，也是它的划桨人。捍卫文化尊严、捍卫文化主权，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就像保卫我们的领土一样，我们对文化也要分分必争，使祖先的文化在我们手里传承下去，发展下去。”

　　申遗的意义也正在此，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为加强文化遗产的管理保护和申请世界遗产工作，今年4月，国务院成立了国家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负责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大政策措施，协调解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有关重大问题，督促检查各地区、各部门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这样，我国的文化遗产申请工作就有了国家级部署，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效。现在，多层次立体申报体系基本形成，由县、市、省、国家四级层层申报、选拔，精中选精。截至目前，我国共搜集到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报名。随后，对文化遗产的立法工作也将展开并推进。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认为，申遗不是最终目的。联合国设立《世界遗产名录》的目的是对人类现存的文化及自然遗产进行更好的保护，而申遗的关键也是保护。白庚胜也认为：“我们不能仅限于为申报而申报，申报成功以后，对它的保护、转型、开发，比申报本身更有意义，因为这些文化资源可以变成社会、产业、政治、教育及学术资源，可以变为文化因素再发展的资源。”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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