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化—天文历算—藏族天文历算中的汉藏文化交流中华五千年

　　藏族传统文化分为大五明和小五明。小五明之一是“孜”，即“算明”或“算学”。算学主要分两个部分：一是天文历算，另一个是人世间预测算。算学是在藏族原有各种文化基础上又吸收汉族地区和印度传入的有关文化而形成的。在形成其完整独立的体系中，曾接受黄河流域古文化的深刻熏陶。与此同时，它也曾先后接受西亚、南亚、东南亚诸地有关这一文化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佛教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印度的《时轮历》对藏族算学的影响也是很深的。 

　　我们在叙述或探索藏族天文历算学时，应当尊重历史事实，无论在民间广泛流传或是至今能看到的藏文记载，均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藏族算学的发展和唐代汉族地区古文化的输入是难以分开的。

　　在许多藏族传统经典历史著作和算学领域中，最为权威的《白琉璃》里有这样的记载：“藏王松赞干布的父亲朗日伦赞时期，由汉地（这里用的是）传入算学和医药，有的藏文史书称之为吐蕃最早的历算和医药。当时，因藏族（指吐蕃）还没有文宇，所以除了师徒口头传授之外，这些知识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在算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史中，与其他地域的民族交流当属首要。也就是说，为了建立藏族的天文历算体系，首先应该吸收汉族地区的天文历算法。自朗日松赞起，藏族与汉族地区的接触频繁起来。随着吐蕃藏王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的联姻，汉族地区的历算与卜算的方法也陆续传入，文成公主带到吐蕃不少物品、书籍。据藏文史书《汉藏史集》记载，有“本尊释迦牟尼佛像、占卜历算之书六十种（有的译成出六十部五行图经”。《玛尼宝训》记载，“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这种五行图经原八十部”。《贤者喜宴》载有“金释迦牟尼佛像、十八种工艺书籍、大医典、八十部占筮历算法”。五世达赖喇嘛著的《西藏王臣记》也记载了文成公主所带的物品和书籍，有“产生平安利益的尊者佛像，众多珍宝库藏，由金玉制成的大告身，三百六十部经典，……，汉地五行图经三百部，……”。据以上文史书记载，吐蕃人很早就特别重视算学，建立了统一的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也很重视建立本民族的算学。藏文史书《汉藏史集》中，记叙了这样一大段：“拉萨大昭寺建成三年后，因吐蕃臣民们不会计算岁时四季，不会区分吉凶祸福，法王松赞干布心想：‘我已按教法制定了世间法，能够使吐蕃臣民走上善业之道，但是作为使世人消除疑虑愚昧的办法，若能将印度和汉地的历算法在吐蕃推广，对社稷必定有益。’于是挑选了蕃人中聪明有识的察达丹、朗措多勒、甲迦冬、达米达卡四人，赐给每人一个金盘，八个银币，一个金币，路上使用的金沙半斤，对他们说：‘你们到汉地去，学习对我们吐蕃有益的学问。以前文成公主带来的占卜历算书籍六十种，还有从印度翻译的十二缘起、六日轮转等，占卜历算还未能发达。要学习测算生死、推算四季时节，须与汉人接触，你们要努力成为学者，我一定给以重赏。’这样吩咐之后，便派遣他们去汉地。他们到汉地后，分别拜见了汉地的四名学者，向其中精于推算四季时节的嘉赤摩诃衍那学习了一年零七个月，除推算时节之外，其他的几大学问没有全面系统教授，只是分别教了《明灯书》、《卦书》、《天地寻迹》、《纸绳卦术》等测算法。吐蕃四人学会测算生死、推算时节之后，结伴返回吐蕃。回到吐蕃后，他们向藏王说明了他们所学到的各种知识，以及推算的方法。藏王命令他们将学会的占卜历算全部译成藏文。此后，又命他们在驾前演习，由察达丹说自己所学，由甲迦冬衮批驳，然后由朗措多勒讲说，由甲迦多衮挑剔错误。其后，由于国王的鼓励，甲迦多衮讲说，对其余三人大有启发。甲迦多衮被称为学者，得到国王和所有大臣的喜爱。达米达卡本应在甲迦多衮之后讲说，但是已无讲说之必要，成了甲迦多衮的弟子。国王吩咐说：‘察达丹，你为在此聚会的各位用卦盘测算一次，不要为外人测算生死，以免愚夫招祸。朗措多勒，你可为人测算生时命运，不会为人测算冥间及禳解之法。’二人呈献之书，为国王详加解说。甲迦多衮对于汉地测算的各个方面都很精通，他的儿子名甲迦嘉措，父子相继担任国王宫廷的卦师。”另外，有的藏文史书还记载：善于算学的四人，尤其甲迦多衮有传录，其世系被现在的刚仁巴仓（有的藏文史书中称之为刚仁益西杰波仓）所继承。

　　有关汉族地区“算学”传入吐蕃一事，除上述情况外，藏族传统文化方面最有权威、最有影响的十七世纪西藏著名人士第色·桑杰嘉措在《白琉璃》的（算学专著）中，分阶段进行了叙述，并把汉族地区称之为盛行算典之地，把藏族地区称之为黑暗之地（这里用的是，即算学不发达之地）。虽在朗日松赞时期，算学已经传入吐蕃，但因无文字而未能传播。译文并加以归纳，正式传入（吐蕃）分为三个时期，即初期、中期和后期。每个时期又分四个阶段。初期的第一个阶段是文成公主来藏时期。她来后没有多久，即修建大昭寺，因藏地多地煞，未修成墙而父母（这里是指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派吐蕃之聪慧者益西杰瓦、藏玉西、卓尼旦巴、热喇钦四人到汉地，在导师巴瓦崇处学习和传译了《九续》和《三注释》，翻译了十五种五行算图表。

　　在青藏高原上，按传统说法，藏民族的统一是在吐蕃王松赞干布执政时期，现通用的藏文也是在那个时期才有。在松赞干布以前，藏族地区没有统一的年、月、日计算标准，各地的藏族群众以不同的地处或分布形成各自的物候观测历、自然历或观星历，他们仅用各种占星或简单的自然历以及各种粗浅的占卜法，只能根据已经发生了的自然界或人世间现象进行解释，测算也只能局限在某一个局部地区或最近一个阶段。随着藏民族的统一和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这种原始的占卜和各地的自然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统一了的藏族了解外部世界及自然界的需求。因此，在吐蕃王松赞干布的倡导下，正式接受汉族地区陆续传入的有关算学的各种知识，是藏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在许多名著和民间传说中有这样的说法：“加嘎（印度）是宗教圣地，大食（波斯）是财富圣地，汉地是算学圣地。”并认为汉族地区是文殊菩萨降身之地，故藏族天文历算学最崇拜文殊菩萨。

　　藏文文献还记载：公元八世纪，吐蕃王赤祖德赞与唐朝金城公主联姻后不久，金城公主去信邀请当时唐朝著名的算学家“桑孜”入藏。“桑孜”入藏后讲述了许多算学、“地学”（观地占卜）等内容。此后，汉族地区著名算学家都哈那布先后两次入藏，传授各种算学、历法、占卜。

　　汉族地区这一文化传入藏区，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虽然有些迷信，但对当时吐蕃的天文历算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且大大丰富了这一学科的内容。至今流传甚广的五行、相克、十二生肖、六十年干支周、八卦、九宫以及《八十博唐算图表》，在藏族传统天文历算学领域，仍被视为测算内外世界的标准。

　　这些知识传入藏区后，藏族人民结合自己原有的知识，形成诸如天文，历法、算学、占星术等理论。从藏族的纪年法来看十二生肖，这一人类社会的奇特现象，不仅中国有，就是国外也有，只不过在不同民族和地域，具体的动物有所不同罢了。由此可见，不同生肖的纪年法均起源于远古时代人们对周围动物的崇拜，这种认识大概不会有多大疑问。而这十二生肖，按藏族传统说法：在松赞干布以前，按照苯教法，从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有的称为乌鸦）、狗、猪，用以纪年的生肖及次序的排列，与后来从汉族地区传入的十二生肖可以说是一致的。藏族天文历法从阳木开始，汉族地区的十二生肖以子鼠为始，因此六十年的干支周从甲子起头。同样，就五行来看，汉文《尚书·洪范》曾这样记载道：“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黄河流域的古人还普遍认为，天地万物都是为金、木、水、火、土等五种基本物质所组成。在藏族纪年法中以人的阴阳分五行，即木阳、木阴、火阳、火阴、水阳、水阴、土阳、土阴、铁阳、铁阴。汉历以十二地支与十天干组合为六十年的干支周，藏文中称之为“六十老年”，这些在敦煌吐蕃古藏文文书中多有记载，如“铁阴牛年”、“火阳虎年”等纪年形式。在编年纪事中还曾用狗、猪、兔等十二生肖表示年份。唐蕃长庆会盟碑的纪年十分完整，如“大蕃彝泰七年，大唐长庆元年，即阴铁牛年（辛丑）冬十月十日”。从上述各种纪年变化，可以说明汉藏历法方面的相似及相同之处。

　　同时，从敦煌发现的藏文历史文书中可以得知，在月份记法上，在过去传统的四季和用十二生肖表示月份的基础上，还吸收了汉地的每季中又分孟、仲、季的纪月法，并形成了对应关系：春季中的虎月为孟春，兔月为仲春，龙月为季春；夏季中的蛇月为孟夏，马月为仲夏，羊月为季夏；秋季中的鸡月为孟秋，猴月为仲秋，狗月为季秋；冬季中的鼠月为孟冬，猪月为仲冬，牛月为季冬。

　　同样，在藏族地区，记时也由原来每一天分日升、中午、日落、半夜等四个时分发展为十二个时辰，并采用固定的十二生肖代表每天的十二个时辰，而每个时辰则相当于现在的二个小时。具体记法为：天明为兔，日升为龙，半上午为蛇、正午为马、半下午为羊、日西为猴、日落为鸡、天黑为狗、上半夜为猪、半夜为鼠、下半夜为牛、天亮为虎。这里要指出的是，在记时中，藏族传统是以天亮为新的一天之始，而不是子夜的23点。

　　吐蕃时期从汉地引进先进的内容丰富的天文历算，为发展藏民族天文历算打下的扎实基础，在相传为莲花生所著《五部遗教》的藏文史料中得到了充分肯定，在《译师和大师的箴言》的第二十三章算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自吐蕃时期，广大藏族地区从唐朝汉族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引进翻译了许多有关天文历算的经典，不仅对促进和形成统一适用于藏族地区的天文历算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样也为形成藏族文化独特、庞杂的预测学，包括占卜、巫术、“那孜”（黑算），赋予了不可缺少的内涵。在传统藏族算学中，占卜术或观星术与八卦、五行相生相克有关，这些原理至今仍在运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中就有土命、金命、“金火不合、木火不合”及“土水相遇可合”等记载，与汉族地区占卜则有着共同之处。

　　勘舆方法与上述也有关，现在仍把这种方法称之为“汉地五行算”，也就是汉族地区所谓的“看风水”。许多藏文史料中记载，文成公主精于此术，并传金城公主亦然。不仅文成公主勘定了大、小昭寺寺址，桑耶寺的寺址也是汉族地区占卜者勘定的。勘舆的“四象”法（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均以译音借用于藏语之中。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中记有“四象”名称，《五部遗教》对此有详细的叙述。

　　吐蕃王朝的统治结束后，朗措顶亚之孙定居在康区，他的后代木雅·坚参白桑从康区来到西藏，居住在玉波札朗的山洞（今西藏札朗县沃嘎山洞）。坚参白桑精通汉族地区的五行推算、黄历等，到西藏后反复研究当地的天文历算和气象，结合汉族地区的历法和黄历，以木鼠为年首，以二十八宿昂宿为首星。

　　公元十三世纪初，藏族著名天文历算学家康巴噶逻、藏族著名学者布顿大师继承了他的事业。布顿大师的《善逝教法史》中记载有著名天文历算学家康巴噶逻的事迹：“藏王赤松德赞曾派遣大臣桑布到汉地聘请和尚，同时也请了木雅和尚。后来，木雅和尚的后裔木雅·匈努宁波生活在羊卓岗（今浪卡孜一带）。他有两个儿子，其中的多杰桑格居住在绒卡普，多杰桑格有四个儿子，长子叫多杰，又称至尊噶逻，父亲又叫他康巴噶逻，不仅精通时轮、天文学，还精通汉语文。他在后藏地区推广汉族地区的《黄历》、《羊脂玉》、《九执历》等”。此后，他根据西藏地区天文星象、四季变化和雨季算著有《老人窍门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仍可见到从汉文翻译成藏文的《羊脂玉目录备忘剥》，共计166页，仅目录就有10页。

　　十三世纪初叶，即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灭西夏后，八思巴还引进了“霍达”及霍儿（蒙古）历（夏历）。第司·桑杰嘉措在《白琉璃》中对这段交流史有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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