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寨离歌：地震对羌族文化造成不可复原的伤害

 
离不开的故土。



羌族的演变。



王嘉俊在抢救他收集的羌族文物。记者 叶伟民 摄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在中国，羌族人最多不在甘肃，而是四川，其中以北川、汶川为甚。对于今日的北川来说，羌笛今后还有没有人会吹，有多少人会吹，至今还是未知数。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不仅给四川人民带来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同时使文物古迹大面积损毁，对羌族文化造成不可复原的伤害。 

　　南都周刊编辑：潘葱霞　专题策划：石扉客　记者：叶伟民 四川汶川、理县、马尔康报道

　　余世华的担忧终于成了事实。

　　6月12日，大地震后整整一个月，汶川县阿尔村村支部书记王学林在巴夺寨的场坝上宣布了一个让人沮丧的消息——3天后，全村撤离。

　　这意味着，阿尔村768名羌民一个月来的坚守宣告失败。

　　女人和孩子先哭起来，男人们则挤上前去喊“走不得”，他们还有庄稼要种，家畜要养。这只是一个徒劳的努力，他们脚下熟悉无比的山水，已经被一个月前的汶川大地震摇得筋脉尽碎，地质专家将其勘测为“已不适合人类居住”。也就是说，那些被寨民供奉为“神山神水”的崇山峻岭，随时会以滑坡、泥石流等方式瞬间掩埋这些虔诚的子民。

　　所以，他们必须离开。

　　“这将是我一生最大的灾难。”63岁的余世华选择了在父亲的遗像下接受这个命运的安排。两年前，九旬老父余明海临终时拉着他的手说：“要保住土地家业，不然就是对祖先的背叛。”这句简单的嘱托，如今却让两鬓斑白的余世华羞愧难当，仿佛一个战败的逃兵。

　　然而，这场战争的敌人实在太强大。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沿着地震带分布的理县、汶川、茂县和北川诸镇，正是中国30万羌族人最主要的聚居地。这场8级大地震带走了超过2万名羌人的生命、毁坏了无数村寨和碉楼，甚至掩埋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山谷河滩，就连全国惟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也被彻底夷为了平地。

　　羌族之殇

　　从汶川沿317国道往西约30公里，一条沿悬崖开凿的土路羊肠般陡然往北，横跨杂谷脑河，穿越龙溪乡，尽头就是阿尔村。

　　释比(羌族巫师)马永清的家就在村子西头的一个山坡上。6月12日这天，他独自钻进早已摇摇欲坠的四层木制房子，为挽救那四面代表着无穷“法力”的羊皮鼓。

　　房子以奇怪的姿态倾斜着，木制楼梯在马永清的脚下“吱呀”作响。靠山边的里屋倒成一堆朽木，仅剩的一侧也污水横流。

　　羊皮鼓斜靠墙角，但已被石块击穿。马永清茫然地把它们拎在手里。从窗外望去，倒塌的村舍像一张张黑洞洞的大口向着他，被羌民们称为“神山”的岷山山脉，此时也像被巨大的魔爪凌空划过，伤痕累累。

　　那是5月12日下午2时28分，一声巨响划过阿尔村上空，紧接着山崩地裂。

　　正在屋外劳作的阿尔村村民纷纷跑到场坝子中。在房屋倒塌声中，人们一边喊着“龙翻身了”，一边跪下来祈拜神灵，放过这个村庄。

　　此时正在脚手架上修新房厕所的马永清被巨大的地震波甩飞落地。拥有初中学历并当过村长的他马上冲进人群里，把村民逐个扯起。“是地震，快去屋里救人。”

　　就这样，近200多名幸存寨民被马永清召集起来，带至自己刚抹好水泥的新院子里，搭起棚架，烧起柴火，度过了饥肠辘辘的两天两夜。

　　这次地震让阿尔村两死一伤，近7成房屋倒塌，几乎成了废墟。

　　在四川盆地的版图上，理县、汶川、茂县、北川刚好连成一条东北走向的斜线，轻轻划过四川北部。这个狭长地带聚集了中国90%以上的羌族人口，在汶川大地震中，这四个地方无一幸免地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其中，北川震后一周便成死城，震中汶川和茂县也受重创，理县受灾较轻。北川和汶川已被专家勘测为“不适合人类居住”，县城均要整体搬迁。

　　同时，地震还大范围袭击了羌民的传统山寨。萝卜寨、桃坪寨、黑虎寨、瓦子寨、羌峰寨……这些星罗棋布于茂汶理地区的羌族村庄，均有了不同程度的倒塌和损坏。碉楼等众多珍贵民族建筑一夜尽毁。此外，还有无数文物、羌族出版物、民俗、音乐、舞蹈等珍贵资料，都在这次灾难中遭劫，营盘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勒石村聚居遗址、克枯栈道等遭到严重破坏。

　　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被整体掩埋，805件馆藏文物全部被埋，无一幸免；同时该县的“羌族文化研究中心”也尽毁。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侯斌的调查显示，汶川大地震造成了2万多羌族人口死亡或失踪，几乎占羌族总人口的10%，其中还有不少几成绝唱的民间老艺人和羌文化研究专家。

　　“羌族文化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如果再不采取紧急抢救措施，其有可能成为绝响。”绵阳市文物局局长王锡鉴说。

　　羌，甲骨文，唯一一个关于民族称号的文字。《说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羌，属他称，即当时中原部落对西部(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四川)游牧民族的泛称。

　　现代羌族自称“日麦(四川话发音mei，入声)”、“麦”、“尔咩”、“尔玛”、“玛”，书面多用“日麦”与“尔玛”，意为“本地人”、“人民”。羌族没有文字，羌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可分为南北两大方言。羌族建筑以碉楼、石砌房、索桥、栈道和水利筑堰等最著名，羌族乐器中最著名的首数羌笛。

　　阿尔村的道路

　　就在马永清从老屋救鼓回来的那个下午，阿尔村像往常那样开始热闹起来。简易的帐篷挡不住人们亲近山野的欲望，女人倚在门边绣羌族“云云鞋”，男人则蹲在长椅上抽自产的兰花烟，而因避灾而无所事事的小伙子，则在玉米地旁大摆“龙门阵”。

　　太阳如常照耀着这个普通的羌族村庄，巴夺沟和阿尔沟仍像两条奔腾的银带，缠绕滋润着山地丛林。

　　仿佛一切如常，但对这里的村民来说，祖辈延续了千年的生活，如今已难以为继。

　　20世纪80年代，著名学者费孝通提出了一个新的民族学概念——“藏彝走廊”。这个以藏语支和彝语支为主要语言的多民族交融地带，北连黄土高原，南接云贵高原，西靠青藏高原，东临成都平原，聚集着藏、彝、羌、纳西等少数民族，成为和“河西走廊”齐名的民族文化地理单元。

　　而羌族，则是闪耀其上的一颗明珠，这个被誉为“云端上的民族”，历史上曾辉煌一时，不仅诞生了炎帝、大禹等传奇人物，还创造过灿烂的西夏文明，影响深远。

　　汶川大地震，如尖刀般横插进藏彝走廊的腹地，羌族聚居地则首当其冲。

　　位于汶川县龙溪乡的阿尔村就是其中一个村落。

　　6月13日，63岁的余世华穿上了他那件天蓝色羌族长衫，搭上一件羊皮披肩坐在自家门前。门外流水潺潺，鸟鸣不断，缠绕山体的白云和葱郁的原始森林，让这里静谧如世外桃源。“祖先们挑了个好地方。”余世华说。

　　余世华听父亲说过，大约在1000多年前(相当于唐代末年间)，阿尔村就有人居住，他们大多是来自甘肃、青海一带的羌人。

　　村里的老人回忆，最先到此立寨的是两名张姓的羌人兄弟。那时候这里是海拔2000多米高的深山，遍布原始森林，树叶蔽日，猛兽横行。他们建造房舍，垦山殖地，放牧牛羊，随后，经过数代耕耘和外姓的不断迁入，阿尔村的人丁逐渐兴旺。

　　直到解放前，阿尔村都没有公路，千百年间，村民把药材、花椒人背马驼地拿到灌县(今都江堰)卖，需要走一个星期的山路。1952年，成都到阿坝公路修通，正式结束这种原始落后的运输方式。

　　但正是偏僻的位置和闭塞的交通让阿尔村很好地保存了羌族的传统文化。羊图腾、羌历年、拜白石神、皮鼓舞、建碉楼、晒腊肉等文明符号，亘古不变地融入人们的血液里。

　　1963年，余世华初中毕业，父亲余明海准备将毕生积累传授给作为长子的他，接任释比衣钵。在羌族社会中，释比是掌握宗教，沟通神、人、鬼，熟记民族历史文化和科技、医学、艺术等丰富知识的人物，既是掌握特殊“法术”的巫师，又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对于没有文字的羌族来说，释比口中那些传说或故事，组合起来就是活生生的历史。

　　但此时已在外界接受了革命思想的余世华拒绝了父亲好意，他宁愿当一个普通的农民，也不要碰这些“封建迷信”的老一套。

    山谷那边有我的爹娘

　　看得到叫不应

　　爹娘把我嫁到对河的寨子里

　　我命不好没有带小孩

　　男人是个教书的

　　我一人在家劳动

　　房屋宽大得可以跳锅莊

　　田地大得可以跑马

　　三月间的太阳烦死人

　　不晒别人的头专门晒我的头

　　——羌族民歌《思念》

　　(王嘉俊搜集整理)

　　直到1998年，一个日本学者的到来才改变了余世华的认识。这个日本人毕恭毕敬地向余明海请教了好几天，以辅助完成他的学术课题——探讨古代日本人与古羌人的关系。这对余世华冲击不小，父亲呢喃了大半辈子的东西，原来是这个民族宝贵的历史遗产。

　　几乎在同一时期，比余世华小9岁的马永清走上了与前者相反的道路。年近四旬的他成了一名释比，他并非如传说讲的那样学到什么了不得的法术，只是把祖先流传下来的几本唱经背得滚瓜烂熟。

　　齐备的羌文化元素，完好的古代建筑，让阿尔村逐渐成为学界一个小有名气的文化研究样本，国内外专家纷至沓来，因为父亲的缘故，余世华的家成了一个拜访者的必到之处。

　　但现在，这一切已随着汶川大地震的到来而不复存在。

　　被村民视为圣地的千年祭祀塔倒塌了，村里唯一的碉楼也被削掉一半，就连家家户户供奉在楼顶的白石塔也几乎全部损坏。

　　不但如此，地震已经改变了阿尔村的地质结构，耕地被毁，村小学也倒塌了。“村子现在就好像在一个裂缝上，极不稳定。”阿尔村村支部书记王学林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随时会危及村民的安全。”

　　6月2日，阿尔村86名学生被转移到深圳，继续求学。

　　黑夜，尤其是阴雨连绵的黑夜，成了阿尔村村民最害怕的时刻。沙石滚落的声音会让他们彻夜难眠，松软的泥土从天而降，掩埋了人们的耕地，然后逼近村庄。

　　有资料显示：汶川县原有耕地10.65万亩，地震导致灭失和损毁土地高达9万亩，仅存不足1成。如果将居民就地安置，生存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几个聚居县的村寨里，民居倒塌，赖以生存的土地也被挤占。“羌族生存的基础被动摇了。”阿坝州宣传部副部长陈顺清说。

　　离开，成了唯一的选择。

　　另一种消失

　　出汶川县城往东20公里，就是萝卜寨。

　　这里已经有了柏油马路，村民开摩托车和小面包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个大型的酒吧矗立在村民们集会祭祀的场坝子上。

　　这里曾是明末羌人领袖“王羌总”的都城，他曾在此统一了现茂汶一带羌族力量反抗清兵入侵，失败后，敌人把他和他的将士像砍萝卜那样砍下来。后人为纪念他，此地就叫萝卜寨。

　　如今，地震让这座有4000年历史的古寨彻底夷为平地，44人丧生，是汶川县受灾最严重的村庄之一。

　　6月13日下午，萝卜寨风雨大作，雨水把废墟上的干土和成了泥水，恣意流淌于乱石横放的巷子里。这曾经是个伟大的工程，蛛网般的巷道把寨子切割如一个巨大的八卦阵，房子相互依靠，上下皆通，浑然一体地构成一个立体防御工事。这独特的创造被誉为一大建筑奇迹。

　　“这是无法挽回的损失。”民间羌族研究者余耀明多年来一直从事羌族建筑和民俗方面的资料搜集，并出过著作，“如数千年积累下来的羌族建筑文化、神龛文化以及释比文化，一经破坏便不可再现。”

　　35岁的羌民王文军最近时常怀念其童年时在寨子的“地下宫殿”中穿梭打闹的美妙时光，这在9岁的儿子王茂看来，神奇得有如天方夜谭。“他将无法明白我们过去的生活。”

　　王文军现在的家是一个不足20平方米的帐篷，抢救出来的上百斤腊肉已经占了大半个角落。剩下的地方凌乱地堆着被子、大人的衣服和孩子们的玩具。

　　如果不是地震，王文军此时应该在建筑工地上顶着烈日拧钢筋。这个爱穿牛仔裤和衬衣的羌族青年，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辗转深圳、青海、甘肃等地打工，常年难得回一次家。

　　“寨里能走的都走了，留守的都是老人和小孩。”闯荡10多年来，王文军已习惯了用汉人的方式与人交往，现在他靠每月1400元的工资，养活了这个4口之家。

　　5月12日地震发生后，在四川黑水开工的王文军和10多个同乡步行了3天回到家。但只要把家人安顿好后，他们又要出去了。他们喜欢外面精彩的生活，不愿意再过山里的日子。

　　丰润的劳务收入和源源涌回的新思想让村子变得现代起来，古老的羌族建筑被重新装饰，变成歇脚的旅馆；各式明星海报被贴到显眼的地方，以表紧跟潮流；完美的地下防御通道也被各家分隔成封闭的储藏室，不再相通；男人们也率先脱下长衫，穿起了休闲服或西装。

　　“人们都试图在摆脱过去的生活方式，地震把一切都毁了。”王文军说，“反而往外走的人还会越来越多。”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另一个走向现代化的羌寨——理县桃坪羌寨，这个离国道只有一河之隔的古村落，便捷的交通让它终年游客不断。红火的旅游业促使人们掩埋耕地，建起了新的住宅和旅馆，小轿车、光纤电视、网吧、太阳能热水器也屡见不鲜。传统的服装和舞蹈，也只是在有游客参观的时候才亮出来。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会说羌语了。”67岁的羌族老人陈步仁说。在桃坪羌寨，羌语已成为老人间交谈或祭祀时的用语，反倒成了小语种。

　　地震把桃坪寨打回原形，失去了土地和游客，人们的生活一落千丈。年轻人不得不重新外出寻找新工作。“寨子已经空了一半。”陈步仁说。

　　挽救民族记忆

　　王嘉俊实在没有办法了。

　　67岁的他打开屋后厕所的门，简单做了下清洁，然后把装有上百件珍贵羌族陶器和铜器的纸箱小心堆放在角落里。这些被他视为至宝的文物，如今只能蜗居在这个污秽之地。它们曾经那么有尊严地摆在展柜上供人们观看，如今却落寞得如一堆废瓦片。

　　身后一座屋顶倒塌的两层小屋，是王嘉俊曾经苦心经营了5年的乐园——一所个人博物馆，200多平方米，4个展厅。5月12日，地震袭来，一根巨大的横梁从二楼穿地而落，砸烂了近200多件珍贵的收藏品。如今，这座危房已不能为其他1000多件展品提供一席之地了。这些王嘉俊收集了40多年的藏品，现在只好委身于厕所，床底和墙角了。

　　王嘉俊1941年出生在理县桃坪羌寨。1960年他本该成为寨里第一个大学生，最终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而止步。

　　后来“文革”中，一名知青送给了他一个印有神秘符号的羌族陶罐，这个带有图腾色彩的文物让他陷入对本民族文化的追本溯源中。2003年，王嘉俊穷尽毕生积蓄，在一个小学的旧校舍正式开办了他的博物馆，免费参观，1000多件展品涵盖了羌族生活用品、兵器、衣服、铜器等方面。

　　所谓展览柜，只是一些大小不一的杂货柜，没有专业灯光，就用1块钱一个的家用灯泡。展品里有些是亲戚送的，有些是他从文物市场上淘的，上百元到上千元不等，为此他差点卖光了家中的家具。博物馆也红火一时，他既当解说员又当管理员，后来桃坪羌寨的旅游开发公司每月给他800元，作为资金支持。

　　6月11日上午，王嘉俊再次来到二楼那个混乱不堪的储存室，他一手拨开那些散落的木板和瓦片，一手往里摸索被压的陶器。结果总让人失望——他不是摸着一块碎磁片，就是扯出一个与杯身脱离的杯耳。王嘉俊将它们逐一收好，“以后粘好还展。”

　　但这个愿望目前看来却遥遥无期了，5月12日之后，已经没有游客来桃坪羌寨。王嘉俊只是每天照例开一次门，晚上再照例关一次门。“一定还会有人来的。”王嘉俊说。

　　“如果羌族的文化没有了，这个民族也就消失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如是说。而汶川地震中，羌族文化遗产损失惨重。

　　北川在此次大地震中被埋的有国家二级文物2件，三级文物121件，一般文物280余件。汶川县文物管理所的国家一级文物瓦司差役碑更被摔成7块。

　　此外，北川永平堡石砌古城墙、茂县勒石村聚居遗址、克枯栈道、黑虎乡的碉楼撮箕以及山石棺墓葬群等，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羌族碉楼、羌族水利系统、羌族桥梁、羌族刺绣等，也都遭到破坏。

　　一些非物质文化传人也遭不幸。如北川知名的羌文化研究专家谢兴鹏以及一位会吹羌笛的传人，2位能主持祭山会的老释比均在地震中遇难。

　　2008年6月1日，冯骥才联合数十位专家向全国民间文化工作者发出《紧急保护羌族文化遗产倡议书》，呼吁有志之士一起去调查、记录、整理、呈现灾区各民族的民间文化遗产。

　　离不开的故土

　　“我不要走！”

　　67岁的阿尔村村民何天秀坐在床沿上。准确地说，这是她现在唯一的家具，地震把她的家从中间撕开一个20厘米宽的口子，她再也没进去过。

　　身边放着几根叶子烟，这是丈夫马成龙的最爱。丈夫蹲在地面，何天秀则用手在围裙上来回搓着。她怕她刚才的声音太小，于是又说了句——

　　“我不要走！”

　　丈夫没有答话，只是吐出一股股白烟。

　　何天秀这辈子都没出过这个山谷，她也不想出，能老死在这片土地上，是最大的幸福。

　　丈夫这次终于点了点头。

　　但对村支书王学林来讲，这却是一个万万不能答应的事情。上级下的命令是：必须一个不留地撤离出去。他告诉何天秀，以后环境许可了，想回来还是可以的。

　　此时的阿尔村正享受着最后的平静。这里的人们很快就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里有结实的帐篷，温暖的被褥，可口的食物，但却缺少熟悉的河流和自家的土地。“没有了土地，那怎么还算是农民呢？”何天秀说。

　　“他们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这份感情无法替代。”王学林说，“但环境已经恶化，生存是第一位。”

　　目前，四川省文化厅已经发布了《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初步重建方案》，保护区将以茂县为核心，囊括北川、汶川、理县、平武、松潘等县，同时将保持羌族原有的建筑风格、民风习俗、祭祀礼仪，体现羌族文化的原生态环境和地质结构特点。

　　方案出台后，全国30多位专家学者讨论认为保护区重建要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地区习俗界限，整合羌区的羌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环境是传承民族文化很重要的因素。”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侯斌说：“应原址原样进行重建。”而四川大学教授、羌族研究专家冉光荣则强调关注羌民的灾后心理，她说：“一项重要任务是，修复空前的灾害带给羌族人民心灵上的巨大创伤，让这个民族树立信心。同时，制定灾后重建规划时，必须尊重灾民的民族习惯和传统。”

　　地震在给羌族带来巨大的灾难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古老的民族。“四川地震灾区羌族文化展”、第三个文化遗产日以及各项羌族重建研讨会相继举行，增加了人们对羌族的认识。

　　6月15日，马尔康。

　　余世华带着妻子罗秀群出现在那。他们几经考虑，还是决定到北京投靠女儿。

　　对余世华来讲，这只是一个相对好点的办法。他也害怕大都市生活，在那里他吃不好，睡不好，梦里尽是家乡的山山水水。最长的一次，他只待了两个星期。而这次，则是未知归期。

　　汽车穿梭在被地震肆虐过的崇山峻岭，颠簸得让人坐立不安。

　　余世华却心如止水，他贪婪地望着窗外的青山碧水，想象着越来越远的家乡。

　　“我一定会回来的。”余世华对自己说，“那才是我的家。”

　　身边的妻子，早已沉沉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