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走进天安门是中华民族之幸

 作者：罗竖一 来源：作者来稿

 

    2011年1月11日，一座包括石质基座在内的总高为9.5米的孔子青铜雕像在位于北京天安门地区的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
　　媒体谓之“天安门地区又添文化新地标”。
　　然而，由于天安门地区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故而有关话题顿时成为国内外人士的焦点话题之一。
　　面对“孔子青铜雕像”，或言这是逆民主之潮流而倒推历史车轮；或言抬出孔子及其学说本质上是为了愚民；或言这纯粹是某些官员的瞎折腾；或言孔子的思想文化之历史地位再度被提升；或言有关决策者终于认清了孔子及其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或言这是有关方面在积极地释放某种政治信号；或言应该拭目以待……
　　总之，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那么，为何会如此呢？
　　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肯定一点，这就是孔子走进天安门是中华民族之幸。
　　其次，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该事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新地标问题”，而是一个“思想文化之导向问题”，甚至还释放了某种十分明显而积极的政治信号。
　　至此，笔者先友情提醒一下：某些可能已经按捺不住而举起了“砖头”的精英人士和愤青朋友，请不要心浮气躁。等阁下看完了以下文字，如果还觉得理应拍砖，那么就请狠狠地狂砸笔者，那时也一定不会耽误您消气、泻火。
　　                       孔老二罪恶的一生？
　　言归正传，既然上述话题都缘起于孔子、聚焦于孔子，那么就让我们先从孔子的相关历史谈起吧。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万年文明史（“五千年”之说早该进入故宫博物院或者国家博物馆之类的地方睡大觉去了）的人类群体，在其漫漫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众多思想大家。而生于公元前551年的孔子，可谓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但是，在这位先哲离世之后的2500多年的历史中，众多承袭了中华传统文化之血脉的统治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尊孔，且对孔子多次予以加封，直至“万世师表”、“大成至圣文宣王”。甚至连孔子的嫡系后裔也被封为“衍圣公”。
　　然而，在2500多年的中华历史上，诸多国人，尤其是部分统治者（譬如洪秀全）和某些“时代精英”（譬如鲁迅），也多次对孔子予以无情地批判，甚至是谩骂，进而掀翻其塑像等。
　　总而言之，孔子及其学说在2500多年的历史中，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那么，孔子及其学说本来的面目是什么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让我们大家先把视线移回1974年的中华大地。
　　是年，一个史无前例的人类浩劫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但就在差点儿毁灭了国人的真善美之良性的这个“幽灵”去地府报到的节骨眼上，年已70岁高龄的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先生却以“萧甘”为笔名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孔老二罪恶的一生》。
　　时正值“批林批孔运动”之狂热袭人期间，而巴金先生在中国文学界又具有泰斗级地位，所以一时间无数热血沸腾的国人在《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一文的爆炸声中，更加地仇恨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学，乃至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而越发对众多知识分子予以批判，加以迫害！
　　就在此期间，甚至连周总理都成为某些人的“靶子”。尽管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然而周总理所信守的儒家之“中庸”思想及其具体体现，却毫无疑问地成为某些人攻击周总理的重要理由。
　　孔子及其所创立儒家学说，难道真的是罪恶的吗？难道信仰者就该遭到批判，甚至迫害吗？
　　然而，稍有清朝历史常识的人可能都知道一个千古罕见的敬拜孔子的历史事实，这就是作为开创了“康乾盛世”之一者的乾隆皇帝，面对孔子墓，也屈膝下跪了。
　　大清帝国的一代明君屈膝下跪于孔子，但是包括共和国首任总理在内的现代国人推崇孔子、信仰儒学，却遭到了批判、打击，甚至迫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巴金先生在《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一文中告诉读者：“从十五岁起，孔老二就下死劲学习周朝奴隶制的典章制度，学习奴隶主贵族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梦想将来出人头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但是，历史上的孔子真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吗？巴金先生自己并未就其此“高见”提出历史依据。
　　另外，《孔老二罪恶的一生》还告诉读者：“刚走到卫国边境匡城（今河南长垣），冷不防，路两边杀出几百个农民，把他们团团围住。这些农民是刚从奴隶制枷锁挣脱出来的，他们知道孔老二到处乱窜，目的就是要复辟奴隶制，让奴隶主贵族重新骑在他们头上，所以非要杀死孔老二不可。孔丘那班学生，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束手无策。匡城的农民把孔丘一伙包围了五天，不许他们走动……最后，孔老二耍花招，让学生出面向农民苦苦哀求，这才解了围。”
　　然而，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
　　另外，其它历史文化典籍也明确地指出：公元前496年，孔子一行从卫国到陈国时经过匡城。匡人曾经受到鲁国权臣阳虎的掠夺和残杀，而孔子的相貌与阳虎相像，匡人误以孔子就是阳虎，所以将他围困。后来了解真情之后，匡人就放行了。
　　巴金先生作为一个接受过中华传统教育，而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之大家，应该是熟知有关历史的，然已经作古的巴金先生自然是无法亲口告诉他为何“歪曲”史实的缘由了。
　　可是，笔者觉得我们冷静地稍加思考就会明白一点：巴金先生未必不知道孔子并没有“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应该是迫于当时的某种压力而违心地写出了肆意攻击孔子的文字，即炮制出了《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一文。
　　然而，深受巴金先生的《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一文影响者，却未必了解相关历史事实，也未必会这样去思考。在很多人看来，既然连文学巨匠、文学泰斗巴金先生都说孔子是个“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志在“复辟奴隶制”者，而浩劫时的其它肆意污蔑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新闻报道、文件等炸弹也铺天盖地而来，且“五四”时的“打倒孔家店”等历史旧知尚在脑海中游荡，所以无数的国人都认为孔子是个“罪恶”的人，其思想是歪理邪说，孔子是要搞“复辟奴隶制”的。
　　于是乎，“批孔”更甚。
　　十年浩劫结束后，由于诸多的原因，全民并未全面地清洗有关盘踞在脑海中的某些流毒，而普遍对孔子等思想大家，以及包括儒家思想等在内的中华传统之思想持有偏见，甚至一概否定。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而今之为数不少之“精英”，其事实上连孔子这些先哲的核心思想主要是什么都没有了解完整，甚至连孔子、老子等先哲究竟是哪个时代的人都没有搞清楚，就在哪里奋力批判，予以彻底否定，而于事实上彰显十年浩劫之遗风。尽管其中的包括某些“精英”在内的不少国人其实是推崇宪政的，而坚决反对生发出了浩劫式的那种非正常的政治生态的。
　　行文至此，可能有读者朋友会说，孔子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工具。譬如乾隆那这一跪，事实上只是统治者愚民的一种方式而已。
　　诚然，我们谁都无法否认乾隆是一位政治大家，但是为何他不跪别人，而偏要向孔子行跪拜大礼呢？
　　为此，我们不妨回到2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寻求答案。

　　                   为孔子炮制 “罪状”

　　生于19世纪的被美国前总统林肯誉为“美国的孔子”、“美国文明之父”（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的世界著名思想家、作家、诗人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日本和韩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十分推崇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
　　可有趣是，近百年来众多国人却对孔子多加否定，甚至认为孔子及其所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导致中国近代落伍的罪魁祸首。
　　国人否定孔子时，一般都会抛出以下“罪状”：
　　“罪状”之一：
　　孔子倡导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在维护等级制度。换言之，孔子是个等级制度的鼓吹者。
　　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吗？——《史记》等历史文化典籍中确有记载。此话是齐景公问政时，孔子跟他说的。
　　那么其本意是什么呢？正解为：君要行君道，臣要行臣道，父要行父道，子要行子道。即各人要做好各自该做的事情。这事实上恰是我们现代人常说的定位、做好本职工作。
　　如此，何来维护等级制度之说呢？
　　难道让董事长做董事长应做的本职工作，让总经理做总经理该做的份内之事，让父亲做父亲本应做的事情，让儿子承担儿子该承担的责任，就是维护等级制度？
　　换言之，让总经理跟董事长夫人生子，让父亲跟儿媳同居，让儿子跟母亲共枕，而不做各自该做的事情，难道就是人间正道？
　　其实，孔子所谓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念，仅系中华文化之根的易文化所包含的“定位”、“定性”等东方哲学智慧的具体物化而已。
　　那么何谓“定位”、 “定性”？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来解读一下：奥巴马目前的“定位”是美国总统，那么他就应该依照总统之“定位”而“定性”地为美国谋求福祉，却不能跑来守卫中国的疆土——“越位”，但是他生活在中国的弟弟却得给中国纳税（譬如消费税）——“定位”使之“定性”地纳税。
　　由此可见，持“孔子是个等级制度的鼓吹者”之见者，事实上是将“定位”、“定性”等与其八杆子打不着的“等级制度”混为一谈。
　　“罪状”之二：
　　“三从四德”，这是孔子为了维护父权制家庭稳定、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利益的而倡导的封建家长制，套在中国妇女身上的一道枷锁。
　　“三从四德”一语真的出自孔子之口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三从四德”另有出处：
　　《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周礼·天官·九嫔》：“九嫔掌妇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换句话来说，所谓“三从四德”，又是某些人强加在孔子头上的“绣花枕头”。
　　那么“三从四德”究竟有无益处呢？这个绣花枕头可以让人高枕无忧吗？
　　为此，我们不妨探究一下三从四德之具体含义：
　　所谓“三从”，其本意是说女孩子在年幼未出嫁之前要听从家长的教诲，不要任性地悖逆长辈的教导，因为一般而言长辈们的社会见闻广些，可能更加了解社会，其意见跟看法可能具有正确的指导意义；女孩子出嫁之后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持家执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离世，就要坚持做好自己的本分，想办法扶养小孩长大成人，并且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此处的“从”并不是单纯的“跟从”之意，还有“从事”之深意。
　　试问：孩子年幼而可能无知，谁敢放任自流？如果孩子把父母长辈不当一回事，我们谁觉得这是好事？哪位做丈夫的希望妻子目无自己、不孝敬老人而肆意妄为？哪位妻子希望自己成为不尊老爱幼的人呢？
　　“三从”其实是告诉了我们一种维护家庭和睦的规则，有何不好呢？“三从”是葬送了女性的独立自主吗？——在一个家庭中，都想做说了算的人，都想各自为政，那这个家庭还能存在，还能让家人感到快乐幸福吗？
　　所谓“四德”，其本意是说做女子的，首先要加强自身修养，提升自身品德，即正身立本；然后是指出入要端庄稳重持礼，不要轻浮随便；指与人交谈要能理解别人所言之意，并知道自己该说哪些话，而不该说哪些话；懂得治家之道，而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且努力培养自己的操持家庭之能力。
　　试问：谁希望找一个道德不好的女子做老婆？谁想找一个轻浮女子为妻？谁愿意找一个非良家女子为妻？谁乐意找一个不懂治家之道而没有操持家庭能力的女子为妻？
　　的确，“三从四德”无一不是针对女子的要求—— 一种针对家庭（族）生活的规则—— 一种进而针对社会生活的规则。
　　但如果据此就得出“三从四德”是套在中国妇女身上的枷锁，是为了维护父权制家庭稳定、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利益的封建家长制之类的鞭挞式的“标签”之结论，实在是有失公允。
　　为何呢？因为在人的一生中，本来男人和女人扮演的社会角色可能是不尽相同的。譬如，古今中外，基本上都是男人上战场保家卫国而流血牺牲，然女人却差不多都会在大后方的家中留守。即“十五的月亮”一歌中所唱的“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换言之，为了保卫家国，为了保卫妻子儿女，男人在前线流血，甚至连生命搭上了，而女人基本都在没有流血牺牲的大后方守家。
　　这难道不是男人的彻底牺牲吗？ 至于当下大家熟知的所谓杨门女将上前线保家卫国，那基本上是文学影视作品，而非真正的历史原貌。
　　男人为了女人把命都可以不要，然而，近百年来某些人却似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勇敢地，似乎居心叵测地屡次非要告诉哪些远离战争死亡威胁的女人们：女性同胞们，你们所遵从的“三从四德”，其实是孔子、是儒家、是中华传统文化、是封建统治者套在你们身上的“枷锁”，是为了维护父权制家庭稳定、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利益的封建家长制。
　　于是乎，众多的女性同胞们被激动了，而不少的男性同胞们也逐步热血沸腾了，甚而至于，中国的无数男男女女的都加入了批判“三从四德”之庞大的队伍。一时间，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包括具有万年文明史的中华传统文化顿时成为众矢之的。
　　故而，也就有了前述所谈及的巴金先生之类的所为，也就有了肆意诬蔑知识分子的狂潮，也就有了任意涂抹中华传统文化、彻底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疯狂。
　　当然，孔子、儒家、中华文化，并非没有糟粕，但是近百年来，在“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运动”等狂潮的冲击下，还有多少人真正明白“三从四德”之本意，还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孔子,还有多少人真正懂得中华文化，以及其对维护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呢？
　　时至今日，众多国人动不动就说说我们大家的道德素质普遍下降，言及很多的女孩子一个比一个品行差，但是究其原因是什么呢？
　　一边在抛弃中华民族固有的包括“三从四德”在内的优良道德之规范，一边又在高喊国人道德素质的低下；一边在找寻新的道德价值观，一边又拎着自己原有的一些恶习不放手；一边在拿来别国的道德价值观，一边又在指责别人家的道德价值观不行……
　　这就是近百年中国社会的一个畸形生态。
　　其实，“三从四德”，也是来源于古老的中华智慧宝典《易经》的思想。其体现的还是“定位”与“定性”的思想。即一般而言，男女有别，各自有各自应该扮演的社会角色。换言之，男人为女人流血牺牲是本分，女人为男人“三从四德”也是应有之理，而无所谓什么“枷锁”不“枷锁”，也跟什么“维护封建家长制”等八杆子打不着。
　　事实上，把“三从四德”之本为规范家庭、家族和社会良性发展的一个道德规则给政治化，系某些政客或所谓“精英”的别有用心，或者系无知所致，或者系另有隐情。
　　“罪状”之三：
　　“三纲五常”是孔子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而提出来的儒家封建礼教。
　　每每看到有人把封建二字套在孔子头上，笔者不由得想给其人义务普及一下历史文化常识，有时甚至真的会临时帮其补上有关“封建”这一课。
　　笔者于此也不妨简单言及“封建”。
　　“封建”一词，原出自《诗经·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意即命令达于下国，要下国大大造福。
　　及至后世，才出现“列爵曰封，分土曰建”，即《吕氏春秋》所称之“封邦建国”。其外延才特指殷周分封制度，以及后世各种封爵建藩举措，涉及相关的朝政、官制、人身关系、土地制度等等。
　　但后世却把“封建”跟“专制”划为等号，而不时地把一个本来生在奴隶制社会的孔子，打扮成了一个维护其身后200多年才真正建立起来的谓之为封建制度的“小姑娘”。即高喊孔子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
　　然也有例外，譬如时隔2000多年后的1974年，巴金先生就又把孔子的学说肆意定性为“全面复辟奴隶制的反动主张”，而把孔子视为“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
　　换言之，同样一个孔子，同样是孔子的学说，但在不同的时期，却被世人赋予不同的“政治标签”。
　　理清相关“政治标签”之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三纲五常”的真正出处和意义等。
　　据考证，“三纲”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这一法家著作。换言之，“三纲”二字连用是孔子于公元前479年去世之后200多年的事情。
　　“三纲五常”连用则是在西汉董仲舒之后的东汉班固所编撰的《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一书中：“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以及与班固同时代的王充所著《论衡·问孔》一书：“五常之道，仁、义、智、信也。”
　　总而言之，“三纲五常”都是孔子身后数百年的事情。
　　就历史事实而论，对“三纲五常”作全面、系统论述的则是西汉大学者董仲舒。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基义》一书中说：
　　“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又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
　　至于“五常”之说，则是董仲舒在面对汉武帝的一次策问中提出来的。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王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外，延及群生也”。
　　由上述可见，“三纲”是用以约束臣民，而“五常”则延及范围包括君主，以礼区分社会等级的尊卑制度和行为标准，而“仁、义、礼、智、信”则是整个社会的伦理本位和道德价值标准，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也不乏其中。
　　简而言之，董仲舒心目中的“三纲五常”，其实是既要规范君王之言行，又要规范臣民之作为。
　　另外，《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夫仁人者，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春秋繁露》有云：“利者、盗之本也”。 “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
　　由此可见，大学者董仲舒是以重道义，轻功利的思想来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统治者讲求仁政，而对百姓施以德教、礼教，淡化功利之心。
　　还有，董仲舒确实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独尊儒术（此处所谓之儒术，其实已经杂家之交合），罢黜百家”。
　　然而包括汉代在内的后世政权，事实上普遍也推崇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譬如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尤其值得一体的是，佛家也是在汉代正式进了中华文化圈，而成为显学。
　　换言之，“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只是一种说辞而已，或者说事实上并未通行多久，即“独尊儒术”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指出：“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于天子，子受命于父，君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
　　基于这种思想，包括西汉在内的后世王朝立法过程中，很多汉律的条文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根源，也使“三纲”除了作为一种不具有强制性的道德规范外，更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法律，从而个人、家庭、社会与政治统治从行为规范到法律制度形成了内在的统一。
　　但是“天子受命于天”，跟后备受世人斥责的“君权神授”是一码事吗？
　　按照可靠史料的记载，“君权神授”系西方人的一种理念，即西方人曾经认为君主的权力是神授予的，譬如说上帝赋予了某人君权。
　　然而，董仲舒所著之《春秋繁露》一书中明确记载的是：“天子受命于天”，而没有说是“神”。
　　那么“神”和“天”有无区别，有何区别呢？
　　正解应该是这样的：
　　“神”指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主宰者。譬如天主教的“上帝”，譬如道教的“玉皇大帝”。
　　在中华文化中，“天”其实常常是拟人化的，譬如我们常常会说“老天爷”，即把老天视为爷爷一样的人。另外，在中华传统哲学体系中，“天”指的往往其实是规律，是道，且与“道”时常连用。譬如《道德经》有云：“天之道，利而不害”，意即老天顺应自然规律养育了万物而不生加害之心。”
　　换言之，董仲舒其实在提出“天子受命于天”之理论时，已经包含了一种告诫：希望统治者能够像“天”一样地滋润民众，而不要无道——有害于民众，不然“天”就会受命于跟其具有一样品德的“利而不害”之人，即需要改朝换代了。
　　然而，悲哀的是，后世之人却因为诸多因素，误解或者曲解了“天子受命于天”，甚至将西方人的“君权神授”之理念强行加于董仲舒头上。

　　前述可见，后人断章取义，或者误解，或者曲解“三纲五常”之本意，并天才般地夸大“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社会、历史之负面影响，而有意无意地将“君权神授”与“天子受命于天”混为一谈，且肆意把一盘盘脏水泼向了孔子、泼向了董仲舒，甚至泼向了滋养我们中华民族长达万年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
　　另外，笔者于此稍微补充：中华主流思想是沿着中华文化之根的解释宇宙万物之规律的易学发展而来，而非沿着以神话传说为基因的昆仑文化演变而成的。
　　前述可见，有关孔子的所谓“罪状”，或为后人强加之果，或为牵强附会，或为任意曲解。
　　尽管前文中已就有关问题间接地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解答，而欲得以完全解答，并知晓孔子及其学说等的真实“全貌”，还需展开来谈。可篇幅所限，故笔者只能概而言之。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祖上系周朝宋国王室。大约在公元前1063年，周公以成王之命封忠正的微子于商发祥地宋，即今河南商丘一带。微子以贤能为政，深受殷民爱戴。微子去世后，其弟微仲即位，是为孔子先祖。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曾担任宋国大司马，后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孔父嘉之后其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有名的勇士。
　　孔子3岁时，父亲叔梁纥病逝。此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17岁时，孔母颜徵在也去世了。
　　此时孔子可谓“贫贱”到极点了。然其始终“志于学”，终成一代大家。可面对当时鲁国君臣权斗的异常之政治氛围，孔子实在难以推行其包含“惠民”、“选贤与能”等思想在内的仁政、德治。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毅然选择了兴办“私学”，广播思想种子的教育之路。换句话说，孔子将自己的推行“仁政”以爱民、惠民之理想寄托于学生、寄托于后世。
　　可其时“学在官府”，即学术和教育等资源基本被官府垄断，基本为贵族子弟独享，一般民众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其中接受教育。
　　但孔子所兴办的私学，不仅收诸如颜渊这样的“国人”(住在都城之内的平民)和子路这样的“野人”(居住在郊外的人)为学生，而且孔子还一视同仁地接纳南宫敬叔、孟懿子和孟武伯等出身贵族的官员做弟子。另外，孔子也容许子贡这样的富商走进学堂。换言之，孔子是面向全社会招生，不论求学者的出身，只要好学者皆可为其弟子，即“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
　　接受教育的问题，这在近现代、当代很多国人的心目中根本不算什么问题，然在2000多年前的孔子时代，那可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那时并不是谁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力。
　　但在以孔子为代表的敢吃螃蟹的随时可招来杀身之祸的为数罕见之先哲们的努力下，终于打破了“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垄断之畸形社会生态，让无数平民(国人和野人等)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当时和后世接受了“平民教育”的无数华夏子孙中的不少人恐怕就是我们这些近现代、当代人的祖先。
　　直至当代，很多国家都把保障“教育”权利的相关条款实现写进了宪法。因为教育问题关系重大，而如果没有法律作为保障，有些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可能就会被剥夺。
　　至于教育的作用和意义，笔者就不赘言了，因为相信任何一个接收过教育而思想比较成熟的人，都会明白教育对一个人，对一个家庭，对一个社会，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乃至对人类的作用和意义究竟有多么大。
　　那么作为一代教育大家，孔子给学生们教授的内容包括哪些呢？孔子是怎样教育学生的呢？他又教育出多少学生呢？孔子为社会教育出了多少栋梁之才呢？
　　据《史记•孔子世家》等有关史料记载，孔子有弟子3000多人，身通“六艺”者70多人。所谓“六艺”，是指礼、乐、射、御、术、术。译成白话文，就是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技能的提升。
　　在教学中，孔子依据学生自身条件的不同，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并特意引导个性相异的学生朝着良性方向发展，即“因材施教”(《论语•为政》中体现了此思想)。换言之，孔子按照学生不同的品行和专长等，曾把学生分为“四科”，即“德行”(代表人物为颜渊和闵子骞)、“政事”( 代表人物为冉有和子路)、“言语”( 代表人物为子贡和宰我)、“文学”(代表人物为子游和子夏)。也就是说，孔子既重视学生素质和技能等的全面提升，又重点培养专门人才、特长人才(譬如子贡就是名副其实的外交家)。这事实上跟当代所倡导的素质教育、专业教育和特长教育等就其本质毫无二致。
　　正因如此，所以在中华大地上才会出现“孔门十哲”(子渊、子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才会出现孔门3000弟子和72贤人，而其门下弟子及其儒家学派才会对2500多年的中国社会，乃至日本、韩国等外国社会产生影响的深远。于是，才会出现“万世师表”、“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之类的尊号或封号，而孔子直系后裔才会被封为“衍圣公”(民国时改称“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尽管这些封号无不包含浓厚的政治色彩。
　　众所周知，我们大家津津乐道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后人谓之为“寓教于乐”、“快乐学习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即今人所言之“学思结合法”)、 “温故而知新”、“仁者爱人”、“节用而爱人”、“见贤思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小不忍则乱大谋”、“发愤忘食：、 “夫子温良恭俭让”、“吾日三省吾身”、“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礼之用，和为贵”、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和“举一反三”等等的话语，其实都是孔子或其弟子的思想、智慧。
　　这些思想，这些智慧，在后世，在我们无数人的心目中都觉得非常不错，但为何不少国人明知，却还会鞭挞，甚者否定而谩骂孔子呢？——是不知道这些思想、这些智慧都来自于孔子，来自于其门人，来自于其儒家学派吗？抑或另有原因呢？
　　换而言之，2500多年来，我们的先祖，包括我们自己，都是在孔子所倡导的“有教无类”之甘露滋润下成长起来的。众多国人还是在孔子所倡导而生发出来的“私塾”(著名的“三味书屋”即是鲁迅先生幼时就读的私塾)中奠定了进一步接受教育的基石。
　　但近百年来，尤其是近些年来，每每提及孔子，总会有包括某些时代精英在内的众多国人予以否定，乃至辱骂孔子，更有甚者会转而攻击敬重孔子、好学儒家和好学中华传统文化者。就像母亲用甘甜的乳汁抚育我们成长，而到头来我们却对母亲妄加指责，甚者对规劝其应该孝敬母亲之人予以鞭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群体逻辑、社会心态呢？
　　试想：如果没有孔子这些先哲身体力行地倡导“有教无类”，那么我们的先祖有多少都不能接受文化教育呢？会有多少中华儿女生活在无知无能的世界呢？
　　试问：假如世界上不存在“有教无类”的教育，那我们有多少人能无师自通，而用先哲留给我们的汉字，留给我们的中华智慧基因，留给启迪我们茁壮成长的思想宝典而肆意攻击一代教育大家孔子，以及否定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呢？
　　事实上，世人日常所谓的孔子之教育了束缚学生的个性，不利于思想解放，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等有关的说辞，其实都是毫无历史事实之依据的想当然，甚者是别有用心。
　　另外，按照说文解字，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也是人所需要的：左边一个“人”子字，右边一个“需”字，合二为一，难道不是“人需”之“儒”吗？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学派众多，但古人为何惟独把孔子所创立之学说定义为“儒”学，难道不值得我们这些后人深思吗？
　　孔子之道，简而言之，其核心思想就是“仁”、“礼”与“和”等。具体而言就是“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等。譬如要孝敬父母长辈，做人要讲求信义，对人要忠诚，为人胸怀要宽大，处事要把握和为贵的原则，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宁可受穷也不能放弃道义等等。换言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是希望世人应该拥有一种什么样的人类伦理道德，即道德规范。
　　综上所述，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为天下苍生四处奔波

　　孔子在兴办“私学”，大力教育弟子期间，也在鲁国做过官，甚至 “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曾经努力推行其“仁政”以“惠民”，并通过外交手段，逼迫齐国将在战争中侵略鲁国的大片领地还给了鲁国，且尽力“堕三都”——以“正位”——让总经理(鲁国 “三桓”)不再越权而代替董事长(鲁国国君)做主。
　　但身处鲁国宦海的孔子，终未能将其所崇尚“惠民”、“利国”之“仁政”推行成功。
　　孔子没有因此而气馁，依然“知其不可而为之”地选择了奔走于列国以寻求能大力推行其“仁政”理想之国度的荆棘之途。
　　从小饱含饥寒，深知民间疾苦的孔子带领着众弟子，在长达14年的长途跋涉之苦苦寻觅中，曾经先后到过卫、宋、曹、郑、陈、蔡和楚等诸侯国。
　　由于当时的诸侯国之决策者基本都热恋战火，或者只求自保而不思进取，所以结果孔子所主张的“仁政”照旧缺乏施展的政治空间。
　　非常欣賞而意欲重用孔子之楚昭王的离世，终于熄灭了孔子的政治抱负之火，而加之年迈体弱，且鲁国又盛情邀请他返国，于是孔子最终又回到了生养他的故国——鲁国。
　　尽管孔子失意而归，但与众弟子周游列国多年，难道不是去寻求一种善于纳谏而富有民主气息的国度吗？

　                   　当代文明可与孔子学说优势互补
　　政治上的不得志，促使孔子晚年将主要的精力用在“私学”上。他兴办“私学”，广收门徒。
　　孔子在办学和从政之余，还整理了文化典籍：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被誉为“十翼”，或称易传)，作《春秋》。
　　孔子坚信教育的力量，坚信思想的力量，坚信文化的力量，坚信书籍的力量，坚信通过艰苦的努力，“仁政”之火苗定能在其弟子身上，定能在有识之国度燃起，而惠及天下苍生，即实现“大同世界”。
　　儒家重要经典《礼记》对孔子心目中的“大同世界”有详细的记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此为孔子、为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这是天道精神的社会(人道)体现。
　　由此可见，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主张“天下为公”，世人都应尊老爱幼，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人间该互相关爱，使社会风气良好，让民众生活得快乐、幸福。
　　事实上孔子去世后200多年时，《吕氏春秋•贵公》篇也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的著名论断。也就是，与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同为发端于中华易文化的《吕氏春秋》这一中华历史文化宝典，也与孔子之思想一脉相承，即都认为天下为公，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另外，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一书也提出了“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但有趣是，世人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几乎清一色地否定孔子，否定儒学，甚至进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很少有人抨击在事实上同样提出了天下为公之思想的吕不韦和康有为等人。
　　然当孙中山先生提出“天下为公”、“建设大同世界”时，国人又开始高歌“天下为公”和“大同世界”了，但似乎忘记了这些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和吕不韦等人就提出来了的历史事实。甚至连与孙中山年龄相差仅8岁的康有为先生都被抛到爪哇国去了。
　　似乎基于同样的逻辑，当众多国人，尤其是一些所谓的“时代精英”面对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所提出的 “天子受命于天”时，就有意无意地将其误解或者曲解为“君权神授”，而把“君权神授”的真正发明者西方人 “健忘”到了九霄云外。
　　但言及欧洲的启蒙运动时，众多国人，尤其是某些所谓的“时代精英”，以及某些政客之类的社会群体，却会高声赞美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等人提出的“天赋人权”等，而大力鞭挞“君权神授”，认为其为维护专制和暴政的工具。
　　也就是说，董仲舒、卢梭等人同样提及“天”，孔子、孙中山等人都提出了“天下为公”和“大同”，但遭遇却截然相反：孔子和董仲舒等人被抨击，甚至有人似乎想剥了人家的皮，而卢梭、孙中山等人却被众多国人顶礼膜拜，甚至被戴上诸如“思想先驱”、“革命先行者”等之类的高帽子。
　　诚然，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其时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思想家的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人权、三权制衡”等思想，从理论上来证明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并提出了一整套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要求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他们用“天赋人权”的口号来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来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
　　这思想和口号迅速在欧美传播，对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起了到了不小的影响和较大的推动作用，对世界其它地方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确确实实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我们理应尊重历史，不能厚此薄彼，不能照人下菜碟，不能因人废言，更不能妄加指责或者人为地拔高其人。
　　据有关资料记载，17、18世纪交替之际，欧洲人把儒学用轮船运往西方世界，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利器。
　　但是近百年来西方世界的崛起，尤其是某些人利用其所谓的“西方中心论”来影响中国，加之当年清政府确实腐败无能而导致中国落后于世界列强。久而久之，国人普遍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思想智慧等产生了怀疑，甚至彻底否定，而把目光时而投向日本，时而投向欧洲，而今又主要投向美国，似乎西方的一切都比中国的好，好像西方、好像美国的月亮都比咱们中国的圆。
　　于是乎，大凡提起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鄙视，甚至全盘否定，而令人非常可悲的是，如今中国知识阶层，乃至某些决策者之中迷信西方、迷信美国者比比皆是。有人甚至认为只有把西方、把美国的那一整套都照搬过来，那么中国的一切问题就都立马解决了，民众的任何问题就都很好地得到解决了。
　　换而言之，近百年之中华民族，成了一个越来越没有自信的民族，而愈来愈迷信西方、迷信美国的那一套东西了。
　　所有这些，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灵上一副副沉重的精神枷锁了。
　　但很多知识精英至今不以为然，而为数不少的决策者也似乎认为必须把人家西方，把人家美国的都搬过来，那中华民族就会再度崛起。
　　因此，孔子也罢，老子也罢，大凡中华传统文化，基本都被视为自慰，基本都被众多国人，尤其是一些精英和部分迷恋西方世界的决策者当作眼中钉，肉中刺。
　　另外，还有部分至今迷失于浩劫时代的思维理念之中而不能自拔的国人，也把孔子、儒学，以及中华民族的其他先哲和中华传统文化视为异端而大加批判、
　　但是，一味倡导西方、美国文明或迷恋浩劫之方式的同胞们、先生们、朋友们：扪心自问，你们真正了解孔子、真正明白儒学，真正懂得了多少中华传统文化呢？
　　当代社会，不少国人都在谈及“藏富于民”。
　　但事实上孔子早就提出了此思想。孔子强调要“惠民”，而“惠民”(《论语》：“其养民也惠”)翻译成白话文其实就是“藏富于民”，且更为深邃。这是孔子德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另外，孔子的德治思想还包括“其使民也义”(《论语》)，即在领导民众时，应符合道义、合情合理，而使民众乐意接受。
　　孔子指出：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翻译成白话文，其实就是：为政者有德，是因为内心有道，表现在行为上就是高风亮节。有了这样的高风亮节，就有了号召力，有了凝聚力，好像天上的北斗星，满天的星座都会跟着它的方向转动。
　　这其实就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孔子反对苛政严刑。他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论语.尧曰》)孔子利用对比的方法告诉世人，道德教化比单纯的刑罚要好得多。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这就是说，治理一个国家，如果仅用行政命令来管理，仅用刑法来整顿和惩罚，民众虽然可以为了逃避处罚而避免犯罪，但是他们却毫无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规范和教化，民众就会有廉耻之心，就会自觉纠正自我的过错，不做不道德的事，从而达到彻底说服人心的目的。
　　如今我们制定了很多法律条文，也惩治了不少贪官污吏，但为何腐败问题依然十分严重呢？究其根本原因，其中一个就是缺乏有效的道德教育，结果导致一些人精神空虚、价值观错位，而品德素质低下。这事实上恰恰印证了孔子之语。
　　由此可见，我们大家理应好好地深思，而不应在尚未真正了解孔子、尚未真正理清中华传统文化之前就贸然否定之，更不要继续把中华民族推向越发不自信的深渊了。
　　其实，孔子所主张的“为政以德”，即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之间原有的一条沟壑。
　　这种治国方略事实上为人权、民主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试问：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是不是保障更多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呢？
　　——答案是肯定的。既然是，那这不是保障人权又是什么？当代所倡导的“人权”难道不包括保障民众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吗？
　　如此，某些时代精英把现当代所谓之“人权”与孔子的“有教无类”对立起来，是否妥当呢？难道还要把孔子、儒学、中华传统文化视为实现人权的绊脚石吗？是否还要把其当作眼中钉、肉中刺呢？
　　公民社会倡导民主，而民主倡导选举，但孔子主张“选贤与能”，这难道不是选举的一种吗？而且孔子的主张更为全面，即所选举之人既要有能力，更要贤德。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主张“贤与能”之人为民众办事，这难道有错吗？
　　当代民主重视选举，而不言及“贤”，仅谈“能”。但如果选举上去的是一些不为民众、不为国家利益而着想的人，那不是祸国殃民吗？换言之，难道选举一帮子无德之人去行政，我们才可放心？
　　是的，选举上去的不行了可以撤掉，但是难道不会付出或多或少的代价吗？为何不按照孔子所主张的“选贤与能”而尽可能地加以避免呢？
　　综上所述，其实孔子、儒家对于现代文明之世界和公民社会是有益的。也就是说，生发于2000多年前的孔子及其学说，依然适用于当代社会。当代文明如与其结婚，一定能生出更加健康的政治成果——古今政治智慧的结晶——自由、民主、大同的社会。换言之，中华传统文明与当代文明可形成优势互补的良好态势。
　　当然了，孔子的儒家学说，跟现当代某些思想家的治国理念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而不可贸然予以否定。
　　据笔者不完全查证，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主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呼吁全世界“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
　　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学，2500多年来，不仅仅对中国造成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以及西方社会都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
　　因此，世界著名的思想家、“美国文明之父”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
　　任何形态社会都会像人一样地经历“生老病死”，任何国家都会经历出生、成长、壮大、鼎盛、衰败，甚至死亡的命运。这是社会发展规律，这是自然法则，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譬如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先后凭借各自独特的民族优势，成为世界强国，甚至独霸世界。既然如此，那中国近代落伍，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所在的法国在百年前就衰弱了，而其国际领先地位先后早被德、美国等国家取代了。难道责任也在于卢梭、伏尔泰等这样的思想家吗？
　　同理，包括部分时代精英在内众多国人把中国近代落伍等责任强行加在孔子身上，牵强附会于中国传统文化，实在是既不明白社会发展之规律，也不尊重历史事实，而且有失公允。
　　综上所述，既然“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而天安门地区又富有特殊的政治意义，那么将孔子塑像矗立于天安门地区有何不好呢？
　　另外，既然有关决策层已经将倡导“惠民”(“藏富于民”)等“仁政”、“德治”之理念的孔子“请”了出来，那么作为民众为何不能因势利导呢？
　　故而，笔者认为孔子走进天安门是中华民族之幸。

(作者：罗竖一系中国传统文化论坛常务理事、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知名时评人、资深媒体人士、中华建筑报原主编)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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