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寺里觅佛踪

白马寺里觅佛踪白马驮来华夏第一寺

 ● 李红军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５日下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来到洛阳白马寺，依次参观了大佛殿、大雄宝殿和印度高僧摄摩腾祖师墓地。每到一处，瓦杰帕伊总理都敬香默祷。

　　瓦杰帕伊总理还欣然为寺院题词：这座寺院是中印之间建立联系的第一座建筑物，我向建立这种联系的先驱者表示敬意。

　　因为瓦杰帕伊总理的到来，白马寺这座人称“中国第一古刹”的千年名寺再次被推到聚光灯下。

　　实际上，瓦杰帕伊不是访问白马寺的第一位印度总理，早在１９９３年，印度的另一位总理拉奥就已访问过白马寺。
 
两位高僧带来佛教文化

　　印度总理访问白马寺，很容易将人们的思维拉向１９００多年前，让人们想起１９００多年前的两位印度僧人。

　　白马寺的建立与１９００多年前的两位印度僧人有莫大关系。这两位僧人就是摄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

　　据东汉牟子《理惑论》及郦道元《水经注》等记载：东汉永平七年（公元６４年），汉明帝刘庄夜宿南宫，梦中见一金人，身高丈六，在皇宫的庭院中飞翔。第二天，汉明帝就召集大臣，讲了自己的梦中所见，并问大家这个梦是吉是凶。太史傅毅回答说：“臣听说西方有位神，这位神的名字叫佛，佛的形象同陛下所梦见的一样。”

　　汉明帝听罢，立即派大臣蔡愔、王遵等１８人出使西域，拜求佛法。蔡愔、王遵等奉命西行，抵达大月氏国（在今天的阿富汗一带）。在大月氏国，蔡愔等人正巧遇到在当地游化宣教的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大师，并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白毡佛像。东汉使者就诚恳邀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土弘法宣教。

　　永平十年（公元６７年），汉使和二位高僧用白马驮着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对来自印度的二位高僧自是重礼相待，并将他们安置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

　　第二年，也就是永平十一年（公元６８年），汉明帝下令在洛阳城西兴建寺院。为了铭记白马驮经之功，便命名这座寺院叫白马寺。自此，在东土大地，洛河之滨，天子脚下，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佛寺——洛阳白马寺。

　　正因为此，洛阳白马寺被称为“释源”、“祖庭”。

　　白马寺建成后，摄摩腾、竺法兰二位高僧就移居于白马寺翻译佛典，讲经说法。他们在寺内清凉台上共同译出了中国第一部汉文佛经《佛说四十二章经》。汉明帝非常珍视这部宝典，因此下令将其藏于兰台石室第十四间。

　　其后，佛教就在中国传布开来，日趋兴盛。

　　１９００多年，弹指一挥间。

　　１９００多年中，多少世事更替，朝代兴衰，人间轮回，物是人非，烟霭飘渺，然而，位于古都洛阳东１２公里处的白马寺依然巍峨。白马寺北依巍巍邙山，南望清清洛水，在古柏苍松掩映之下，钟声常鸣，法香远溢，一派佛门“净土”特有的清幽气象。

　　白马寺被中外佛教界公认为“中国第一古刹”，是中国佛教文化的发祥地，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实际上，如今的白马寺，早已不是汉明帝时的白马寺，而今天的中国佛教也绝非摄摩腾、竺法兰两位印度僧人带来的印度佛教的简单翻版。印度佛教经典和中国文化融合后，形成了庞大驳杂的佛教文化，成为中国博大精深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场比试奠定佛教地位

　　从初创到今天，白马寺已走过了近２０００年旅程。随着王朝更迭、世事变幻，白马寺这个神圣的礼佛之地，也和人间的万事万物一样，经历了坎坎坷坷，风风雨雨。

　　佛教传入中国后遭遇的第一次阻击是焚经台一事。在如今白马寺以南偏西处的陇海铁路两侧，各有一个约呈方形的夯土圆丘。丘前原有一碑，为白马寺住持德浩法师于１９３６年所立，上书“东汉释道焚经台”七字。此碑现在白马寺内。

　　据金代《重修释迦舍利塔记》载，大定十五年（公元１１７５年）重修白马寺齐云塔时，曾立“左右焚经台两所”。后来明代的《重修白马寺塔记》又说：“寺创于汉明帝时，西僧摄摩腾、竺法兰焚经台在焉。”

　　文献记载中最早提到焚经台一事的，是收入《广弘明集》第一卷的《汉显宗开佛化法本内传》。焚经台一事大致是这样的：白马寺建成后，五岳十八山观和太上三洞的道士贺正之、褚善信、费叔才、吕惠通等６９０人上表汉明帝，指斥佛教虚诳，表示愿与“西域胡僧较试优劣”，以论真伪。

　　作为一个皇帝，一个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汉明帝对于臣民这样的建议当然是求之不得。从内心里，他也很想知道佛教的法力，他更想证明自己的正确。

　　于是汉明帝就命人在白马寺南门外修了两个高坛。永平十四年（公元７１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道士捧道教灵宝诸经六百余卷登上西坛，佛教僧人则捧佛像、佛舍利和《四十二章经》登上东坛。登上坛顶后，双方分别用火焚烧本教的经典。据记载，道经遇火就化为灰烬，随风飘去。佛经、佛像、佛舍利却遇火不燃，“唯见五色祥光烛天”，盘旋如盖，将在场的所有人都遮盖了。汉明帝与群臣当然是“叹未曾有”。可怜的是，褚善信、费叔才当场气死，吕惠通等６２０名道士随后弃道从佛。

　　焚经台一事所反映的，是佛教来华以后，佛教与道教之间最早发生的一次斗争。

　　这次焚经事件更多的可能只是传说，但佛教遭遇道教的挑战想来也在情理之中。自古以来，但凡新生事物，没有一件不是历尽坎坷的，佛教也不例外。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传到中国，必有一个被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界认识、理解、接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道、儒之间发生争论，不但是正常的事，而且对于佛、道、儒各自在理论上的发展和在社会上影响的扩大和深入，都有积极的作用。佛教是博大、宽容之教，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博大、宽容之学。所以，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佛、儒、道相互之间的关系，看主流，看大局，应该说是和平共存于中国社会，在中国历史上得到共同的发展进步，为教化中国社会各自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佛与儒、道相互关系的基本方面，即主要方面。

千年风雨铸就佛教辉煌

　　焚经台作为佛、道关系史上的一个遗迹，只能说是反映了佛教在华传播的曲折进程。

　　但佛教的这次胜利并没有让白马寺太平多久。白马寺创建大约１２０多个春秋之后，在东汉末年的兵火战乱中，第一次遭到了破坏。

　　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２２０年），曹丕逼汉帝刘协“禅位”，自立为帝。当年１２月，在东汉洛阳城的废墟之上，曹丕重新营建了洛阳宫，古都得以逐渐恢复。在曹魏建都洛阳后，魏明帝曹叡曾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台观，大修园林，白马寺也得到恢复。

　　西晋代魏后，白马寺仍居众寺之首。但随后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长期的战乱之中，白马寺再一次遭受严重破坏。

　　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４９３年），魏孝文帝拓跋宏来到洛阳。此后，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建筑师们在中国传统建筑的基础上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寺院建筑，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风格。

　　就在这样的坎坎坷坷中，就在这样的屡毁屡建中，就在这样的被供奉与被践踏中，就在这样的顽强与脆弱的碰撞中，白马寺一路跛行，中国佛教一路跛行，走进了隋唐两代，走进了鼎盛时期。

　　隋文帝杨坚曾诏布天下，“任听出家”，并令各地按人口出钱营造佛像。

　　到唐代之时，佛教传入中国已将近千年。这时候，中国式的佛教已经完全形成，各个寺院都有了自己的产业，出现了雄厚的寺院经济。中国僧徒各自诠释佛经和阐述教义，形成了中国佛教八大宗派。

　　迎来辉煌的同时，白马寺和中国佛教也迎来了自己更大的灾难，迎来了自己新的涅槃。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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