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般若翻译家——支娄迦谶

    在东汉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西域发达的佛学文化，沿“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东传汉地。传播者根据他们的佛学传承派别而流传于世。汉桓之世，来汉传译佛经的有两位西域高僧，前有安世高，后有支娄迦谶。安为佛学小乘派，支为佛学大乘派。小乘为旧学，大乘为新学。小乘主张人空法有，大乘主张人法两空。小乘求个人解脱，大乘求普渡终生。总之，两派都持乐善好施精神，丰富了汉文化的内涵，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中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 东渡洛阳 弘法译经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西域大月支国人。生卒不详。东汉桓帝末年（公元167年），从月支国东渡洛阳。在灵帝光和、中平（公元178——189年）间，住洛阳翻译讲经。他比安世高稍晚些。

    支谶的操行淳厚深沉，性格开朗敏捷，出家后，在学佛过程中，严禀法度戒律，以精勤著于世。他博闻强记，讽诵群经，志在宣扬佛法，不辞万里来到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洛阳。

    支谶在洛阳译经十分勤奋，前后共译经十四部、二十七卷。这些佛经中，最主要的有二部，《般若道行经》和《般舟三昧经》，都是在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一年中译出的。原本都是由竺朔佛从西域传来。这两部佛经由支谶口译，河南洛阳孟福（字元士）、张莲（字少安）笔受。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于佛寺中校定。

    支谶通晓汉语，在译经中，他主张朴实中肯，不加修饰。但有些梵文不能用汉语对译时，他就用原音译起来。所以，诵读时，佛徒们深感难懂真意；而佛学者研究这些佛经时，认为文字的表达和内容的真实性，都有问题，错误严重，当时，从译经的发展眼光来说，不无正确，但在当时能够将经译出，并得以传播和学习，其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了。

    支娄迦谶所译佛经，与安世高所译佛经恰恰相反，几乎全是属于大乘佛经。支谶是大乘佛经翻译、传播的先驱者。他的译经，反映了印度一个时期（龙树以前）大乘佛教流传的一些情况。按照佛教经典的分类，最早出现的大乘经类，分别都作出了翻译。在二十七卷译经中，“般若”类有：《道行品经》；“宝积”类有：《摩尼宝经》；“华严”类有《兜沙经》；“方等”类有《问署经》、《内藏百宝经》等。在支谶的全部译经中，对以后佛教发生重大影响的、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这般若类经典。它对此后四百年间佛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并与魏晋玄学相互助长，风磨靡一时，以致后来跻足于最高统治阶层的理论思想中。对中国魏晋南北朝的哲学，宗教学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上述佛经内容，都以文殊为中心发挥了“文殊般若”的法界平等思想，它从另一方面喑示出文殊菩萨对于大乘佛教传播的情况。

    支娄迦谶在洛阳所译经典中，对以后义学发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般若道行经》。因大乘学说本来以般若的缘起性空思想（本无假有）为基础，由于这部经的译出便有了趋向于大乘的途径。同时，又因当时思想界早有了道家（道教）的“无名为天地始”等经文，恰好做了接受般若学思想的准备，通过它使般若学很快传播开来。我们根据文献知道，安世高在洛阳的译经，就己注意到用道家（道教）经典流行语来翻译，那么支娄迦谶既通晓汉语，当然也用这个办法。在《道行经》中，支谶把“波罗密行”译为“道行”；把“如性”译为“本无”等。这样，汉人通过早己熟悉的道家经文，而对新近接受的“似曾相识”的经文，读起来，不感陌生，在阅读，持诵的过程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这就是宣传家的功力与技巧，支娄迦谶也不离其外。

二 首倡大乘 宣扬般若

    《般若道行经》是汉地佛学者和参佛者，进入大乘般若的第一道门槛，一旦当这些人了解到〈道行经〉的无限作用时，据此不能再满足了，他们就会广生继续深入，溯源求根的希望和行动，再加上译文过于简略，内容简陋难懂，就更有彻底追寻的愿望。后来，朱士行终于找到了支娄迦谶所译〈道行〉的母本〈大品般若〉。化了二十年功夫，抄写完毕，让十位弟子奉回洛阳。后来，全部译出，流传于世。这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成为令后人堪羡的一段佳话。这丰富了般若学的内容，但支译〈道行〉仍然盛传不衰。

    支娄迦谶之所以译出大乘佛学，是因为支娄迦谶祖国大月支己流传大乘学，这也是他当时所学所弘扬的经典。和安世高之所以译小乘佛经的道理一样。尽管后来，佛教般若学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译文的文字和内容上比支娄迦谶的译本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还有种种的非议，但支娄迦谶的译本功绩不能抹杀，顺因为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它说明佛教经典在师承关系的不同。支娄迦谶是中国大乘佛教般若学传播的先驱者，奠基人。

    “般若”意为“智慧”，“般若波罗蜜多”意为“智度”，就是说通过般若，可以达到佛的境界。立志成佛并修持大乘的人，称为“菩萨”；尚未成佛仍在修炼的人，称为“菩萨行”。“菩萨”是梵文的音译，意为“觉有情”，或“自觉觉他”。支娄迦谶所译的〈般若道行经〉说，通过佛所主持的一个大会，委托须菩提向众天神龙说法，来说明菩萨的学习方法和基本作法以及思惟方法，才能完成修炼钢的任务，获得佛的成就而最终成佛的圆满程序。〈般若道行经〉从不同的方面揭示出般若波罗蜜的具体内容。全经共分三十品，反复说明修炼这个圆满程序的道理，并描绘了从佛到帝释的神通变化境地，让人很容易接受。如〈道行经〉的〈功德品〉中说：

    佛问帝释：如来般泥洹后，善男子善女人取佛舍利起七宝塔，以名花捣香，缯‘纟采’

    华盖旗幡等，尽形寿，自归作礼，承事供奉，其福多不？

    帝释答：甚多，甚多。佛说，不如书般若、持经卷归礼供奉养得福多也。

    佛又问：百倍恒沙佛国中所有众生皆起七宝塔，累劫供奉，其福佑功德宁多不了？

    帝释答：甚多，甚多。佛言，不如讽诵般若波罗蜜所得功德百千倍，万亿倍，无数倍。因为：尽管建造佛塔，尽礼尽寿地供奉佛的舍利，有很大的功德，但比起诵 读般若经来，那还差得远。

    可见《般若道行经》突出表现了大乘般若佛学对于智慧的特殊重视。佛教有各种修持方法，而大乘归结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六波罗蜜，也就是让人解脱的六种方法。其中，以般若的智慧为核心，其它五种波罗蜜都是般若的从属，都是在般若的指导下才能生起和发挥其恰当的功能。这样强调般若，是指导佛徒修持走“终南捷径”，不至于迷惘，或者没有重点的乱学。《般若道行经》是用理性去呼唤人们来诵读它的经典加以神化。使所有的诵持者都能得到诸天神和诸佛的保佑，而般若自身的威力，可以躯走所有魔的伤害。无怪乎它己深入到了无力无助的劳动者中，即是没有文化的人，也能诵持佛经，奉佛经为圣典；而历代上层统治者和文化人，也不断学习研究佛经，并尽一切力量来抄写，印刷佛经，进行流通，作为他们成佛证果的功德。

    支娄迦谶反译弘扬的般若学，在历史上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巨大变化。正因为它在信仰上尊重智慧，尊重理性，从而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的文化思潮，完全可以用当时流传的玄学相匹配，互表里；也由于它所宣扬的智慧必须服从宗教信仰，所以，佛教信仰 便迅速的普及到社会基层，成为广大群众的生活与精神支柱。可以说，道教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而佛教虽是外来而最终却也成为“完全彻底”汉化了的中国宗教。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同为中国佛教的开山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