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经编译家——支谦

　　东汉洛阳的译经和传经有小乘和大乘两派，小乘尊称释迦牟尼为教主，为佛，是神化的人；大乘尊称的佛除释迦牟尼外，而成了绝对万能的神。由此演绎出了关于佛身的说法，“佛身”成了大乘佛教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项伟大的中国佛学工程，支娄迦谶开起先，支娄迦谶的再传弟子——支谦继其后，进一步树起了弘佛的重要内容：“佛身”。

一 离洛阳，南渡弘佛

　　支谦，又名越，字恭明，东汉末河南（洛阳）人，祖父法度，东汉灵帝时率本团（大月支）人数百归化汉朝，因功授“率善中郎将”。父随祖来，此后定居洛阳，实为汉籍月支人。
　
　　支谦自幼聪颖，十岁开始学习汉文，十三岁开始学习胡文，精通西域六国语。当时学者，无不惊叹其聪敏。

　　支谦学佛经时，大乘佛经翻译家支娄迦谶己经辞世，支娄迦谶的弟子支亮，字纪明，亦是河南（洛阳）人，闻名当世，所以，支谦从学于支亮，受大乘学。支谦为优婆塞（居士），未出家，是一位热爱佛学的学者。汉末己经著称于洛阳，时号称“洛阳三支”：支娄迦谶、支亮和支谦。支谦生相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精黄，当时人说他是“支郎眼中黄，形体虽细是智囊”。

　　献帝时，天下 大乱，洛阳首当其冲。支谦为避战乱，便随族人南度奔向吴国。离开洛阳时，己届冬令。走的那一天，他只带了一条被子。有一位客人跟他一起走，什么也没带。一到晚上，寒气逼人。支谦看到那位客人冻得混身发抖，实不忍心，便叫那位客人共被而眠。夜半时分，支谦正熟睡时，那位客人忽地夺被而逃。支谦冻了半夜。天明时，同伴们问支谦：“你被子那里去了。”支谦回答：“昨夜被客人偷跑了。”同伴们说：“为什么不告发他？”支谦回答：“我如果告发他，你们一定要以抢劫罪来治罪他。难道因一条被子去杀一个人吗？”同行所有的人听说支谦这种高尚德行，没有一人不佩服。

　　支谦到东吴后，开始翻译佛经。从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到建兴二年（公元253年）前后三十三年支谦搜集到各种原本和译本，未译的补充译完，己译的有误订正，尤其是对支娄迦谶的译本《般若道行经》、《首楞言经》等，进行重新翻译。同时，又帮助印度僧人维祗难和竺将炎翻译佛经。相传，支谦到东吴后，会见了孙权，孙权能赏识他的学文和德行，让他做东宫太子登的老师，授以博士位。吴赤乌四年（公元241年）五月，太子登卒，遂离开吴廷，隐居穹隘山中，不交世务。后人竺法兰更练五戒。与支谦从学的，都是出家人，后卒于山中，年六十岁。吴主孙亮特书一道给僧众说：“支恭明不救所疾，其业履冲素，始修可高，为之恻怆，不能己巳。”意思是说，支恭明没有得到救治而亡，他的事业朴素归真，一生高尚，我特为他悲悼，不能自己。可见，支谦在东吴为朝廷尽心尽力，为佛教事业勤勤恳恳，虽死犹荣，东吴人永志不忘。

二 译佛经 自具特色

　　支谦在东吴的三十余年间，所译佛经达三十六部，四十八卷。现在经过考订认定支谦所译的佛经是二十九部四十七卷，重译的有《了本生死经》，又将原译的略本《法句经》（五百偈本），依中本进行增译、补订，作为定本，是支谦与竺将炎合译的。合译的还有《佛医经》。另外，，还有记载说，支谦重译过明帝时的《四十二章经》、《菩萨本缘经》和《撰集百缘经》。

　　支谦为了使翻译佛经准确，和便于阅读，人采取了会译和译注的办法，使译法灵活多样，便于查考和学习。他所译的《无量门微密持经》一卷，是大乘般若修持的重要典籍，原有两种旧译本。《陀邻尼经》和《总持经》。他将这三个译本对勘，区别本（母）末（子），分章析句，上下排列，一目了然，开创了会译的体裁。

　　支谦重译《般若小品》（支谶初译的《道行经》），校改支谶所译的《首楞严经》和维祗难的《法句经》。他深感这些经典译文文字出入较大，为不磨灭前人译作之功，采取了这种会译的方法。会译是“原始于集引众经，比较其文”。此后，支敏度合《维摩》、《首楞严》二经，道安合《放光》、《光赞》二经，都采取了这种方法。译经之外，还有注经，使译文更加明确，如支谦所译的《大光明无极经》的卷首，就加上自注，特别醒目。这种方法，是以补充翻译文字的不足，使原本的经义更加突出。

　　支谦精通汉语音律，也深谙梵韵。为了普及佛经，他依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作了《赞菩萨连句三呗》三契。梵呗与转读，三国时己流行，曹植曾作梵呗。所谓梵呗，是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的，统称为呗。至于中国，咏经则称为读转，歌赞则称为梵音。过去有很多赞呗，都能以韵入管弦。由此看来，读转只依经文加以歌颂，梵呗则是按佛经中的短偈来歌颂，并且用管弦来伴奏。前者有高下抑扬，后者则以美妙声音来咏唱新制作的歌词。这只有精通音律的人才能撑握的。支谦依《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实指支谦自译的《瑞应本起经》。其中有帝释天乐般遮下到石室弹琴之歌。支谦原来就是取此为梵呗。梵呗的制作与应用，对弘扬佛教起到了普及的作用。

　　支谦除制作梵呗新声外，还注《了本生死经》，为自律自注，译者读者都很满意。支谦对前人的翻译，不太满意，认为文字太朴质，走了原意。而加以修改，使文从字顺，说明支谦善于驾驭汉文、梵文的能力和技巧。前人在译佛经时，遇到没有对应的汉语词时，就把梵文音直译过来，支谦主张一切名词，译时不得用胡音。实际上，他主张意译。东晋月支僧人支敏度也是位高明的佛经译者，他对支谦的译经有很高的评价：“越（谦）才学深彻，内外备通。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其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而翻译家道安对支谦的意译又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支谦是追求雕斫技巧的人，技巧虽然达到了巧妙的程度，但恐怕这种诀窍己形成，最终反而是混沌的了。”这不过是一种看法而己。从翻译学的发展眼光看，从译文的质朴到文丽，是总赴势，谁也不能轻易否认。支谦开译经“文丽”的先河，而且成为佛教玄学化的先导，对后代影响很大。

　　支谦所译的《瑞应本起经》，叙述释迦文佛的本生。其中说：“如是上作天地，下为圣主，各三十六反，终而后始。及其变化，随时而现，或为圣帝，或为儒林之宗、国师道士、在所现化，不可称纪。”

　　这里道出了佛教初传汉地时，不容忽视的一个现实，佛教附庸于道教。双方结合的契机，就是老子化胡之说。《瑞应本起经》年述引文，即本于这种说法，而且有所增益。东汉桓帝时边韶《老子铭》中说“老子代为圣者作师”。支谦说佛生前为国师道士，看似相反，实则相成。东汉的佛教、道教和魏晋时的道、玄、佛，其中的相通之处，是由老子人格与佛身观两相比拟而相合的。

三 继支谦 倡导“佛身”

　　“佛身”之说，是印度佛教由小乘教发展为大乘教时，佛祖释迦牟尼的看法。原指释迦牟尼的生身，后逐渐被神化。小乘只尊释迦牟尼为佛，大乘认为佛不限于释迦牟尼，而成了绝对万能的神。就是说，“佛”有无数，而“身”有“体”和“聚集”的意思，指有聚集功德和觉悟而成就的佛体。后发展为“二身”、“三身”以及“四身”“五身”“六身”之说，借以发挥教义。其中“佛具三身”为最基本说法，统称“法身”，即是“三佛（身）莫不依（佛）法以成，是故通得名为法身”。

　　支娄迦谶和支谦所译的般若经典中，把般若智慧招高到衡量一切、裁决一切的程度，这就是说，佛所以成佛，正因为有般若智慧作根据。般若就成了成佛的条件和衡量标志，成了远高于佛的象征。象般若波罗蜜这种佛所说法，也就成了与佛不能等到同、被称作的“佛法”，有时简称“法”，可以说成了佛教真理的代称。

　　支谦所译的《维摩诘结》中说“法生佛道，法出诸佛”。“法之供养，胜诸供养”。这里“法”“佛”区别得清清楚楚，“法”显然摆在“佛”的地位以上。“佛”只有合“法”，才能称“佛”。“佛”也只有屈从于“法”了。释迦牟尼也不例外。在佛法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什么人都要按佛法去作，自己修炼成佛。它为宣传佛教、普及佛教到社会基层，发挥巨大的作用。并不认为如此，而贬低信众崇拜释迦牟尼的信仰 ，相反，群众的信仰 力更为加强。

　　佛法，是大乘佛教把客观本体加以神化和人格化，具体叫做“佛身”，也叫做“性空”、“本无”、“真如”、“实相”。这种存在于客观事务中并构成事物本体中的上述称谓，就是“法身”，也叫“佛身”。它可分为“受用身”和“应化身”。支谦所译的《慧印经》，从神通变化开始，佛以“三昧力”使其身“耀然无色，不可见，不可得，如虚空，不可知”。《慧印经》说，“佛身”对于一般人来说不可知见，而通过修习“慧印三昧”禅定，就可获得佛的智慧，致使“慧冥佛理”，“心照凝寂”，不但能见到十方诸佛的佛身，而且自己也可以成佛。“佛身”是神化了的般若佛法，也可以说，佛身等于般若佛法，这就是《慧印经》的主要特色。

　　支谦所译的《私呵眯经》，更进一步说明如何由信仰佛理而达到“佛身”的修炼的全过程，也就是大乘所说的菩萨行。该经讲的修行分六个阶段，每个阶段又有六次规定。《私呵昧经》是《慧印经》的继续和扩展，把修持具体化。

    “佛身”之说，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中的产物，它是在佛徒弘扬佛教的过程中，最吸引人的高招，尤其是佛教普及教化时所必须的说教本本。支谦虽为居士，但对佛教“佛身”立说译经、弘扬，可以说是一位明智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