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乘佛经翻译、宣传家——道安

赵荣珦 著

　　自东汉起，中华大地佛学流传有二派：一为小乘禅法，二为大乘般若。至道安则集二家之大乘。后虽盛行大乘，小乘也广为流传，实属道安之功绩。道安又是著名的中国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他确立了汉地僧团的地位完善并建成了中国佛教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哲学史、佛教史、文化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卓越人物。

　　道安率领的数百僧团，为避乱隐居于洛阳西南的陆浑山中，时间长达七年之久，以草根山果为食充饥，生活之苦，难以形容。他们在这里受到了佛教信仰 毫不动摇的严峻考验，增强了弘教的凝聚力，锻炼了艰苦的适应力，提高了诵诗弘法的能力，为后来到襄阳、长安继续弘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 入佛诵经 过目不忘

　　释道安，俗称卫，西晋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出生于常山扶柳县（今河北冀县）一户官宦人家。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通儒、富于封建文化素养且生活富有、令世人羡慕的家庭。但不幸的是，道安出生之时，正是西晋末年社会大乱之际。八王之乱刚刚结束，永嘉之乱旋踵而起，北方少数民族上层贵族纷纷起兵，攻城掠地，肆意屠戮，黄河流域生灵涂炭，长期处于苦难的阵痛与呻吟之中。

　　道安幼年时代，“家婴（遭）世祸”，双亲皆亡，成为孤儿，由外兄孔氏扶养。七岁时，开始让道安诵读儒家经典。道安天资聪明，任何东西读过两边就能背诵下来。没几年就熟读了儒家典籍，通达五经文义。道安在学习上展示出来的特殊才能，令外兄孔氏及乡邻长辈惊异不己。道安出生之时，佛教虽然传入中国己有二百余年，但是，佛教只是在皇族和上层贵族中间流传，整个社会对这一外来宗教并没有给予特别注意，朝廷明令汉人不许出家。直到公元260年，始有颍川人朱士行，受戒出家，为汉地第一僧人。这是“汉人皆不得出家”破禁的开始。自此以后，便陆续不断有不少内地汉人出家。佛教走下贵族神坛。进入社会和广大民众中间。

　　道安出生的那一年，天竺高僧佛图澄离开洛阳，随汉国将军石勒前往河北汉国弘佛传教。第七年（公元319年），石勒拥兵建成立后赵国，奉佛图澄为国师，佛教迅速发展开来。扶柳县令的女儿赵氏，出家为尼姑。道安12岁时，离开了外兄孔氏家，便出家，当了一名小和尚。

　　当时，僧众中只有少数人讲经说法，下曾僧众被分派从事田间劳动。道安因刚出家，从进入寺庙的第一天起，就和其他僧人一道，便从事田间劳动。勤勤恳恳，从无怨言。春去秋来，一晃三年。

　　几年后，道安有一天，鼓足勇气向法师借佛经阅读，法师给他一卷《辩意经》约五千字。这是道安出家数年后第一次接触佛经，他欣喜若狂，小心揣入怀中，照常下田劳动，当天全部背诵下来。晚上回寺，将此经归还，请师另借别经。法师又借给他一卷近万字的《成具光明定意经》，道安当晚还经，在法师面前背诵 ，不差一字。他的勤奋和天才得到老师的器重，二十岁时，从法师受具足戒，并得到法师的同意，可以自由出外游学。

二 邺城拜师 始展才华

　　后赵石虎建武元年（东晋成帝成康元年，公元335年），道安二十四岁，慕名来到后赵京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当时，正值后赵盛世，因佛图澄被尊奉为大和尚，并下诏准许各族民人可出家为僧。把佛教推到国教地位。邺都当时广修寺宇，僧众云集，是北方佛教活动的中心。道安来到邺都中寺，以十分虔诚的心情，求见了佛界领袖佛图澄。二人一见如故，交谈了整整一天，大有志同道合、相见恨晚之感。佛图澄的门徒见道安相貌丑陋，全不把他瞧在眼里，但看自己的老师对他特别看重，极为友好，不免心里纳闷，觉得十分奇怪。佛图澄对他们说：“你们可别小看此人，这个人有远见卓识，这不是你辈所能相比的”。道安从此以佛图澄为师，研修佛学。

　　道安师投佛图澄后，醉心于佛教哲理，对老师精湛的法术毫无兴趣。佛图澄在这位弟子面前，也闭口不谈法术之事，而是引导他对各类佛籍经论作深入的钻研。师徒二人朝夕相处，反复切磋。在这位佛学大师的悉心传授下，道安在佛教戒律学、大乘般若学以及小乘典籍的撑握方面，获得相当的长进和提高。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为他一生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佛图澄众多的门徒中，道安后来居上，以特别的才能被破格提拔为大弟子。每次佛图澄升座讲授，道安都能以老师的吩咐再次复述一遍。开始时，其他门徒很不服气，暗中串通一气，相约在下一次复讲时，群起提问诘难，让道安当场出丑。果然，道安下一次复讲众人相率提问，疑难蜂起；道安从容应对，答辩有力，挫难解纷，游刃有余。众门徒这才心悦诚服，纷纷议论说：“漆道人，惊四邻”。这个黑和尚果然厉害，出语不同反响。

　　道安在佛图澄的教导下，曾学戒律，后来，他在《比丘大戒序》中说：“大法东传，还不算久远。我的老师开始奉佛受戒，又因缺少译者，考校的更少。先人所传，认为都是正确的。到我的老师澄和尚，有很多纠正。我过去在邺城，很少研习这些，也没来得及反检这些戒律，于是，在遇到这次大乱后，每每想起这事，总感心中不快，没有尽心完成此事”。在避乱中，他有意加强了戒律的教育。

　　道安接受佛图澄的佛学教育，主要从学小乘佛教，同时，也修学大乘般若学说。他在早年接触到这两方面的佛学教育和研究，奠定了他一生弘扬佛学的坚强基础。

　　道安为了检验自己从师学佛、弘佛的能力，决定离开老师，云游他方。佛图澄嘉许道安的志向，内心深为这样的弟子而高兴。临别之际，他对道安一再嘱，寄予厚望，溢于言表。对多年来为自己释疑解或的恩师，道安终生难忘。

　　后赵石虎建武十四年（东晋永和四年，公元349年），一代高僧佛图澄在邺城去世。第二年石虎死，石世继位。这年五月，彭城王石遵杀石世自立，即派中使竺昌蒲召请道安入住邺城北的华林园，石遵拨出专款，在园中广修僧房佛殿，供道安师徒从事佛法活动之用。，道安入邺不久，冉闵废杀石遵，立义阳王石鉴。道安看到后赵“国运将危”，北方大乱在即，深感忧虑和不安。经过反复考虑后，道安带领徒众撤出邺城，暂时避居于邺城西北面的牵口山，观望事态的发展。这次入邺，前后只有几个月时间。

　　道安师徒离开邺城第二年，石勒的养孙汉族将领冉闵发动政变，杀石鉴自立为皇帝，国号魏。借此机会尽诛石氏子孙，并利用胡、汉之间蓄积己久的民族矛盾，挑动民族仇杀。后冉闵宣布，邺都胡人一律不得携带武器，违者处斩。令下，胡人恐慌，纷纷逾城而出，不能禁止。于是冉闵又下令：“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命令下达之后，邺都周围百里以内的汉人纷纷进城，城里的胡人则纷纷逃出城外。冉闵看到胡人与自己不同心，便下令大杀胡人。刹那间，邺都城内城外血肉横飞，尸盈遍地，短短几天中，胡人不分男女贵贱、老少长幼，被屠杀20多万人。这场惨绝人寰的民族大杀戮，激起了北方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各少数民族贵族首领，纷纷起兵割据，互相火并，北方大乱。

三 洛阳避难 僧团志坚

　　道安在冉闵挑动民族大仇杀前后，随带领徒众离开牵口山，沿邺都西南方向转移，进入护泽（今山西阳城地区）一带山区。道安师徒在这里隐遁栖居长达一年多时间，居处简陋，食物匮之，常以瓜果草木充饥，生活极为艰苦。但在道安严于律己，安于吃苦的表率下，僧众以苦为乐，每日修学不废，讲坛不止，没有中断一天佛法活动。在给门徒证明经传法之余，道安又与冒着战乱前来探望他的同仁道友竺法济、竺道护等人，共同切磋，对有关经卷章解句索、精研辩析，最后由他执笔写成《阴持入经注》、《大道地经注》、《大十二门经注》等佛学著作。这些注解的原经典，均为东汉安世高所译小乘禅学。在避乱护泽山区的艰苦岁月中，道安为发展佛教注经事业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

　　中原继续大乱，人相食，无法进行耕作。道安师徒不能在护泽山区再呆下去，于是取道北上，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雁门郡的飞龙山（今山西浑源西南）。道安少年时期的佛门同道学友释僧光，也因避乱比道安先期到达隐于此山。二人相遇，欣喜异常，互相交换佛学心得，共同研讨佛学义理。道安的门徒，也纷纷向释僧光问教求解，释僧光耐心向他们讲授，一一作答。

　　东晋永和十年（公元354年），道安率领徒众来到太行恒山（今河北阜平县北）。在这里，道安师徒修造寺庙，创立寺塔，向社会开门传教。各地慕名而来恒山向道安请师问教或听他讲说经论的信徒一天天增多，不少人在接受道安的教化之后，成了他的新门徒。后来成了佛坛一代宗师的慧远及其弟弟慧持，就是在这一时期来恒山听道安讲经说法后，豁然而悟，落发出家的。随着门徒的增多，北方佛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道安为核心的，恒山佛教僧团。此时的道安，学识渊博，年富力强，所到之处都广宣法化，受到僧俗人士的普遍倾慕与崇拜。

　　前燕光寿元年（东晋升平元年，公元357年），道安年45岁，又反回到邺城，住受都寺。这年十一月，前燕从蓟迁都于邺。这时道安己为数百僧众的僧团领袖。所到之处，常宣佛法，后来，道安看到邺都多难，于是又率僧众离邺出走牵口山。

　　鲜卑前燕政权逐渐攻战了河北大部分地区，氐族人建立的前秦政权也迅速在关中崛起，新起军伐集团连年混战，河北地区又连连发生灾害，旱灾、蝗灾，庄稼无收，饥民聚乱。道安师徒无法在河北地区继续栖居下去，怎么办？身为数百徒众领袖的道安，深深感受到自己肩上责任重大。

　　不久，道安率领数百人的僧团，离开河北进入王屋女林山（河南济源县西北），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后，又渡河进入洛阳陆浑（今河南省嵩县东北）山区。数百人的僧团，生活饮食是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道安师徒栖居于陆浑山区的岩石洞穴和临时搭成的简陋茅棚中，食粮不足，吃各种野菜，野菜不足，则配以树皮草根。常期营养不良，众僧面呈菜色。但是，即便是在这种前所未遇的艰难时日里，道安师徒依然坚持着修学讲论，一时也不荒废佛业。

　　道安从佛图澄在世时告别师门出外游学，到带领门徒进入陆浑山区避难栖居，经历了大约20多年时间。这20多年是道安在兵荒马乱岁月中游学传教最艰难的时期，同时也是道安一生事业创基发展的重要过渡阶段。在这段时间里，道安反复辗转了河北、山西、河南一带，迁动移居达十数次，颠沛流离，历尽艰辛。但20年沧桑过去，道安由一个年轻的佛学英才，成为一个名扬全国的佛学大师；从孑身一人告别师门，成长为一个首次拥有数百徒众的僧团领袖。对以后，弘扬佛法的辉煌事业，不论是佛典的翻译和解释，还是佛门僧人的守戒和弘教，经过这20多年风风雨雨的洗炼，更加坚实更加纯真，指导着中原佛教发展的航向。

四 新野分团 吴蜀传教
　　
　　前燕建熙五年（公元364年），前燕军队大举进攻河南，很快占领了许昌、汝南、陈郡等地。次年，燕军占领洛阳，兵逼陆浑，栖居于陆浑山区的道安师徒四百余人，为躲避战乱，决定离开北方，取道南下，投奔东晋治下的襄阳。

　　南下途中，道安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数百之众的庞大僧团队伍，究竟有没有继续维持下去的必要？弟子们跟随自己多年，己经逐渐成才，其中不乏升堂入室、出类拔萃的佼佼者，究竟要让他们在自己身边呆多久？何时让弟子们去闯天下，独立门户，施展他们的佛学才能？考虑再三，最后道安决定；分遣门徒，四出传教。

　　行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道安集合门徒，对他们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众门徒一致表态说：“任凭法师指教。”于是，道安让一部分门徒下扬州，一部分徒赴巴蜀，自己则带领大部分徒众，按原计划继续南下襄阳。

　　赴扬州的一部分僧众，由道安门下杰出的弟子竺法汰带领。竺法汰是道安早年的佛门同学，风姿绰绰，气度不凡，精于言辞辩论。他追随道安于乱世，在颠沛流离中与道安结下患难情谊。南下襄阳途中，竺法汰积极支持道安分徒传教的主张，行至新野后，遵道安吩咐，他带领僧徒40余人赴东晋治下的扬州（治所在建康，今南京）传教。

　　竺法汰没有辜负道安的期望，他与弟子们在扬州一带的传教活动，在东晋上层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东晋简文帝曾专门邀请竺法汰讲《放光般若经》，开题起讲之日，简文帝亲往讲堂，“王侯公卿，莫不毕集”（〈高僧传。竺法汰传〉）。以后竺法汰收纳门徒，修造寺宇，撰写著作，广布教化，为佛教在江南地区传播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赴巴蜀的一路僧众，带队的僧人叫释法和。他也是道安早年的佛门同学，对诸多佛经都讲行过深入的研习，精于解惑，善析疑难，具有相当的佛学造诣。在释法和一行入蜀以前，蜀地区僧人罕至，很少听闻佛法。释法和率众入蜀后，行游四方，因势利导，宣讲佛法，阐扬教理，造成“巴蜀之士，慕德成群”（《高僧传。释法和传》）的广泛影响。

　　后来，道安的弟子昙翼、慧持等人又先后入蜀行化弘法，同样受到蜀中人士的器重与倾慕。尤其是慧持，“遍学众经，游刃三藏”（《高僧传。慧持传》），蜀中人士对他望风推服，能入其堂受他接待的，竟被称为“登龙门”。慧持因此定居蜀中，长期置身于巴蜀佛教传播事业，最后客死蜀地，为佛法弘扬献出自己的一生。经过道安弟子们前前后后的艰苦努力，佛教在四川地区逐渐传播发展并日益兴旺起来。

　　新野分徒，是道安一生佛教事业重大转折点。在此以前，道安师徒避乱离俗，长期隐遁山泽，艰苦创业，若苦学修炼。虽然这一阶段的佛事活动规模较小，并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但这一阶段却是能量积累与凝聚的必经时期，道安本人在这一阶段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和发展了道安僧团。

　　新野分徒后，道安僧团化一为三，抱着“教化之体宜令广布”的弘教目的，走向社会广阔天地。无论是偏远的巴蜀，还是富庶的江南，还是南北交汇的襄阳地区，道安的弟子们在传教过程中，彼此间都有直接的联系。弟子们把道安作为传法弘教的精神领袖，在老师的旗帜下弘佛行化，道安集团因此进入能量的释放与转换时期。

　　新野分徒前历尽坎坷的传教实践，使道安深有感悟，认识到如果不取得世俗王权的合作与支持，单凭佛教僧徒努力，要使佛法弘扬四方，根本不可能。基于这样的认识，道安在新野分徒时提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著作论断。这句至理名言，既是道安对自己长期传教活动的经验教训总结，同时也是对佛教传播发展一般原则的画龙点睛的高度概括。道安为这句话训示门徒，为他们离开师门后独自传教，在方式和策略上也指明了方向。

　　送走西赴巴蜀和东下扬州的门徒后，道安带领其它弟子，直奔襄阳，希望在那里得到东晋“国主”的支持，继续弘扬佛法。

五 襄阳弘法 规戒律典

　　东晋兴宁三年（公元365年）道安师徒到达襄阳。

　　襄阳地处华中，在汉水的北岸，为南北水陆交通要冲，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但在道安入襄阳这段时间，北方诸军阀集团内战激烈，兵锋无力南下；而南方东晋自桓温北伐失败后，也停止了对北方的进攻，南北双方兵戈暂息，襄阳地区获得一时的安宁，道安在难得的暂时和平环境中暂时安定下来。

　　襄阳僧俗人士，怀着极为崇敬的心情接待了这位北方领袖，并从各方面对道安的佛事活动给予赞助和支持。道安师徒最初栖居白马寺，因寺狭僧众，当地大族豪富便纷纷解囊捐资，为道安修建新寺——檀溪寺。新寺起有五层佛塔，造僧房四百间，并以黄铜万斤铸成一尊高达丈六的大佛像放置殿堂，金灿光耀，寺宇生辉。迁寺之日，道安抚今追昔，感叹万分，情不自禁的脱口而语：“夕死可矣！”以后，檀溪寺一直是道安襄阳期间讲经论道和举行各种法会的重要场所。

　　早在南下以前，道安的名声就为东晋方面所知，入襄阳后，东晋境内“四方学士，竟往师之”，纷纷向道安求教问学。道安阐扬真谛，点化迷津，博大精深的精辟讲论，使东晋朝野人士倾心折服。信奉佛教的东晋皇帝司马曜，对道安的道德学问极为钦佩，专门下召书褒奖道安说：

　　“道安法师，神卓识，以佛理道德训诫时俗，业绩昭著，不仅规济于当今，而且善化于来世。其俸禄给养，一同王公，由当地官府从所在地区物产中直接供给。”往昔颠沛流离，今日受王公待遇，新野分徒提出的“依国主”主张和愿望，到襄阳后得到圆满和实现。

　　上有“国主”支持，下有富豪赞助，道安师徒不再为生活操心忧虑，全心倾注于佛教事业，襄阳地区的佛法活动，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

　　道安在襄阳弘法的活动中，对中国的佛教事业发展颇有影响的，是制定佛门戒规，完善僧尼规范。

　　道安原在从师佛图澄时，深入研习过戒律；外出传教，也曾以戒律为重。但因当时流传的佛教戒律不太完备，加之社会动荡，在弘法过程中，也不能使佛教戒律一一实践和应用。

　　道安到襄阳后，深感健全确立佛门戒律的重要性，更感到实施佛教戒律的各方面条件均己具备，于是，就尽快确立佛门戒规，道安就参照己有的佛门戒律，结合当时僧人从事佛法活动的实际情况，开始制定戒规。

　　戒律制定后，道安本人身体力行，严于律己，弟子们以老师为表率，谨慎奉法，遵守戒律，师徒之间相互尊敬，行止有礼，数百之众的庞大僧团秩序井然，一切有条不紊。这对当时的佛教事业的传播发展影响甚大，据说：“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凿空开荒，则道安为僧制之始也。”

　　道安襄阳佛事活动中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整理佛教经典，编写译经目录。

　　佛教传入中国后，天竺（印度古称）、西域、汉地的一些僧人，先后把大批佛教典籍译成汉文，社会上流传的译经手抄本日渐繁杂，由于佛经文体艰深，语言难度大，加之时代条件各异，译人水平不一，译经质量难免参差不齐。随着年代久远，辗转传抄，舛讹相悖，“异译”（即同一经不同题目）和“失译”（不知译者姓名和译经的年代）的情况日益严重，甚至出现了不少中国人编撰的“伪经”。这种情况若继续下去，后人不仅难以窥探译经发展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很容易对佛教产生误解甚至曲解。有鉴于此，道安开始对佛经的翻译及流传情况进行清理。他广泛搜求各种经典写本，经过“穷览经典，钩深致远”的一系列清理，编撰出一部佛教经典的目录专书《经录》。

　　这部《经录》，包括了东汉灵帝到东晋孝武帝将近两百年间的译经记录，是当时汉地所能见到的佛经，全部整理后的第一部最系统的佛经目录书。道安开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学之先河，为整理佛典，保存佛教文化，作出了开拓性重大贡献。

　　道安寓居襄阳时，恪守“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信条，首先，在襄阳得到了落实。为了扩大佛教宣传，还必须和社会各方面的人物建立良好的关系。他除了和上层官僚士大夫的交往外，还注意和地方富绅名人接触，以便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弘扬佛法。

　　当时，东晋方面的封疆大吏有荆州刺史桓豁、襄阳镇守朱序、宣威将军郗超等人，都和道安有直接的交往。他们或邀请道安讲法，或提供物质赞助，或修书问候致意，从多方面对道安进行支持。但于道安关系最深，交谊持久的，还是东晋名士习凿齿。

　　习凿齿，襄阳人，世为襄阳豪富，曾在东晋政府中任别驾、太守一类地方官职，后去官还乡，以读书自娱，在东晋上层社会颇有影响，以文章著作称于当世。

　　道安在北方时，习凿齿就慕名致函，向候通好，恳请道安南下传教。道安入襄阳后，习凿齿亲往拜访，二人的初次见面，在东晋方面一直传为佳话。据说，习凿齿落座后，即自报姓名说：“四海习凿齿。”道安应声而答：“弥天释道安。”当时人认为果然是名人名对，不同一般。

　　后来，习凿齿多次会悟道安，馈赠道安师徒瓜果礼物以表心意。在对道安的佛事活动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后，习凿齿向东晋权臣谢安修书一封，介绍道安襄阳传教的情况，他在信中这样写道：释道安是远非一般僧道人士所能相比的非常人物，他不靠变幻莫测的方术技巧感人耳目，也不以威势压人强迫僧人服从；师徒数百人勤于佛事，日日斋讲不断，风气整肃，秩序井然。这种情形是我以前从未见到过的。

　　道安法师的学识甚为渊博，遍览内外群书，精通阴阳算数，尤其对佛经疑义，深入腠理，神解佳妙，恨足下不能同日与法师相见。在与法师的会悟 中，法师多次言及足下，盼有机会能得一叙。

　　习凿齿这封给道安的信，写与道安寓居襄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当时，谢安身居宰辅，权威显赫道安，通过习凿齿流露出想要结识这位政治权贵，目地是为了扩大他传教活动的影响。尽管后来道安始终未能于谢安谋面，但习凿齿对道安极备尊崇的推荐，这在崇尚学问、器重人才的谢安方面必然会产生作用。谢安不仅因此对道安师徒襄阳传法的情况非常了解，而且显然还应当在实际行动上有所支持。

　　道安通过于东晋达官权贵、名人士大夫的交往，不仅树立了僧团领袖的名望，而且，借助上层社会的力量，加速了东晋佛教事业的发展，扩大了佛教在南方的影响。

六 创本无宗 成般若学

　　道安在襄阳期间，创立了佛教般若学的重要学派之一“本无宗”。

　　东汉到东晋，译经和弘教，就有两大体系：小乘禅学和大乘般若学。般若学偏重于佛教义理，禅学则偏重僧徒修持。道安虽对这两大体系都有极深的造诣，但相比之下，更着重于大乘般若学。

　　道安生活的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玄学盛行时期，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应时勃兴的魏晋玄学，占着绝对统治地位。佛教恰好于这一时期在中国社会普遍传播，它必然受玄学的影响，和玄学合流甚至依附玄学而求发展。道安南下襄阳时期，东晋玄学空气尚盛，大批清谈名士围绕玄学提出的本末、有无、体用等一系列重要范畴进行热烈讨论。

　　道安在襄阳弘法活动中，为了迎合东晋朝野崇尚玄学的风气，刻意宣讲在思想上与玄学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或者说颇受玄学影响的大乘般若学，把当时玄学的一些争论引入般若学研究，创立了在般若学众多学派中影响最大的一派——“本无宗”。

　　“本无宗”利用魏晋玄学本体论研究己有的哲学成果。沿着玄学“贵无派”的思路，把般若学的本体确定为“本无”，然后根据这种“本无”来阐发般若学有关义理，从而达到常静至寂，悠然无寄，一切皆空，涅盘寂灭的佛教最高精神境界。

　　按佛教《般若经》的说法，宇宙是由“色”和“心”两大部分构成的，“色”在一定意义上指物质世界，“心”在指精神世界，但又认为二者不过假名而己，无有实体，因而一切佛法七性是“空”。本无宗在对这个关键性的“空”的阐发上，强调以无为本，从无出有，认为“无在元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故为本无、、、、、、能生万有也”。这个“无”、“空”就是事物的本体，宇宙的本源。这和“贵无派”玄学家何晏、王弼的学说，基本相同。正是由于道安按玄学“以无为本”的思想路数去阐扬佛学，因而，所创立的佛学学派被称为“本无宗”，被认为是佛学般若学的正宗。

　　道安创立“本无宗”后，更加强对《般若经》的讲解。他每年都要讲《般若经》两次，从未废缺。由于不断创立新解，适应江东玄风，因此，道安的佛法讲论受到东晋玄学家们的一致赞赏。玄学名士习凿齿把道安讲论比做“玄波溢漾”、“玄味远猷”，代表了东晋上层社会玄学士大夫们对佛教的一般看法。

　　佛玄结合，以玄解佛，谈玄讲空，名僧和名士相投契合，佛教和玄学互相发挥，这种现象表明东晋时期的佛学还是依附于中国文化而存在，不能独立发展。这是外来文化传播的唯一途径。，佛教文化也不列外。

七 西赴长安 译经高眠

　　道安在襄阳期间，北方的前秦，先后消灭了前燕、前凉、代国，成为继后赵以来北方一个强大军事帝国。

　　前秦王苻坚是十六国时期有所作为的英明君主，同时也是一个极为笃信佛教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道安南下襄阳不久，曾派遣专使给道安送去若干珍贵佛像及其它法物，借以表示对道安的仰慕。以后道安蜚声南北，名扬海内，苻坚在北方多次提及道安说：“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

　　晋太元三年（公元378年），苻坚遣大将苻丕率军南下，猛攻襄阳。战事骤起，襄阳危在旦夕，道安再次分张徒众，将门下数百弟子一并贵遣散，让他们各择去向，到自己愿意去的地方传法。道安受襄阳镇将朱序挽留，继续留住檀溪寺。次年二月，襄阳被前秦军队攻克，道安、习凿齿、朱序等人一并被送往前秦国都长安。当军使向苻坚报告这一消息时，苻坚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反复对大臣们说：“我用十万军队拿下襄阳，只获得一个半人。”这“一人”是指高僧道安，“半人”是指东晋名士习凿齿。可见苻坚对道安的器重。

　　道安到达长安后，苻坚迫不及待传使召见，相晤与语，深为道安的道德学问所折服，优加礼遇，赏赐丰厚，安置道安于长安著名大寺五重寺，以备随时应召顾问。

　　道安学问广博，佛学之外，精通儒玄，工于辞赋，善为文章，长安官僚弟子写诗作赋者，纷纷登门问学，拜师求教。不久，苻坚专门对朝中学士下召说：“今后凡有各类学问上的疑难，都应当向道安请教。”一时间，前秦僧俗人士，对道安莫不尊崇仰服，依附致誉。长安地区甚至出现样的谚语：“学不师安，义不中难”。此时的道安，不仅在佛学上处于前秦最高佛教领袖地位，而且在学问上也是朝野公认的一代学问大师。西域著名高僧鸠摩罗什，远闻道安之名，誉道安为“东方圣人”，对他“遥而礼之”，表示出极大的崇敬。

　　道安在长安，为佛教发展作出史无前列的“划一僧人姓氏”的重大贡献，“佛不言姓”就是从道安开始的。

　　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着信徒不断增加，姓氏日益庞杂混乱。当时皈依佛门的信徒，一般都以授业老师的姓为自己的姓氏；而外来的僧人，则往往依其原来的国土或国别名称而取姓氏。比如，来自天竺的僧人，一般多以“竺”为姓，其弟子也随之姓“竺”；来自“月支”的僧人，一般以“支”为姓，其弟子也随之姓“支”。以此类推，老师若为中国俗姓百家姓中任何一姓，其弟子也随之同姓。这样，各地各门，普遍出现“姓各不一”的杂乱状况。这种现况的存在，不利于佛教徒从自身心理、从日常意识中消除狭隘的师门观念，也不利于各地各派佛教信徒在宗教情绪上的同感共鸣、统一默契。针对这种状况，道安认为，佛教是释迦牟尼创造的，佛师之尊，莫尊于释迦，应当万流归宗，以“释”为姓。于是，道安便从自己门下信徒开始，改以“释”姓。不久，从印度传来一本《增一阿含经》，上面果然这样记载说：“四河（印度的四条河）入注，无复河名；四姓（印度四大种姓）为沙门，皆称释种”。道安以“释”为姓的主张，与印度佛经记载不谋而合。从此以后，凡出家僧尼均以“释”为姓，被固定下来。

　　“佛不言姓”，统一了佛门信徒的宗教意识，也消除了佛教各宗派的对立情绪，扫除了弘扬佛教过程中不必要的障碍，加强了整个佛界的巩固统一。

　　道安北上长安时，己是67岁的老人了，但精神矍铄，体魄强健，他把主要精力，用在佛经翻译方面，凭借自己在佛学界的特殊地位，很快集中了一批优秀的翻译人才：外来僧人（主要来自西域）有昙摩难提、僧加提婆、鸠摩跋提、僧伽跋洽澄等人；中国僧人有竺佛念、赵整、僧壑、僧导、竺法和等人。道安担任译经总指导，亲自选经译经，并对每译出的一部佛经详加厘订校阅，写出序言。在实践过程中，道安对以往译经经验进行了规律性的探索总结，提出了佛经翻译方面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观点。所谓“五失本”，是指佛经译文有五种失去（或改变）原经本来表达方式的情况；所谓“三不易”，是指化经翻译过程中有三种很不容易撑握好的技术性问题。由于佛经翻译存在着“五失本，三不易”的情况，因此，道安主张翻译佛经时首先要“审得胡本”，搜集多种经本相互校阅，找出乖失，做到心中有数才执笔翻译，避免盲目性。

　　在佛教译经史上，道安不是最重要的译人，但他通过自身实践教训，对后人译经，不能说没有启发帮助。事实上，道安首创相互协作的群体译经形式，己经为稍后一些来长安的西域名僧鸠摩罗什组织大规模的译场译经，奠定了初步基础。

　　道安这次在长安，主持译出的佛教经典共计十四部180卷，约100万字。这些佛经的翻译，对佛教的弘扬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道安入居长安的第三年，苻坚召集群臣议会，准备用兵南方，进攻东晋。朝中大臣大多数持反对意见，他们对南北双方的形势进行分析，认为用兵东晋定是“虚劳大举，必无功而返”。但苻坚坚持己见，拒不采纳臣下意见。大臣们知道苻坚素来敬重道安，便相约拜访道安说：“主上欲有来东南，安分何不为苍生致一言也”。

　　道安虽为佛门中人，但并未完全置身于现实政治之外。早年受儒家正统教育以及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使他对胡族入主华夏抱有反感，东晋在他心目中是华夏正统所在，道安曾在那里栖居十五年，现在东晋即将遭受前秦的进攻，道安自然愿意出面劝阻苻坚用兵东晋。 道安得知苻坚进攻东晋的意图，决定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劝阻。有一次，苻坚邀请他同乘一车，出游东苑。道安借机进谏说：“东南区区之地，何必兴师动众，上劳神驾，下扰苍生。不如放弃武力，以德怀远，用政治感化手段让东晋归服。”道安在这里不是用佛教“慈悲为怀”、“不杀生”这类教义去规劝苻坚，而是用传统儒家“仁政”思想去说服苻坚放弃武力。对此，苻坚儒家“大一统”思想回答道安，说出师南征是顺应天时的义举，目的是“混一六合，以济苍生”。看来双方意见相当分歧。 苻坚在第二年八月，亲率前秦大军南下，淝水一战，全军溃败，北方诸胡贵族趁机拥兵再起，前秦政权随即土崩瓦解。 前秦苻坚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鲜卑贵族慕容冲引兵攻逼长安，关中大乱，长安近郊阿房城一带战事激烈。一生屡经战乱忧患的道安，眼见“世事如此行将及人”，他心情忧郁，抓紧一切时间，勤奋译经不倦。在这一年新出的《增一阿含经》序中，道安记载当时的译经情况说：“此年有阿城之役，伐鼓近郊，正专心于斯业之中。”此时，道安己年过七旬，耄耋之躯，再也不能经受过去时那种辗转流离的避难生活。他打定主意不再离开长安决心把生命的最后岁月，全倾注在化经翻译上。 第二年（公元385年）一月，有一异僧来到道安栖居的寺院，告诉道安应当着手安排“浴圣僧”事宜，道安预感是佛在召唤，照其吩咐安排就浴。到二月八日这天，道安忽然召集寺内僧众，告诉他们说：“我就要离开你们了”。当天吃过斋饭后，道安无疾而卒，终年74岁。 一代“神器”释道安溘然长逝，弟子们把他的遗体火化后，安葬在入长安后他一直栖居庭发的城内五重寺。下葬之日，长安寺院寺钟长鸣，追唤着中国佛学界这们桌越的领袖；僧众悲痛欲绝，缅怀他们的前辈与恩师。而此时长安近郊，标榜笃信佛教的军伐们厮杀正酣，战火方炽，并不因为这位佛教领袖的逝世停自息一天他们的械斗。 道安时代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一段充满苦难的时代，但在佛教发展史上，它却是释迦牟尼入供东土以后第一次受到全社会普遍顶礼膜拜的时代。东土乱世为佛教的传播、蔓延提供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但佛法的弘扬还需要一批又一批敢于吃苦、勇于献身的佛门信徒终身无我地不懈奋斗努力。道安自12岁出家后，在佛门整整度过了62个春秋。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他建立僧团，制定僧规，整理翻译佛经，划一僧尼姓氏，开创学派，培养门徒……，一项又一项的突出贡献，使他成为中国早期佛教传播发展史上卓而不群的特殊人物。此后，道安的弟子们，紧步老师的后尘，在大江南北，城镇山乡，继续一代又一代地弘扬中国佛教，以致把佛教的发展推向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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