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俗崇敬的佛学大师——慧远

　　在中国佛学史上，慧远以一僧人身份，却移易了一代风俗。

　　慧远堪称高行大德。淳厚敦让，凛然不同人群。卜居庐山三十余年，没出山境，却招来了国家重臣的殷仲堪，威震朝廷的桓玄，恃才傲物的谢灵运，强正无惧的慧义，“浔阳三隐”的陶渊明等均倾倒在他的袈裟之下。这正因为他的精神卓绝，至德感人的结果。

　　慧远在佛教的发展与王朝发生矛盾时，高瞻远瞩，依时据势，据理力争，为护法，做出了卓越贡献，保持了匡庐一片净土。

　　提婆的毗昙，觉贤的禅法，罗什三论，这三者成就了东晋佛学大业，能够在江南弘传，全赖慧远全力宣扬。一代匡庐玄风，震荡江南僧俗。

一 学成洛阳 弘法庐山

　　释慧远，本姓贾，后赵石弘延熙二年（东晋咸和九年，公元334年），生于雁门郡楼烦县（今山西原平县），儒学世家。幼年时，爱好儒书，就出类拔萃。十三岁时，随舅父令狐氏游学许昌、洛阳。当时，后赵石虎当政，力量强盛，大修洛阳宫殿，南北没有发生战争，中原平定。慧远少年时，就成为洛阳太学的学生，博览六经，尤其是精研《庄子》和《老子》两部道家典籍。

　　慧远性格开朗，豁达大度，作风明快朗利，太学中的老儒师和高材生没有谁不佩服他的学识和德行。慧远二十一岁那年，打算离开洛阳，渡江南下，与江南名士范宣子共同商量良好的隐遁办法，不愿入世谋事。

　　范宣子满腹经论，名闻当世，但他从小就羡慕隐居生活，学业成就后，没有进入过公门，就隐居于豫章（今江西南昌）山中，平时最爱好经术。

　　慧远在洛阳求学期间，虽立志学习儒家经典，但由于同时接触并精通道家经典，于是就产生了隐居不仕的愿望。这种想法，因时局的剧烈变化，更进一步有所加强了。

　　慧远二十一岁那年（公元354年），他的故国后赵己被鲜卑族的前燕国灭后二年，洛阳属于前秦国统辖。就在此时，东晋大将桓温率军北征前秦，中原大乱，南路阻塞不通，渡江南行的愿望无法实现，只好北上。后洛阳为东晋收复。

　　当时，原为后赵时的名僧佛图洽澄的弟子道安，在太行山恒山立寺弘法，僧众数百，远近闻名。于是慧远就带着弟弟慧持进恒山去拜晤道安，十分敬尊道安，说道："真吾师呵！"住下来后，有一次听道安给僧众讲《般若经》，豁然启悟，感叹道："儒道九流，都像秕糠一样的肤浅啊！"随后就和弟弟一起落发为僧，拜道安为师。

　　慧远在恒山入佛后，常常以统领佛教事务、弘扬大法为己任。精研佛经，日夜勤勉，诵持精进，才思起群，深得道安赏识。道安曾多次对僧众们说：“佛教能在中国弘扬下去的，只有靠慧远了。”慧远二十四岁时，道安允准为经师，开始单独给僧众上课讲经了。

　　有一次，慧远开讲《般若经》，有僧众对经中的"实相"义，提出疑问，慧远立即想到当年在洛阳求学时，自读《庄子》的情景，针对"实相"概念，就用《庄子》的意义来解释，听者洞然释疑。道安知道后特别高兴，还特地允许慧远用"俗书来解释佛经，这是佛经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道安此前极力反对。这就是佛教史上有名的"格义"之争。

　　此后，北方动乱不己，

　　道安在恒山所领僧众己无法安居弘法，于是，辗转王屋山，稍事停留，便率众渡河，进住洛阳之陆浑山中。慧远兄弟随师数迁，生活极历艰难，但弘法立志依然如故。陆浑山高林密，清流洞邃，自古为高人隐遁之处。西晋文人郭文、胡昭，都是著名佛学家，先后都隐居陆浑山。

　　慧远随僧众到陆浑山后，寻踪探迹，想求得二位高士的遗迹，以此来鼓舞僧志，尽管众僧穴居深山，饥食木果，渴饮清流，如此，生活达数年之久，而数百人之僧团，凝聚力之不减，弘佛扬法，著书立说之功不辍。这一切，都是有赖于慧远等人，宣传团结的协助才能。

　　东晋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前燕的大将慕容恪，南下掠夺洛阳，东晋守将陈佑放弃洛城率众奔退于陆浑。道安们的山穷水尽的佛教生涯被逼无奈，只好率四百僧众离洛阳南奔襄阳，慧远兄弟跟随僧团一道南下。

　　到新野，为减少僧团负担，便于弘教，道安提出分张徒众，让释法汰率部分僧众渡江到扬州传教。慧远兄弟随师道安继续南下襄阳。

　　慧远随师到襄阳。竺法汰南行到荆州突然患病，时荆州镇守桓豁久闻法汰名，特派人问疾，送药。在住下来治病时，听说沙门道恒荆州弘扬佛教般若学的"心无"说，纯属"邪说"，命弟子昙一前去驳斥。辩论中，双方各执一词，不分胜负。恰在这时，慧远奉道安之命前往探望竺法汰疾病，听到辩论一事，表示愿意参加辩论。

　　辩论会于第二天开始，慧远首先发言，一一驳斥了道恒"心无"说的要害。批得道恒理屈辞穷，哑口无言。众僧见慧远思维敏捷，言词锋利，洞彻经典，能击中要害，都十分佩服。"心无"之说，在荆州也就消声匿迹了。

　　慧远陪师道安在襄阳弘法传道十五年。

　　东晋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前秦苻坚派其子大将苻丕率十七万众直攻襄阳。道安打算撤离此地，以保安全。可是荆州东晋守将朱序坚决挽留道安。道安只好再次分张徒众，解苦僧团，各以其力去传教。临散前，道安一一嘱咐其弟子应如何以时行事。只有慧远只字未提。慧远见此情景，心生疑虑，急行前，跪拜道安面前说："今将于恩师久别，只有弟子未蒙师训，内心甚为不安呵！"道安扶起慧远说："你和别人不同，对于你，我有什么不放心的而须要吩咐呢？"慧远深知师意，就这样恋恋不舍的告别了恩师，离开了襄阳。

　　慧远同弟弟慧持带了数千名弟子南下，在荆州上明寺暂时安顿下来。打算同先行庐山的慧永一起再南下到广东罗浮山（今博罗县）久住传教。于是，慧远又率领这个小小的僧团继续南行。路过浔阳（今江西九江）时，久住庐山西林寺的慧永，邀他同住。慧远见此山清水秀，清静幽美，亦便住了下来。慧远后在西林寺之旁建龙泉精舍，居住修行。

　　晋太元九年（公元384年），慧永对江州刺史桓伊说："远公正在弘法，现今徒众己多，而来访的更多，贫僧栖息之处，偏狭不能再容人了，你看如何？"桓伊接受慧永建议，便为慧远另建寺院。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寺成，因在西林寺之东，所以，取名为东林寺。寺的四面环山，南对于香炉峰，门前临虎溪，天下林壑之美尽在此处。

　　慧远从此驻足东林寺，传教、修行和著述，影不出山，足不涉俗。率众弘法，早晚不绝，释迦教化，于此复兴。世间谨律息心的高士，绝尘倾佛的佛友，都不期而至，望风遥集。慧远热情迎宾送友，送客时，常以寺门前的虎溪为界，在东林寺，长住达三十八年之久，未曾离庐山寸步。

　　慧远在庐山凝聚成一个以自己为首的僧团，在这个僧团周围，还有来此经常听法修行的居士群，有号称"浔阳三隐"的彭城刘遗民、雁门周续之，柴桑的陶渊明，还有新蔡的毕颖之，南阳的宗炳和张莱民、张季硕等。

　　慧远听说天竺月支国那竭呵城南石室中有"佛影"，就于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五月命人背山临流，开筑龛室，绘佛"光相"，第二年九月作《佛影铭》开于石上，并使弟子道秉到建康（今南京）请谢灵运撰写铭文《佛影铭》并行刊刻。还有江州刺史孟怀玉，别驾王乔之，晋安太守殷隐，黄门毛修之以及刘遗民、张野、宗炳等这些名人为之撰写铭赞。

二 情无取舍 高尚其事

　　慧远隐遁东林，影不出山，似乎高踞匡庐，绝离尘世。而他结交的达官贵显，文人学士为历代诸高僧之冠。实际上，他时刻没有忘记他的恩师道安的名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教内外人事的往来，正说明慧远在当时极其复杂的社会状态下，以及超人的智慧和能力来弘法传教。

　　江州刺史桓伊，是西林寺慧永的好友，资助慧远创建东林寺，也是庐山僧团直接的保护人。

　　桓伊死后，王凝之，（王羲之子）接任江州刺史。他出身天师道世家，为天师道徒，但于慧远有交往，于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与佛教居士，西阳太守任因之等为"檀越"（施主）赞助僧伽提婆在庐山为慧远翻译《阿毗昙心论》。

　　慧远与江州刺史桓玄及其以后的历任者桓伟、桓石生、郭永之、刘敬宣直到何无忌都有密切的关系，与桓玄的过从更为密切。

　　慧远还与东晋王朝其它人也有交往；荆州刺史殷仲堪、司徒王谧、护军王默，甚至连晋安帝也致书信问侯。

　　慧远在庐山的扬佛声誉遥震江北，后秦王姚兴对慧远更加钦敬，也曾经常致书请教于慧远。

　　慧远所交的达官贵显，都是有高深的文化修养的，在玄学盛行的东晋时代，各种文化人都打上深刻的烙印，佛徒当然也不例外。晋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受任都督荆、益、梁三州诸军事，兼荆州刺史的天师道徒殷仲堪，走马上任，路经浔阳时，因久慕慧远，便亲自登上庐山会见慧远，与慧远共临北涧，讨论《易》之本质内涵。

　　殷问："《易》的本质内涵是什么？"

　　慧远答："《易》的本质内涵是感应。"

　　一语道出了天机。殷仲堪深深佩服，当面赞叹说："远公识见高明，深不可测。"二人谈机十分契合。

　　慧远与晋朝权臣、野心家桓玄的过从也很密切。就在桓主任江州刺史时，想扩大势力，攻打荆州史殷仲堪。在他途经庐山之时，派人邀慧远出虎溪相见，慧远称疾不出，桓玄只好亲自入山相见，其部下告诉他，殷仲堪曾入山礼敬慧远，请他不要礼敬慧远。桓玄说："那有这种道理，殷仲堪本是死人呵！"

　　桓玄见到慧远后，不自觉地礼敬慧远；慧远出对他彬彬有礼。谈话中间，桓玄有意识地问："《孝经》上讲，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能毁伤，沙门为什么要削发呢？"

　　慧远答："《孝经》上讲，立身行道，扬名于后，孝之终呵，沙门削发为立身行道！"

　　桓玄立即表示赞同，二人谈话就投机了。

　　桓玄又问到打仗的事，请慧远发表意见，慧远答："愿檀越（施主）安隐，那么对方也就没有安隐了。"这话回答得两全其美。

　　桓玄对左右说："这是我此生没见过的人呵！"

　　慧远在桓玄扫荡对手、具有"震主之感"后，有一天接到桓玄的书信，好言相劝还俗为官，信中说："未知生，怎能知死，而使用权自己一生，形体精神困苦不堪，正竭力去追求死后的幸福，都可以说是浅见，不符合社会人生教化。迷途知返，离人生大道就不远了，可不三思？"

　　慧远立即写了《答桓南郡书》一封信，坚决回绝，信中说："一辈子荣耀，就像电光一样一闪一闪即逝，聚敛的结果就会走向分离的反面，怎么值得贪求呢！鼠目浅见的人，他们会迷惑呵。正是《道德经》上所说’下土闻道，大而笑之’，真可称得上是迷而不知返呵！"桓玄接函后，即收回成命，不再动此念头了。

　　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桓玄乘朝廷出兵镇压孙恩、卢循起义军时，占领了东晋三分之二的地方。元兴元年（公元402年），皇帝下诏伐桓玄，桓玄立即带兵攻入都城，杀死司马元显，自称太尉，专断朝政，并以《与行属沙汰僧众教》诏令天下，进行清理整顿天下僧尼。但诏文中特称"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

　　桓玄在诏令中，提到天下僧尼激增，寺庙竟相奢侈，出家僧尼有逃避徭役的，有犯罪出逃的，有游手好闲的，真是伤治害政，玷辱佛教，急待整治。

　　慧远同意桓玄的整治办法，在所写《与桓太尉论科简沙门书》中并提出三种人--如法修持禅定的、能读经学法的、修建寺塔、造像、祭舍树的，应予以保护。桓玄采纳了慧远的建议，保护了佛教一定的利益。

　　同年，桓玄的专政愈演愈烈之时，又提出了沙门应礼敬王者的问题，对此，特致书慧远，请慧远发表高见。慧远写了《答桓太尉书》一函，表明在家佛徒理应礼敬王侯，但沙门是脱离世俗的"方外之宾"，不应礼敬王侯。桓玄又一次接受了慧远的建议，保持了僧俗的不同出世态度。

　　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十二月三日，桓玄废晋安帝，迁他到浔阳，自立为帝，国号楚，年号永始。他为了争取僧俗信众的支持，特下诏准允沙门不礼敬王者。

　　元兴三年（404年）春，晋大将刘裕、刘毅起兵讨伐桓玄。此后不久，慧远依照《答桓太尉书》中的观点，洋洋洒洒写了一篇题为《沙门不敬王者论》一篇文章，由序言和五章内容组成，系统的论述了沙门不理敬王者的理论和主张。

　　元兴四年（公元405 年）何无忌从江陵护驾晋安帝回建康复位，途经浔阳，特派人上庐山问候慧远，慧远复信答谢，安帝又诏答致意，其中说："愿望与法师谋面，法师主意足不涉外，又患疾未愈，只恨无缘了。"

　　慧远不能与势不两立的政敌保持平衡关系。东晋末年农民大起义的首领之一的卢循，出身土族，范阳涿县人。慧远少年时与循父卢瑕同学，后与循也相互往来。卢循少时双眼有神，视人异常，且善书法和围棋。慧远曾开玩笑说："你外虽潇洒，而内有不规之心"。孙恩死后，他曾一度投降朝廷，受命广州刺史。义熙六年（公元410年）乘刘裕北伐南燕，便起兵北上，杀死江州刺史何无忌，攻点豫章、浔阳。因慕慧远，特登山拜会，二人见面，高兴的畅述旧情，并且一早一晚还派人互致问候。僧徒对慧远说："卢循是国之寇贼，与他交往这么深厚，能不值得人怀疑吗？"慧远答："我佛法中，情无取舍，难道说不为高明者所认识？"他们的交往不是一年半载的友情。卢循任广州刺史时，曾派人给刘裕送赠益智（龙眼）粽，同时，也给慧远送粮送米和益智等。慧远特书致谢，说："捐饷六种，深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异味，僧人也都分享了。"

　　这年底，刘裕派兵追讨卢循，卢循败退南撤。刘裕占领浔阳，驻军桑尾，其部下说山上僧人慧远与卢循交谊深厚，刘裕说："远公方外之人，一定对世俗间不分彼此。"并派人给慧远送去粮米。

　　慧远与江东望族，司徒王谧、护军王默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王谧，东晋大将王导之孙。因祖上有功，政治上享有特权，他曾为桓玄称帝出过力，桓玄失败后，受刘裕保护。由于王谧笃信佛教，在桓玄提出沙门应敬王者的问题上，曾几次上书表示反对。他对于佛经也颇有研究，曾多次给远在长安的高僧鸠摩罗什致函问法。对慧远也十分钦佩。与帝王默几次致书称师致敬。王谧曾致函慧远询问关于健康问题："我年才四十七岁，而身体衰老跟六十岁的人一样。"慧远特回函安慰说："古人不爱惜一尺大的璧玉，却重视一寸小的光阴，察看一下古人的情况，似乎不在年令长短。檀越（施主）既然顺从自然而把握性情，因佛理而驾驭心思，因此而推，又何必羡慕高寿呢？想此理你久己得到了，今特回复来讯。"慧远十分亲切地安慰王谧的感叹情绪。情深义长，跃然纸上。而王谧在第二年四十八岁就死去了。

　　慧远与江东著名文学家，临州太守谢灵运友谊也至为密切。谢灵运，东晋大将军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以文章名闻江东。他负才傲俗，少有推崇，一见到慧远，便肃然起敬，心悦诚服。慧远为弘扬佛事，特在东林寺设佛影堂，详问外籍僧师所见佛像形象，便立台画像，并刻铭于石上。特命弟子道秉远至江东，嘱谢灵运作《佛像铭》以充刻石。
　　
　　慧远还与邻国国主友善并往来函赠，相当友好。北方的后秦王姚兴，十分钦佩慧远的德才，不断书函往来问候，并馈赠粮饷。又赠送龟兹国细缕杂变像，又让左将军姚嵩献其珠制佛像。天竺高僧鸠摩罗什在后秦刚刚译出《大智度论》，姚兴送给慧远一部抄本，并请作序。慧远据此书改作《大智论抄》二十卷，并作了序。

　　慧远抱守"情无取舍"的处事哲学，不分华夷南北，朝野顺逆也不分贵贱士庶，儒释玄道，皆与其交往，从不厚此薄彼，这就是"方外之人"的处事态度。因此不但保存了僧团的弘法实力，也是他的声望永传后世。

　　慧远佛学博大精深，常给人以深刻教诲，而向来不自满足，利用一切机会向学有专常的人、尤其外籍僧人探学求教。

　　慧远与鸠摩罗什二人从未晤过面，都是因弘饮誉天下而彼此钦敬的。他们之间的书函往来，对开拓慧远的佛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鸠摩罗什，西域龟兹国高僧，于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东渡到长安。后秦左将军姚嵩将此事函告慧远，第二年慧远派弟子昙邕致函鸠摩罗什，表示敬意，并赠以袈裟和漉水囊（一种法物）。鸠摩罗什即致函答谢。

　　后来，慧远听说鸠摩罗什要回国了，慧远致书敬意，并深表遗憾，还提出十几条佛学问题，请予以回答，又报偈诗一章，其中有：

　　时无悟宗匠，谁将握玄契？

　　来问尚悠悠，相与期暮岁。

　　以示挽留。后人把慧远与鸠摩罗什之间关于佛学问答十八章编为《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并罗什答》（或作《大乘大义章》）。

　　慧远对鸠摩罗什的弘佛事业尤其是对译经活动给予以全力帮助。罗什在长安译出了《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大乘经典，最初，只流行于关中地区。后来，慧远千方百计地将这些经典传到江南。为佛教事业作出了贡献。

　　慧远对长安的译经事业十分关心。西域僧人弗若多罗在后秦弘始六年（公元404年）诵出《十诵律》，与鸠摩罗什译为汉文。但译到全律三分之二时去世，只好搁置。第二年西域僧人昙摩流支到长安，慧远听说他善律学，并携有此本，就立即致函，恳请他把《十诵律》译完。后来，昙摩流支与鸠摩罗什合作译完此律。此律亦流传到江南。

　　慧远为了丰富佛经，特请己经到洛阳译经的著名律学大师僧伽提婆到庐山译经。提婆在庐山译出禅学经典《阿毗昙心论》四卷和《三法度论》二卷。后与僧伽罗叉译出《中阿含经》、《僧一阿含经》等。

　　慧远还请西域僧人佛陀跋陀罗大师译出《达磨多罗禅经》二卷。

　　慧远把僧伽提婆的《毗昙》学论和佛陀跋陀罗的禅律学介绍到江东，这些佛经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慧远奉大乘，从不奉禅学和小乘学，但他没有门户之见，而为了完整地宣传佛教思想，所以才弘扬禅学和小乘学。

三 身体力践 弘经扬典

　　慧远久住庐山宣扬佛教的法门，就是给佛徒们灌输经典内容，只有这样，佛教才能继往开来得以发展。

　　在庐山，慧远特设讲经台，亲自登台讲经，不遗余力。他讲的经典教本，主要大乘派的《般若经》、《法华经》和《涅盘经》等。

　　慧远在讲经时，尽量注意到僧员的文化层次和接受能力，尽量满足僧员的求职欲望。尽管如此，总是有少数个僧人听不进去或注意力不集中。有一次，慧远讲经时，有僧员打盹，他发现后，自歉地对僧员们说："我以桑榆之光，来照大家，但希望大家以春日朝阳，共放光明！"勉励之后，仍继续高声诵讲。全体僧员无不深深感动，无不肃然起敬。此后，再没有发现讲经时打瞌睡了。

　　慧远还把与方外之人，或佛教居士的接触交谈，看作是弘佛的最好机会，这本身也是传道授业的最好过程。彭城的刘遗民是居士，自幼读百家书，也喜欢研究佛理，曾任宜昌、柴桑二县县令，后隐居庐山，与慧远有深交。他从僧人道生得到僧肇作的《般若无知论》，立即送给慧远，二人并深入讨论。刘遗民还写过《释心无义》一书，即受慧远的影响。

　　慧远还指导过儒学大家雷次宗、宗炳和周续之。雷次宗是豫章南昌人，少入庐山，拜师慧远，立志好学，尤其是精研《三礼》、《毛诗》。宗炳，南阳涅阳（今南阳镇平）人，精通儒学，终身不作官。慧远曾为他们二人讲《丧服经》。后来，雷次宗写了一部《略注丧服经传》和《毛诗序义》二卷，都得益于慧远的帮助。雷次宗后在建康（今南京）开馆授徒讲学，并为皇太子讲《丧服经》。宗炳受教后著《明佛论》，讲三教合一的神不灭论。周续之，雁门郡人，与刘遗民、陶渊明并称为"浔阳三隐"，以通《礼》、《毛诗》、《公羊传》闻名，又通《老子》、《周易》，后入庐山拜师慧远。儒者戴逵著《释疑论》呈慧远，慧远把此书交给周续之，周续之作《难释疑论》来答辩，慧远最后作《三报论》，使这一辩难得到了圆满的结果。

　　慧远的佛学与品行还打动了"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去县令的陶渊明。陶渊明，"浔阳三隐"之一，柴桑人。与慧远为方外交，二人感情相当深厚，他不像刘遗民住庐山拜师慧远，又不像周续之隐庐山与慧远有往来。陶渊明只是登庐山会慧远。慧远曾郑重招渊明，渊明明确表态，不愿住庐山加入其僧团。有一次，渊明登庐山去会慧远，到了寺外，一听见钟声就返回山下。又有一次，慧远送渊明下山，一路谈兴正浓，不知不觉越过了虎溪，被慧远所豢养的一只大老虎喝住，宾主相视大笑。后世有人据此画了一幅《三笑图》，传为佳话。陶渊明虽与慧远深交，二人也能谈得来，但在哲学观点上，陶渊明曾作《形影神》诗来回答慧远的《形尽而神不灭论》的看法，表示不予苟同。

　　慧远在佛学方面之所以有高深的造诣，主要来自他丰满的学问。慧远游学洛阳，博综六经，尤通《老》《庄》，随道安出家后，又研究般若学，在庐山从僧伽提婆学毗昙，从佛陀跋陀罗学禅法，又与远在长安的鸠摩罗什书信往来，研讨佛学，还读到罗什的译作《大智度论》。慧远兼学佛教大小乘，更善儒道群书，尤精《毛诗》、《三礼》和《丧服经》。可以说，慧远的学问，是从儒家出发，中经道家，最后归依佛教，他仍然认为佛教可以广泛吸取百家学说，他的著作就融会贯通着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内容。

　　慧远的著作很多，有论、序、铭、赞、诗、书等，总集为十卷，共五十余篇。这些著作，丰富了佛学内容，对后世影响很大。

　　慧远博大精深的学识和独立严谨的学风，对受学的弟子们和方外的居士影响很大。在他的治学精神鼓舞和指导下，三千多弟子大多学有专长，多才多艺，对佛教的弘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慧持，慧远胞弟，同师道安，同住庐山，曾校订《中阿含经》译稿，曾给豫章太守范宁讲《法华》、《毗昙》二经，后入蜀传教，蜀郡佛学界皆望风钦敬。

　　僧济，是大小乘佛经和世俗典籍，都熟读在胸，并能融会贯通，三十岁后，即到城镇宣讲佛经。法安，既擅长戒行，又能讲说众经，还兼习禅业。道祖，学业特别精进，撰成《魏世经录目》、《吴世经录目》、〈晋世杂录〉、〈河西经录目〉等。对佛学目录学贡献，后来到建康讲经，权臣桓玄常住观听讲，称他为后来居上。
　
　　慧要，精通经、律，而且善创造发明，曾在泉水池中立十二叶荷花，靠水流转动，表示十二个时辰，相当准确，解决了山中计时问题，又曾制作木鸟，能飞行几百步远。

　　僧彻，博览众经，尤通〈般若〉，还善于赋诗。

　　昙诜，注〈维摩诘经〉，并著〈穷通论〉等，总之，慧远的弟子中，有的义解深明，有的匡拯众事，有的戒行清高，有的禅思深入，并闻名当世，传业于后。

四 调协三教 创新体系

　　慧远是中国佛教史上内通经理，外善群书的一位佛学大师，居于特殊的重要地位。

　　佛教自东汉传入洛阳起，就于中国的思想文化结合起来。开始与方土道术结合，以达祠祀求福的目的，继而与玄学清谈相结合，也是佛教发展过程中的需要。而慧远使佛教全面地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地融熔在一起，从而开拓了佛教发展的新时代新局面，给后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儒教，是中国王权政治学说和论理道德的理论基础，也是精神支柱。而佛教与儒教的思想内容，原本不能相容，佛教在中国的存在，就是调和的结果。而到了慧远，这种调和达到了成熟的地步。

　　道教，是与佛教东来前后而产生的本土宗教，源远流长。佛教初传，依附于道教，得以存在。继而逐渐分离，后虽相容调和，但不断在相斗中求法展。而慧远高瞻远瞩，借道教经典内容，来充实丰富了佛教的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

　　慧远在庐山传教修行，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协调政教关系。

　　晋成帝成康六年（公元340年），辅政大臣庾冰下诏沙门应敬王者，主张沙门见皇帝应行跪拜礼。但遭到了以尚书令何充为首的信佛的朝臣的反对，经过朝中礼官，博士的评论和辩论，意见不一，只好搁置不论。

　　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为慧远住居庐山的第二十四年，桓玄控制住朝政大权后，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明文〈与僚属沙汰僧众教〉，并给六部尚书和尚书令，仆射（合称"八座"）写了〈与八座论沙门敬事书〉，限定八日内议定下来，虽然吏部尚书、中书令王谧反复上书反对，但八座最后被迫同意，桓玄派专人将这些文件送到庐山慧远处，敬请慧远提出一些意见。

　　桓玄提出沙门应敬王者的理由，是据〈老子〉二十五章中"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这就是说，王侯比拟于天地二仪，具有同天地一样的品德，，能够孳生，资助万物的生存和成长，沙门为万物之一，当然亦蒙受王侯的恩惠，因此沙门按情，理应礼敬王侯。

　　慧远面对此情此景，依然 牢记恩师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训示，桓玄虽不是国主，但是以国主的口气下令的，并且依据情势，迟早要成为国主。为此，不能明目张胆的违抗，但也不能就此妥协罢休，依从了事。为了佛教的生存和发展，为了应付当前的形势，在悲愤中冷静下来，闭门谢绝，罢教下坛，一连几个昼夜写下了《答桓太尉书》的五组短文，发表了自己维护佛教的态度与沙门不敬王者的理由根据。

　　慧远急中生智地表示了高见：佛徒可分为在家居士和出家修行两种人，在家居士应与世俗协调相处，应尊君敬亲，讲究忠孝，并强调说服经中也有规定这样做。就这样，慧远便巧妙地把佛教与中国传统礼法观念揉合在一起了。

　　但是，出家僧人与在家居士有根本的区别，那就是僧人信奉的教义是"身"为"苦"的来源，人的一切"苦累"都是来自"有身"，所以，僧人们不把"存身"作为消除"苦患"的条件。说明白一点，人的"身"，来自"生"，"生"来自阴阳二气。既然僧人们不是把重生，顺化作为目的来追求，当然也就无须对"天、地、君、亲"的恩德，以礼敬作为报答了。慧远作了圆满的回答。

　　桓玄接到慧远的答书后，完全同意慧远的意见。一年后，桓玄篡位，为了取得佛徒的支持，立即致书慧远，不再让沙门礼敬王者。桓玄称帝失败被杀后，慧远将《答桓太尉书》等文，整理成《沙门王敬论》一书。

　　慧远这次佛教与王权的关系辩论，以胜利告终。佛教自西晋后赵西僧佛图洽洽澄起就直截干预王朝政治，其徒道安，就力图这样做，让佛教作王权的工具，其徒孙慧远则把佛教的这一职能向前推进了。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的大辩论，也反映在佛教与名教的关系上。慧远的观点来自儒道，但由于斗争的需要，慧远结束了从东汉以来，佛教教义主要同《老》《庄》的结合，转向同儒教的结合。儒教的许多基本思想被系统地组织到佛教的教义中。最显著的是把儒教的"礼"的观念引进到佛教的教义中。

　　晋义熙五年（公元409年），江州刺史，镇南将军何无忌撰写了一篇《难袒服论》，对沙门袒服（穿袈裟，袒右肩）表示疑义。佛教沙门袒服原与天竺天气有关，是外来僧人治习天竺风俗。佛教传入后，汉僧也如此穿袈裟，成为出家人的标志。然而按中国的礼制，表示吉庆以左边为上，表示凶丧以右边为上，所以，何无忌才有此疑议，来责怪沙门，如此袒露右肩，象征凶丧，实不可取，应从属于中国传统礼制才对。

　　慧远对此责难，立即写了《沙门袒服论》和《答何镇南书》，说明了沙门袒服的理由。但慧远的解释内容。从佛教的经传中都查不出来。慧远说，袒服是天竺的"国法"，是对尊者敬重，对天神虔诚的表现。儒教圣人制定左吉右凶的礼制，是根据世人爱生怕死，好进恶退的本性，而沙门出家修道，本身就是抛弃荣辱，违反世俗生活礼制的，所以，佛教与世俗以左为贵的礼制不同，因此右袒。

　　慧远从容不迫地用儒教的礼制思想来论证沙门的右袒 道理，维护了沙门这一不成文的僧人服式。慧远就是这样，顺从形势，依据需要，把儒教思想补充到佛教论说之中，调和了佛儒矛盾，发展了佛经理论。此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释"殊途同归"，儒、释、道"三教一源"之说都来自慧远。

　　慧远在庐山传教扬法的过程中，融汇中外传统文化和宗教文化，创建了一套新的佛教宗教观念和体系。

　　慧远的"神不灭论"。慧远认为"出家"者以"方外之宾"自居，"以弘方外之道"为自任。在这个天地之外，一定有一个"方外"世界，这个"方外"世界就是神世界。神世界可以说是悠幽空远，神道精灵微妙，人们可以依理推寻，但难以寻个究竟。《庄子》说得好，天地之外，不是不可说，但越说越错；天地之内，不是不可辩，但越辩越疑，〈春秋〉之作，不是不可议，但越议越乱。这就是人们的身、耳、目的认识有限的原因。这个认识有限以外的世界就是"神国"，通过"念佛三昧"就可到达。慧远认为这是消除一切世俗认识活动的首要条件，能形成见佛的特殊认识活动，现观气象万千的佛国，闻见到正常耳目所不能触及的境界。鉴于这种认识，东晋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七月，慧远率弟子一百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台精舍阿弥陀像前，建斋立誓，发愿修习佛教，超脱轮回，以达"神界"。这个神界就是西方的净土，到了这里就可达到涅盘境界。佛教涅盘的基本念含义，就是指息灭了一切烦恼所达到的神秘精神境界。慧远所称的涅盘为"神界"，则不见所有外来经典。

　　慧远的"神界"（涅盘）之说来自道家。他说"经称泥洹不变，以化尽为宅。""化尽"指己摆脱生死轮回的束缚，"生死"是"神"的累赘，一旦生从死中解脱，"神"即处于神秘直观状态，不再被周围环境所缠扰，那就是涅盘。慧远直接引用道家著作〈庄子〉和〈文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把道家的"形有靡而神不化"改称为"形尽神不灭"，而"形尽神不灭"有神论，是慧远全部宗教观念的奠基石。

　　慧远的因果报应论。因果报应之说，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有，外来的佛教中也讲，但经过慧远的提倡和解释，赋予了新的含义。《老子》中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易传》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佛教因果报应论引进中国的思想基础。这种观点认为"庆"、"殃"只传子孙不传个人。慧远认为罪恶、福气的应验，只在自己的感受，感受如此，就叫自然，这个自然，就是"我"。这就开创了佛教的自感自应，自作自受，罪福全从自己思想行为中来，并且有经过轮回可以增减罪福。后来，社会上流传一副对联，就是对慧远这种观点思想的最好注解：

　　为善必昌，为善必昌，先人必有余殃，殃尽则昌；

　　为恶必灭，为恶必灭，先人必有余德，德尽则灭。

　　慧远的因果报应论，在此后的中华大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教内教外的不法狂徒，起到了收敛约束作用和震慑作用，对社会的安定，起到了一定的良好效果，至今还没有哪一种说教能够代替得了的。

　　东晋义熙十六年（公元416年）秋天，慧远在庐山独立宣教弘法三十八年，无憾无悔，心地畅然地圆寂在松涛溪声中，去到了他认为可以达到的彼岸世界--净土，住世八十三岁。

　　慧远为一代高僧大德，奠定了中国佛教儒、释、道三教融通合流的基础。他由儒、道进入释教，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一拓再扩，使这一外来宗教，无衣无缝地具有中国特色，只有这位僧人学者所能左右的。

　　慧远为一世僧品楷模，凝聚了南方佛教人才的才能和智慧，使用权佛教健康地向前发展。他是一个佛学家，更是一个虔诚的佛徒，在弘佛扬法的过程中，以身作则，以行自律，出言谨慎，举足轻重，使这一来去有序的千人僧团的每个成员，都得到了无声的教诲有力的鞭策，都能生气蓬勃地去完成自己份内的弘扬工作，将佛教的社会作用继续有力的向前推进。

　　慧远为空前的政治僧人，在各色政治人物间，能够左右逢源，高尚其事。他有精湛的学识，敏锐的眼光，灵活的态度，赋予在天生的英俊潇洒，谈吐清雅，气宇轩昂的形象上，既能获得上层达官贵显的好感和敬重，又能影响中层政治要员的依附和佑助，使用权这位中国和尚，竟然成为无与伦比的"东土护法菩萨"。使南方佛教在一次次的政治漩涡中不失时机的得以顺利地向前迈进。

　　慧远为中国佛教坚信"神"的首倡者，肯定了"神"的存在，开拓了净化佛徒精神世界的光明通途，使此后的中国佛徒，乃至世界佛徒终生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开一代佛学宗派的净土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