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昙学家——僧迦提婆

    阿毗昙，简称毗昙，梵文译音，唐译作阿毗达磨，意译为对比、无比法、大法等。泛指佛典三藏中一切论典，包括佛教各派论著。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大乘阿毗昙己被引进译出，但被称为阿毗昙的，却仅限于小乘派著作。

　　东汉时，安世高的译籍中就有小乘毗昙，汉末流行了一个时期，时称禅教学。东晋时，道安、慧远、掀起了一个译介阿毗昙佛典的高潮，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的研究，这在佛教史上称为毗昙学。

　　早期专门介绍毗昙，并以此影响南北佛学界的主要代表就是僧提婆。

一 东渡长安 初译毗昙

　　僧迦提婆，梵文译音，意为“众天”。本姓瞿昙氏，（今尼泊尔）人。出家后，勤奋好学，远求名师，学通佛教三藏典籍，尤其是贯通《阿毗昙心论》，能够洞悉到本论的各部分的旨意。平时诵习《三法度论》，昼夜揣摩，体味，并认为这是进入佛学内部继续深造的关键。

　　僧迦提婆，为人英俊开朗，思想深沉，而他的仪表举止，温雅恭敬。在传教过程中，以教人开悟为己任。勤勤恳恳，毫无懈怠。

　　前秦建元（公元365 ——384年）年间，僧迦提婆离开他的祖国，越过葱岭，穿过流沙，到达长安，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宣流法化工作，尤致力于毗昙学的传播。

　　毗昙学风行于这个国家但比较保守，一般不外传。所以，汉魏时期尽管有毗昙学典译出，但属于一般性介绍，不完整，不系统。自苻秦在长安建国，大倡佛教，西域各国的僧人不断东来传教，毗昙学典在长安翻译起来，继而得到研究和弘传。最突出的就是在道安的组织和倡导下，从苻秦建元十八年至太安元年（公元382——385年），仅仅三、四年时间，就译出了很多经典。其中有《阿含钞解》、是东师前部（今吐鲁番西）王师鸠摩罗跋提所译；有《毗婆沙》（大毗婆沙的一部分，十四卷），是僧迦跋澄所译；有《阿毗昙》（即《发智论》、〈阿毗昙心论〉，是僧迦提婆所译；有〈婆须蜜经〉、〈僧伽罗刹集经〉，是僧伽跋澄所译；有〈中阿含〉、〈僧一阿含〉，是昙摩难提所译。总计达百余万言。

　　僧伽提婆是译经第二年到达长安的。一到长安，就积极投入到译经活动中。参加这次活动的，还有道安的同学法和。僧伽提婆等人都很留意译文的正确性。以当时的译经水平看，他们对这次译经的成绩还是相当满意的，各译典都有道安写的序。道安在〈阿毗昙〉中说：“其说智也周，其说根也密，其说禅也悉，其说道也具。周则二八用各适时，密则二十选为宾主，悉则昧净遍游其门，具则利钝各别其所。以故为高座者所咨嗟，三藏者所鼓舞也。”对这部经的译论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道安又说，“凡是天竺来华的僧人，没有不以此经为根祖，以〈毗婆婆沙〉为准则，歌咏最有余味的，可是在八荒以外了，葱岭川西，要想得到这部经典，可始终没有见到。”对这部书的译出，是佛学界多么渴望的一件事情呵！

　　道安又在序中叙述了译经原委：“建元十九年，僧伽提婆来到长安，释法和请求译出，佛念译传，慧方、僧芪笔录，法和整理。自四月二十日开始翻译，至十月二十三日译完。但参与的译人中，有的混入了不同的译词，鱼目混珠，龙蛇同渊，金铁共柜的情况，比比皆是，法和不满意，我也深认为不可，以，于是就让僧伽提婆，再行译出。此后，昼夜不停，经过四十六天而完全校译一过，几乎有四卷是全重译的。共十九万五千二百五十字。”僧伽提婆为译这部经典，化费了多大的心血呵！说明道安等人对这次译经是多么的投入和认真。

　　但是，就在译经过程中，发生了苻秦与慕容氏之间的战争。长安战乱一起，译经工作受到严重影响，许多经在匆促间都没来得及作细致的校订。不久，道安去世，译经订正工作完全停止了。因此，后人对这次译经工作的质量很有批评，并且多数的经典都作了重译。在后来参加重译工作的江南沙门道慈，在他参加重译的〈中阿含经序〉中说道安在长安译的二经六论及部分戒律，“凡百余万言，并违本失旨，名不当实，依稀属词，句味亦差。良由译人造次，未善晋言，故使尔耳”。对原译的批评，也较确切。

二 渡洛登庐 重译毗昙

　　僧伽提婆到长安时，前秦皇帝苻坚招兵买马准备出关攻打东晋，第二年，（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苻坚率九十万大军南征，淝水一战，全军溃败，东晋大将谢玄乘胜追击收复洛阳。苻坚即位（公元375年），后所灭掉的北方小国趁机纷纷独立，与苻坚对抗。原被灭亡的前燕现称后燕的鲜卑慕容部，发兵攻打长安，秦燕交战，关中一片战火。就在战火纷飞的前秦二十一年（公元385年），道安法师因病在长安去世。此时译经工作无法进行，原译稿本，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搁置下来。

　　僧伽提婆与法和商量，准备出关到洛阳，因洛阳比较安定。于是，他们就率领门徒一路赶赴洛阳。安顿下来后，继续研究经论。

　　僧伽提婆，经过数年译经，华语的水平提高许多，这时，发现原在长安的译文，不够确切，法和也发现了前译的不少错误，慨叹不己。于是，二人商量，进行重译。在洛阳义经过五年时间，把〈阿毗昙〉、〈毗婆沙〉又重新加以译订，又校订了〈八犍度论〉。

　　僧伽提婆，在洛阳译经时，长安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姚苌取代了前秦，建立了后秦王朝，社会比较安定。姚秦国王姚苌和姚兴，都信奉佛教。所以，后秦的佛教，很快又兴盛起来。在洛阳的法和得到这个消息后，决定重回长安，而僧伽提婆准备南游，于是，二人分道洛阳，各奔前程。

　　东晋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僧伽提婆离开洛阳，前往江南。这时，寓居庐山的慧远法师，听说提婆南下，十分高兴，就大力搜索典籍，准备让这位西域高僧弘传真谛。接着，慧远把提婆接到庐山，安置在南山精舍，让他专心译经。提婆会见慧远后，二人商定，先译提婆最擅长的《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僧伽提婆这次译经，特别郑重，手执胡本，口宣晋言，临文诫惧，一章三复，去华存实，务尽本旨。因此，译本质量超过前译。慧远读后，宝而重之，并特为此二论作撰写了序言，盛赞其内容博大精深，其功用恢弘宇宙，其教化弦歌潜移，几乎达到空前的程度，而对僧伽提婆的译文质量之高亦是赞誉有加，序中说：“自昔汉兴，逮及有晋，道俗名贤，并参怀圣典，其中弘通佛教者，传译甚众，或文过其意，或理胜其辞，以此考彼，殆与先典。后来贤哲，若能参通晋胡，善译方言，幸复详其大归，以裁厥中焉。”

　　这两面论的译出，使用权庐山僧团的弘佛扬教活动，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慧远率领众弟子道生、慧观、道义、道慈、慧持等，深入研习，一时间形成小乘说一切有部经典的热潮。他们全面的接受了小乘理论，并认识到这才是最深奥的最精妙的理论。相反的又视大乘的《方等。经典为魔书。

　　僧伽提婆的译作，代代相传，流于后世，以至于今。而天竺和西域的原本，早己不复存在，全由汉译一一保存下来。实在是很珍贵的，僧伽提婆的译功永不可没。

三 京都弘教 讲授毗昙

　　僧伽提婆于东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离开庐山，东游建康（今南京），受到朝中名流的热烈欢迎。卫将军东亭侯王‘王旬’特地为他建立了一座精舍，让他驻足讲授毗昙学说。一时间名僧毕集，王公名士也多来听讲。僧伽提婆精提论旨，言简意赅，条理分明的宣讲，使来听者兴味浓厚，渐有领悟，满载而归。

　　僧伽提婆曾为东亭侯王‘王旬’讲说〈阿毗昙心论〉，王‘王旬’之弟王弥对它尤感兴趣，他“听之及半，便能自讲”，于是，就在另一间屋舍里给僧人们讲起来。一位高僧说，王弥基本上讲透了〈心论〉，而在一些细微之处，还不够精到，这说明僧伽提婆讲解〈心论〉，宗旨精到，词义明析，阐发义理，明白晓畅，极富启发性。所以，佛教史上流传了这一段佳话。

　　僧伽提婆译、讲毗昙，江东风扉一时。那时，佛教与政治紧密结合，出家人参与政治，发生了很多腐败事情，引起人们不满，从而对佛教也进行攻击，慧远在庐山曾多次与上层周旋，很费周折，就是因为带有玄学性质的佛教，站不隐脚跟随了。虽然沙门的名声遭毁，但上层人物并未放松对他的利用，这就是必须采用一种新理论；思想敏锐的高僧们，看到烦琐的毗昙，倒是一种可以替代玄学的新工具。特别是由身处山林高标清流的慧远来提倡，从表面上看，疏远了政治，从思想上看，适应了社会潮流。就这样，烦琐的毗昙，便代替了清谈流行起来，以致稍后译出更为烦琐的〈杂心论〉。此后，还又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的毗昙师。

　　僧伽提婆在江南庐山译的第二部经典，是慧远请他重译的〈三法度论〉。这部经典曾为道安在长安组织翻译过，名为〈四阿含暮钞解〉。由于译文水平原因，译文不易阅读，待僧伽提婆译出后，慧远十分赞赏，虽称三法，而以觉法为主导，目的在于使人生觉（智）。所以，它是初学者的阶梯。慧远受到了新译的影响，写了〈法性论〉，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其论文主旨主要针对旧说泥洹只谈“长久”，未明“不变”，所以特为说明“不变”之义。这种思想一直贯穿到慧远终年。

　　僧伽提婆承建康讲经的这年冬天，东亭侯王‘王旬’因阅读昙摩难提在长安译的〈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深感其文义未尽，校订不精，就召集在京城的义学沙们慧持等四十余人，组成译场，请僧伽提婆重译。由僧伽提婆的同乡沙门僧伽罗叉执梵本，提婆翻为晋语，让助手笔录整理。到来年夏天才译完〈中阿含经〉六十卷，还有〈增一阿含经〉五十卷。

　　僧伽提婆东渡华夏，在关、洛阳、江东译出很多经典。总计有百余万字。

　　僧伽提婆历游华、戎地区，备悉各民族风俗，为人从容机警，善于谈笑风生。与王公名士，僧俗士庶，无不热情相待，开讲宣教，诲人不倦，以听者悦悟为目的，实属难能可贵，所以，名盛江东。遗憾的是，僧伽提婆不详所终。

　　僧伽提婆为游化高僧，历经长安、洛阳、庐山、建康等地，在这些盛传佛教文化的重地译经讲学，专一毗昙，更得到朝臣的提倡和僧团的支持。所以，蔚为风气。在中国佛教史上堪称弘传毗昙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