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恩宗创祖、万代名僧——玄奘

    玄奘是中、印佛学的集大成者，又是中国传统佛学最伟大的学者；既是空前绝后的佛经翻译家，又是饮誉世界的宗教旅行家。他开创的慈恩宗（唯识宗、法相宗）在唐代流传的同时，先后流传到新罗（朝鲜）和日本，尤其成为日本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之一，以至流传到今天，而在中国早就不传了，直到近代才有人引起重视，加以研究。玄奘的译作成就，为后世译经的楷模，玄奘孑身西行取经的精神，成为克服困难激流勇进的象征。“唐僧”成为玄奘的唯一代称，成为中国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伟大人物之一。

一 少负奇才 佛门大器

    玄奘，俗姓陈，原名祎，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生于洛州缑氏县（今河南洛阳偃师）陈堡谷。为历代仕宦名家，他的远祖陈仲弓是汉朝著名的太丘县令，高祖、曾祖和祖父也都任职要位，父亲陈惠也曾作过小官，不久就退隐归家。陈惠年过五十，喜得少子，特别庞爱，给他取名叫祎是美好的意思。小陈伟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这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家庭！书香之味够浓的了。

    陈祎八岁时，父亲教他学习《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因为他聪明好学，记忆力很强，进步很快，不仅精通多部儒家经典，更重要的是养成良好的勤备的读书习惯。陈家长辈们都说：“这小子将来必是我们陈家的好后代！”

    陈祎的二哥陈素，先出家于洛阳净土寺，法名长捷。陈素精通佛典和老庄，很受僧众的敬重。陈祎不断到二哥出家的洛阳净土寺听诵经和讲论，一来二去，耳濡目染，对佛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萌发了和二哥一样出家的愿望。

    陈祎十二岁时，隋王朝派大理寺卿郑善果在洛阳选度二十七名和尚，当时，纷纷报名应选，包括陈祎在内有数百人之多，因陈祎年令太小，没有选中。但郑善果发现陈祎眉清目秀，器宇俊美，谈吐不俗，尤其是对佛教还能说上个一二三四，看到他前途有望，于是就把小陈祎破格剃度出家，取法名玄奘。

    玄奘，跟二哥长捷一起在洛阳净土寺习诵听讲，正式成为一名小沙弥。因其天赋极其聪慧，他跟景法师学《涅盘经》从严法师学《摄大乘论》时，一听就会，接着阅一遍，就全文可以复述。寺僧十分惊奇，便推他升座开讲，玄奘也就大模大样，升讲起来，结果不负众望，讲得有声有色，完整无遗。一鸣惊人，轰动洛阳，这一年，小玄奘刚刚十三岁。

    隋炀 帝大业末年（公元618年），天下大乱，饥荒严重，洛阳成了重灾区，玄奘和他二哥长捷无法只好离开净土寺，前往关中长安，后得知天下名僧都多聚在蜀地，况且该地比较安定，于是，兄弟俩又同往成都，住在空慧寺。在这里，听宝暹法师讲《摄论》、道基法师讲《杂心》惠振法师讲《八捷度论》，三、五年间，究通各部经典，为蜀都僧学第一，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玄奘在成都受了具足戒，成为一名年青佛学家。

    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玄奘为继续游学，离别了留恋蜀中生活的二哥长捷，和一群商人结伴出三峡，沿江东下，到了湖北荆州天皇寺，在这里讲《摄论》、《杂心》，淮海一带的名僧，闻风来学，六十高龄的大德智琰也对他恭敬执礼。半年后，又北上游学相州，从慧休法师学经，又往赵州从道深学《成实》。一路上，僧俗群众慕其博学之名，纷纭邀请他讲经说法，他有求必应。玄奘边学边讲，广采众家之长，佛学日益精进。

    唐高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而立之年的玄奘，再到长安，为使佛学精进，他先后从道岳、法常、僧辩、玄会等法师精研《俱舍》、《摄论》和《摄盘》，很快地他就穷尽了各家学说，受到大德和僧众的高度赞誉，一时名重长安。仆射萧‘王禹’上奏请他住持庄严寺。

    玄奘经过这么多年来的游学、讲学、从师受学，他发现不少学僧所依经典不同，异说不一，宗派林立，各执一说，尤其当时最流行的《摄论》、《地论》两家有关法相的说法很难统一，使有志之僧产生怀疑，很想得到能总括三乘学说的《瑜伽师地论》，方能会通一切，这样，追根溯源，疑纷就可破解，那唯一的办法是赴天竺求法。西行求法的念头，就这样产生了。

    玄奘，决定西行求法，便开始作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先学习西域各国语言和天竺梵文，再征求志同道合的僧友，偕伴同行，于是，玄奘就名正言顺地写出呈文，上报朝廷有关部门，批准后，才能启行。但是，是玄奘没有预料到的是，唐朝自立国之日起，严设关防，明令禁止出国。凡查出偷越国境者一律从重处罚。所以，玄奘的出国呈文，犹如石沉大海，玄奘的伙伴们，在极度失望之后，遂即散伙，各奔前程；唯独玄奘，矢志不移，壮心更坚，他决定明途不行走暗道，愿做一名偷渡客。

二 西域历险 天竺取经

    天随人愿，心从机遇。玄奘企盼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秋天，河南、关中、陇右等地大片地区，天降大灾，普遍遭受绝收和欠收，饥民浮动，朝廷立即下令，准许僧道俗众可到丰收地区去就食。玄奘即收拾行李随长安饥民西行，饥民们顺路下道，寻食保命，而玄奘却顺路一直走，信心实足。

    玄奘经秦州，到达兰州，应当地僧众俗士的请求，讲《涅盘》、《摄论》和《般若经》。有不少路经兰州的西域商侣，也到寺院听玄奘讲解经论，回国后到处宣传。

    玄奘继续西行，到了边防重镇凉州（今甘肃武威）。他想从这里向西，越玉门关边防站，偷渡出国。凉州都督李大亮奉命严守，盘查紧密。谁知让凉州守官发觉，追问后，急令他东返长安。可是，玄奘却得到了一位僧友的协助，很快逃离凉州。无奈只有绕道夜行，神出鬼没地走到了唐国最西边境城镇瓜州（今甘肃西安）。

    玄奘在瓜州打听了西行第一站是伊吾国（今新疆哈密）。还没有动身，凉州方面缉捕他的公文迅速到了瓜州，并张贴在瓜州城门上：“有僧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县，宜严候捉”。情势严重紧急，玄奘己觉得无路可走。正在这时，有一位信佛的瓜州衙吏，负责此案，见到了玄奘，当面撕毁了拿在手中的那份通缉文告，告诉他要立刻离开这里。玄奘的一丝稍稍安慰即被更加发愁的西行路线不熟，担心到玉门关被捉。天无绝人之路，恰好有个叫石盘陀的胡人，来关内礼佛受戒，二人见面交谈后，愿作向导，引玄奘偷渡玉门关，玄奘非常高兴。

    第二天傍晚，石盘陀带着一位骑着一匹瘦老红马的老胡人，在约定地点会见了玄奘，并介绍说：“老先生很熟悉西行路情，他经常来往伊吾国，前后有三十多趟了，叫他来生点办法。”接着胡老汉讲述了这一带路情的险恶，“瓜州的风为‘塞外三绝’之一，起风时，飞沙走石，雷霆轰鸣，所有行人驼马，都会被卷走丧生，葬身茫茫沙州中，象你一个人怎么能单独行动？还是不去的好。”玄奘尽管听到这可怕的信息，但西行取经的心毫不动摇，对胡人老汉说：“贫僧立志求法，决心到婆罗门国，即令葬身途中，也无所悔！”胡人老汉看玄奘这个坚强劲头，深受感动，便说：“法师既然如此坚定，我只好把这匹马送给你，别看它瘦，走起路来，和好马一样矫健，况且它能识路，去伊吾有十五次了。”

    玄奘和胡人老汉告别后，同石盘陀一起骑马西行，半夜时分，到了玉门关。二人为了安全，便绕过关卡，偷渡过疏勒河后，就在草地上展铺休息，二人相隔有一段距离，因为选择一个比较平坦避风的地方，再往前几十里，为玉门关烽火台监视区了。玄奘此时此刻，虽然躺着，却毫无睡意，只顾默默诵经，祈保一路平安。远处的烽火台，高高矗立，耸入云天，近处草原死一般的寂静，突然一个高大的黑人影走近跟前，玄奘一翻身坐起，定睛看时，是石盘陀，手中提着一把刀。玄奘立刻知道来人的意思了。这个两天前才向玄奘受戒，归依佛门的弟子，上路时就迟疑不决，顾虑重重。此时，玄奘先发话：“为了安全，你可以返回瓜州。”石盘陀亮着刀、走近一步说：“要是你让人捉了，供出我来，那不坑害了我家老小？”玄奘领会其意，便起身挺立，昂首望天：“要是被捉，任凭千刀万剐，绝不会供出你来！”石盘陀提着刀一转身跃上马迅速奔向返回瓜州的原路。

    玄奘单人独骑，向前走进了烽火防范区，摸黑在烽火台边取水时，险些儿在戍卒的箭下丧命，后来，一位戍盘查，得知玄奘西行真情，特地给灌装了水和给了些干粮暗中予以放行。玄奘这才离开大唐国境，一漫西北八百里茫茫戈壁滩的伊吾国方向去了。

    路上没有人兽足迹，只有人骨兽骨和野马，骆驼的粪便作为路标。走了百十里地，取下水袋想喝点水，不慎失手，一皮装水全倾覆到地下。真是后悔莫及，又乘马返回再取点水，只走了十来里路时，猛省自语道：“当年誓言，不到婆罗门决不东返一步！”便立时勒马，朝西北方向走去。就这样，强忍着戈壁滩的异常气候；白日晒得如进蒸笼，黑夜冷得如陷冰窟，耐着干渴，一直走了五天四夜才到了伊吾国。

    在伊吾休整半个月内，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王曲文泰得知后，遣使用权前往迎接，礼敬备至，延留他度过夏坐，并希望他最好能久留高昌。高昌王笃信佛教，十分器重玄奘，所以，人才难得，执意挽留。玄奘婉辞拒绝不行，最后，采取绝食办法，六、七天水米不打牙，气息微微，生命垂危。高昌王亲眼看着玄奘的西行快心，发自内心的感动，终于答应玄奘放行。后来，还向玄奘赔礼道歉，情感融洽，结为兄弟，更请求玄奘归国路经高昌时，可以给僧众们讲经三年，玄奘高兴的答应了。

    高昌王为了给这位大唐国的异姓兄弟玄奘送行，特地为他准备了够他足用二十年旅行物资，挑选精壮马几十匹，又选派几十名身强力壮的青壮年为随行役夫。还精心写了二十四封给沿途各国国王的信函，内容均提到对大唐西行取经使者玄奘要高接远送。玄奘对高昌王这位异姓兄弟的举动，铭感不己，特意书写《谢高昌王启》，来表示自己最诚挚崇高的感情。

    玄奘满怀信心偕行一帮人，由高昌王礼送出发了。一路经过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屈支国（今新疆库车），跋禄迦国（今新疆拜城到阿克苏一带），到达葱岭以北的凌山（今天山穆素尔岭）。这地方常年积雪不化，冰冻不融，路窄陡滑，茫茫耀眼，寒气袭人。玄奘一行，艰难地一连行走了七天七夜，才翻过这座大雪山。停歇时，才发现护送人员只剩下六成，驮运的马匹，只剩下四成。玄奘鼓舞大家继续前行。又旁经热海（又名大清池，今中亚吉尔吉斯共和国伊塞克湖）西北行几百里，到达碎叶城（中亚吉尔吉斯共和国北部托克马克附近），拜会了西突劂首领叶护可汗。

    玄奘在碎叶城呈上高昌王给叶护可汗的信函和礼物，受到叶护可汗的隆重接见和盛情款待。这位西突厥首领叶护可汗，当时控制着西域各国，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所以，叶护可汗特地写信派人送达各沿途国家，要他们保护玄奘平安经过。原来，高昌国所派随役仅有半数了，到碎叶以后，也就自行逃回去了。玄奘得到叶护可汗的大力帮助，一路风顺，通过了羯霜那国（今中亚），吐火罗国（今阿富汗北部）等中亚十个国家，越过大雪山，时间近一年，行程一万四千余里，直到邻近北天竺的迦毕试国（今阿富汗喀布尔附近）。

    玄奘从此继续东行，进入北天竺境内，过滥波、健陀罗、乌苌等国，渡过信度河（印度河）到达湿弥罗国，在这里停了两年多，瞻仰了释迦牟尼诞生地古迦毗罗卫城，参观了释迦牟尼在世时长住说法的圣地祗树给孤独国，参拜了释迦牟尼苦修悟道的菩提树和他圆寂圣地婆罗林。这个迦湿卫罗国（今克什米尔），是小乘佛教的发源地之一，为天竺佛教史上的“第四结集”留下了很多经论典籍。玄奘如鱼得水，尽情嗜经如渴，把三十万颂，九百六十万字的经论全部通学，如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一样，精神振奋，意志风发。

    玄奘到达佛教的国度里，主要亲身礼拜佛教圣迹，了解天竺现实的风土人情，同时，还遍访高僧大德，求教问学，就是通过这些高师名辈，广泛参学了《俱舍》、《顺正理》、《因明》、《声明》、《经百论》、《广百论》、《对法》、《显宗》、《理门》、《众事分毗婆沙》、《萨婆多部辨真》、《法智》、《日宙毗婆沙论》等，这前后化了将近四年时间，这一年，玄奘己经三十五岁了。

三 学那烂陀寺 从戒贤法师

    玄奘在北、中天竺游学、观览之后，继续向天竺最高佛教学府那烂陀寺进发，打算在那里得到深造。

    那烂陀寺是古天竺摩揭陀国王舍城东的著名寺院（今印度比哈尔帮巴腊贡），据传，原是帝日王为北天竺曷罗社盘社比丘所建，后经历代国王扩建，成为古天竺规模最大的寺院，占地一千二百亩，全寺分八个大院，僧房鳞次栉比，佛塔成排有序，极其壮丽崇高。全盛时期，主、客僧众常达万人。国王拨出专款为寺僧膳食之用，所以，该寺院在佛教学述研究方面，成就极大，该寺出过全天竺很多著名的高僧大德，因此，为佛教学者可以说是最最向往之地。

    玄奘求学那烂陀寺的消息传到该寺后，全寺立即推选出四名大德前往迎接。玄奘进入寺区，有二百多名僧侣和一千多位施主焚香持花，高捧幢盖，夹道欢迎，在一片赞叹声中，步入全寺中心。

    玄奘由二十名中年僧人簇拥着去拜见“正法藏”戒贤法师。时戒贤己一百余岁，道德、学问为天竺之冠，为最受僧众俗民的敬仰。为尊崇他而用“正法藏”称呼他，而没有人叫他的名字。玄奘恭恭敬敬顶礼膜拜，连称“老师”，戒贤立即让座慈祥地问玄奘的来历，玄奘礼貌地回答道：“弟子从支那国来，一心想从师学《瑜伽论》。”戒贤一听说“支那”，便泪流满面，用手招示大弟子觉贤来到面前，说：“你将我三年前患疾病的一段因缘讲给大家听听。”年己七十岁的觉贤满面泪水，诉说当时戒贤法师生病时的痛苦忍耐的情状，后来一天夜里梦见天人，说有位支那人前来求法，示意留寿等待，于是，静心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现下玄奘己来求法，真的应验了三年前大师天人感梦的因缘。众僧听后，无不唏嘘惊叹，玄奘听了分外悲欣交集，感慨万端。

    戒贤法师因年事己高，早就不再登坛讲经了，自梦感之后，讲经之心骤生，只有静待来时了。玄奘的到来，戒贤精神奕奕，早有准备所以，旋即于次日开讲《瑜伽论》，每次前来听讲的僧众，济济满堂，多达数千人，前后共讲了十五个月。

    那烂陀寺是一所佛教研究院，研究的内容，几乎包括所有佛教典籍，此外，还有因明（逻辑）声明（语言文学），天文、地理、医学、术数等。在全寺万余主、客僧人中，精通二十部的有千余人，精通三十部的有五百余人，精通五十部的有九人，玄奘很快加入这个班列，即成为十人。精通大、小乘经典的只有戒贤法师一位。

    那烂陀寺的僧人生活待遇，按学业成绩分为不同的阶层，玄奘很快因列入最高十人序列中，所以，他的待遇属最上乘的，供应的品种有每日担步罗果一百二十粒，槟榔子二十颗，豆蔻二十颗，龙脑香一两，大人米一升等。

    玄奘在那烂陀寺前后学习了五年。听习过《瑜伽论》三遍，《顺正理论》一遍，《显扬圣教论》、《对法论》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二遍，《中论》、《百论》各三遍，并兼学婆罗门书，其它全为质疑问题。在这里加深了佛学造诣，尤其还精通了逻辑、文字、音韵等文化知识，在中国佛学界树立起一通全面发展的人才丰碑。

    那烂陀寺的讲经，为讲座式，一人主讲后，众所者可以发问，辨难析疑，气氛热烈，活泼生动。玄奘在这自由民主的论辩中，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思辩能力。深得戒贤法师的信任和器重，所以，多次奉师之命为僧众讲解《摄大乘论》和《唯识抉择论》等，不但锻炼了自己的伶俐口才，还提高了佛学理论的思考，因此，他在所著《会宗论》一书中，会通大乘各家精义，深入浅出，精要得当。

    玄奘为了深知这个佛教国度的传教情况，在那烂陀寺参学五年之后，决定辞师别友游学南、东、西三天竺后，再返回那烂陀寺。计划如实进行，历时五年，游程三万余里，经历十个国家。行程中，气候炎热，野兽成群，种种磨难，自行克服。

    南游时，从名师学《毗婆沙》和《顺正理》等论。游东天竺时，中天竺学《集量论》，游南天竺时，学《大众部根本阿毗达摩》等论，当地僧众亦向玄奘学大乘诸论，并亲自问学《瑜伽要义》。游学西天竺时渡信度河，到北天竺，停了两年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摩》、《摄证法》、《成实》等论，从此东南行，仍还那烂陀寺。又到寺西低罗择迦寺，咨询决疑了萨婆多部三藏及《因明》《声明》等论。又往杖林山，从胜军居士学《唯识抉择》、《意义理》、《成无畏》、《不住涅盘》、《十二因缘》、《庄严经》等，又问疑了《瑜伽》、《因明》等，首尾历时两年，合在各地游学时间总计四年。

    玄奘回到那烂陀寺后，应戒贤三藏的嘱托，为僧众讲《摄论》、《唯识抉择论》，并沟通了当时大乘学说中“瑜伽”、“中论”两家的论争，特著《会宗论》三千颂，受到戒贤法师和诸大德的赞许。他的讲座和著作，由那烂陀寺象电光一样迅速传遍了五天竺各地。

    玄奘的名声传出后，有位精通小乘佛教的婆罗门教徒，声言要同那烂陀寺的高僧们比比高低。他专门写四十条经义张挂寺门口，还加附一项特别的说明：“如有难破一条的，我就斩首相谢。”最初几天，无人理会，婆罗门徒一时高兴的不得了。玄奘见了，让人取下这张四十条挑战经文，请戒贤法师和诸大德出面作证，要与这位婆罗门徒进行面对面的辩论。这一天，双方约定在寺内公开进行，数千僧众齐集寺中心广场，双方开始唇枪舌剑地不分胜负，经过几次轮番辩论之后，婆罗门徒己感力不从心，表现得口吃语讷，理屈辞穷；玄奘仍然大论滔滔，口若悬河，直驳得婆罗门徒目瞪口呆，无话可说，最后弯腰弓脊，表示认输，有气无力地走到玄奘面前说：“我今天输了，请按先约办吧。”玄奘对着大家说：“我辈佛徒终不害人，现在罚你为奴役，随我听命。”婆罗门徒欣然从命，此后，老老实实地做了玄奘的勤杂人员。那烂陀寺的这场大辩论，一时轰动了五天竺，支那高僧的声名，一直响彻在五天竺的大地上。

四 大会曲女城 誉满五天竺

    玄奘在天竺游学至那烂陀寺，学识己经大成，他很想回国弘扬佛教事业，这个愿望得到戒贤法师的赞许。于是，庄严经像，辞别戒贤法师和万众僧友，打算启程东归了。

    但是，就在这时，东天竺迦摩缕波国国王鸠摩罗，一再派遣使臣前往那烂陀寺迎接来本国传法，后来，国王亲自带兵前往陪迎。玄奘只好跟随了。

    鸠摩罗王见了玄奘非常高兴，礼敬有加，在一座有名的寺院，讲经说法。玄奘此时宣讲的是大乘佛法，根据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对该国的各派邪说，大加批驳一通，这一来，轰动全国。

    在这以前，曷利沙帝国戒日王对玄奘十分崇敬，他本身笃信大乘佛教，对大乘佛教研究中心那烂陀寺，特别重视，亲任护法，并捐巨资营建寺中一座大型讲法道场，——黄铜精舍。戒日王经过征伐统一了天竺，成为五天竺各邦的盟主。他的偏爱大乘，引起小乘信奉者的强烈不满。

    有一次，戒日王率军途经信奉小乘的乌荼国，国中小乘佛教教徒当面戏弄戒日王，说大乘是“空华外道”不值一说，还亮出了《破大乘论》七百颂，似一把利剑，晃动着说：“这是我宗根本论据，大乘学者谁也不能动破它一字。”

    戒日王立即打比方讽刺他们说：“我听说狐狸走在鼷鼠中间的时候，自鸣得意，夸耀说比狮子雄猛，有一天他真的见了狮子，就会害怕得魂不附体，无地自容。只是你们没有见过大乘高师，因此固步自封，坚守愚昧。一旦见了，那会跟狐狸见到狮子一样。”

    小乘教徒受到奚落，不服气，对戒日王说：“大王如若不信，何不把两派高手集中在一起，当面辩论，来定出事非曲直。”

    戒日王说：“这有何难！”

    当时，戒日王写书信给那料烂陀寺的戒贤法师，请他挑选大乘派高师，作好准备，以便应战。

    戒贤法师接信后，经过高层商议，最后选派玄奘、师子光、海慧、智光四位大弟子。但是，除了玄奘，其他三人，畏葸情绪严重，怯于临场。玄奘即刻鼓励他们说：“小乘各部经论，我在支那和在天竺之后都己反复研究多次了，我知道小乘到底是攻不破大乘教义的，各位不必担心，一旦辩论失败，责任完全由我来负，与各位无涉。”说罢，三人才缓和了紧张情绪，愿随同往，恰好这时，戒日王又来信说听候通知，择日而行。

    玄奘借此空间，又把小乘教徒所作的《破大乘论》七百颂的原文，逐字逐句，阅读分析，边读边摘出各种纰漏错误之处的观点文字，用梵文写成了《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一书，作好充分准备，坚决批倒对方。这本书呈给戒贤法师和各位大德过目，他们读后，无不叹服，并宣布立刻抄写告示于全寺僧众。

    玄奘本人也作好准备，等候通知，临场辩论的时候，鸠摩罗王的把玄奘请出讲法说经。同时，戒日王率军征伐恭御陀归来，得知玄奘被鸠摩罗王己请去的消息后，十分不快，马上派使者告诉鸠摩罗王说：“赶快把支那高僧护送回来！”而鸠摩罗王却坚定地告诉使者：“决不能放法师回去！”来使回禀戒日王，戒日王让传使再告诉鸠摩罗王说：“你说你头我可得，就请交给使者拿回来！”鸠摩罗王深知话说过了头，愧对戒日王，为了挽回彼此友好关系，主动派遣一支相当大的象乘车队和船队，大张旗鼓，逆恒河而上，亲自护送玄奘法师去拜见戒日王。戒日王见到这种情景，既往不咎，和好如初。

    玄奘受到戒日王的最高礼遇后，先后叙述了支那的政治文化和大唐皇帝的风姿异彩，使得戒日王仰慕不己。又重点地阐述了佛教大小乘学派的长知得失，戒日王更是频频称赞。玄奘又把刚写好的《制恶见论》一书，呈给戒日王，戒日王一目即知，心领神会，万分惊叹，很高兴地当着召进来的二十多位小乘教高僧解释说：“我听说只要太阳光一出现，那萤烛的光就会立刻黯然失去了光明；天空中雷霆震响，那锤凿的声音也会像哑巴一样没有声音了。你们认为是天下最善良的佛教宗派，己经被玄奘法师逐项批驳，如果你们不相信，那不妨站出来试试看。”停了好长时间，这二十多位小乘佛教高僧却面面相觑，一言不发，看来从心底里是认输了。

    玄奘大力弘扬大乘佛法的显著功绩，受到了戒日王的高度尊重，为此，戒日王拟定在国都曲女城，为玄奘特地举行一次全天竺佛学辩论会。戒日王在取得玄奘的同意的当天，就下达文告，让五天竺各国选出高僧大德，都集会在曲女城，去聆听支那佛学大师的高见弘论。

    曲女城盛会首先有戒日王和鸠摩罗王参加，其次参加的有五天竺的十八个国王，还有各邦国大小乘僧侣三千多人，婆罗门教及其它宗教徒二千多人，那烂陀寺名僧一千多人。这些参加者，全是广通经义，富赡雄辩的各派首领。

    曲女城大会的召开时间是在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也就是玄奘西行的第十六个年头。会议一开始，释迦牟尼金身是由戒日王和鸠摩罗王卫侍着，在一队装饰华丽的象群护送着，进入会场的。接着十八国国王和各国高僧都是按次序乘着大象进入会场，其他人也依次而进。玄奘被推为大会的论主，由戒日王礼敬请上七宝论坛高座。大会是以玄奘所著的《会宗论》和《制恶见论》两论的论点标宗，任人难破。两论都让人抄完悬挂在会场门口，并附有当时论辩惯例的声明：“如《制恶见论》中有一个字没有道理，被难破驳倒，就斩首向大家谢罪。”

    大会连续经过了十八天，玄奘大师依旧雄踞高座，恢弘大论，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提出质疑论辩，都得到大小乘佛徒的一致推崇，尊称玄奘为“大乘天”和“解脱天”。大会在这种独占论坛的情况下宣布结束。戒日王当场宣布赠给金钱一万，银钱三万，上等僧人一百领，接着十八个国王也都登场献礼，却被玄奘一一谢绝。而玄奘只接受了按天竺惯例论辩胜利者要骑着大象游行一周的做法。在那烂陀寺高僧大德的护拥中骑着打扮得非常美丽的大象，沿着曲女城敏繁华街道游行。在这个异国城市中玄奘所到之处都是人如潮涌，欢声雷动，以能睹支那高僧为快，整个曲女城，呈现出一个隆重而欢快的节日气氛。

    其后，玄奘又随喜了全天竺五年一度的“无遮大施会”，规模空前，热烈壮观。天竺佛教那种伟大的普遍济施精神，在这里展示得淋漓尽致，玄奘感到这次出国远行，游学取经的意义，是深入弘扬释迦牟尼的伟大精神，为此，玄奘充满了自豪感与自信心。

五 朝野大欢迎 君臣助译经

    玄奘在结束了“天遮大施会”之后，又受到戒日王和鸠摩罗王的高尚礼遇，再三请求长留天竺弘佛扬法，可是，玄奘的目的是“一睹明法了义真文，要返东华传扬圣化”。所以尽管两位国王情深意厚，但玄奘最终还是委婉地拒绝了，决心返回自己的祖国。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六月，玄奘作了充分准备之后，启程回国。原来，戒日王打算从海道护送玄奘返国，而玄奘仍想着允许高昌王讲经三年的事，所以决定不走海路仍走陆路。玄奘谢绝了两位国王所赠的珍贵礼物，仅接受一头驮经大象和一件准备防雨用的鹿皮披肩。登程后，前来护送的两位国王和成千上万的僧俗群众，络绎不绝，几乎是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一再握别，一再护送。

    玄奘一行，带了几百本梵文经典和各种佛像，由戒日王派特使用权携带文书，沿途送达各国国王，要求派人护送，所以一路顺利。可是渡信度河时，因遇大风浪，失却梵文五十夹，和各种奇花异草种子，停留在乌铎迦汉荼城五十多天，派人往乌仗那国抄写迦叶维部三藏。从此经过滥波等地，出迦毕试境，度越雪山，经睹货罗故地，过波迷罗川，越过葱岭，历时两年多，到了西域阗国。于阗国王延留，未能及时返归。在这里，玄奘了解到他走后发生的巨大变化；高昌国于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被唐朝派兵强占，置为唐朝郡县，国王曲文泰在国亡前己病死，西域各国都臣服唐朝。玄奘十分惋惜这位异姓兄弟的国王，默悼他在天之灵平安。

    玄奘到于阗时，那头伴他驮经，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象因渡水不幸溺死，所有经.像无法运行，正在想方设法。再者，玄奘考虑到当年自己是偷渡出国的，至今虽然满载而归，而不知能否得到朝廷的宽宥？因此，借此停留机会，给唐太宗写了一本呈文，表陈还国，派人随商侣入朝上奏。玄奘在于阗停留之日，不分昼夜，给于阗僧众讲《瑜伽》、《对法》、《俱舍》、《摄论》四部论，大约有七、八个月光景，使人回来，并奉敕令东归。诏于阗等国派人和马匹，骆驼护送玄奘回朝。

    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玄奘一行平安到了长安。朝廷及长安僧俗群众数十万人准备夹道欢迎。当时，唐太宗因东征高丽，己驻跸洛阳。启行前，己接到玄奘发自于阗的奏文，立命京城留守、宰相房玄龄率朝臣迎接。这一天，他率有关朝官到都亭驿下榻。第二天，举行隆重的迎接仪式，随后，护送玄奘到城内弘福寺，城内寺院的僧众全部出动，寺中的幡帐、幢盖和宝案也都全部摆列在朱雀大街至弘福寺的街道两侧，僧尼全部著装，列队护送玄奘和他带回的六百五十七部经卷，七尊金檀佛像和一百五十粒舍利等物。一路鼓乐齐奏，香花缤纷，烟云缭绕，赞响云霄。整个长安城万人空巷，车水马龙，争相欢迎和瞻仰这位载誉归来的一代高僧。

    随后，玄奘到洛阳拜见唐太宗，向太宗详细汇报了往返天竺取经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太宗十分赞赏玄奘的学识和风节，当时告诉左右大臣说；“过去拜道安被前秦王苻坚尊为‘神器’，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推崇，今天亲眼看到了玄奘法师的言论风采，我看，玄奘法师不比古代高僧弱，还要远远地超过他们呢。”

    玄奘的多才博学，敏达事理，引起太宗高度重视，在洛阳宫曾几次劝玄奘还俗从政，治理国家。玄奘却频频婉言谢绝，坚持终生献身佛教事业，致力于翻译经典。所以，请求太宗特准他到嵩山少林寺去译经，太宗考虑再三，最后，决定译场设在长安弘福寺，所需费用，由宰相房玄龄负责解决。玄奘喜出望外，叩首拜谢。太宗告诉玄奘将他的所见所闻“宜修一传，以示未闻。”玄奘立即应承，这就是后来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

    这年三月，玄奘由洛阳回到长安弘福寺，着于组织译场工作。由宰相房玄龄出面发文征调全国各大寺院谙熟梵文，通晓大小乘经典的高僧大德参加译场，担任助手。至于“笔受”、“书手”等人，则由朝廷提供。太宗为此还专门下了一道手谕：“所需人、物、吏力，并于玄龄商量，务令优给。”译场在玄奘的主持下很快组建起来，除玄奘担任译主外，其他都是各寺推选出来的高手，在佛学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如担任“征义”的有神‘日方’、神泰，担任“缀文”的有道宣，担任“字学”的有玄应，担任“笔受”的有窥基。为了使译经工作做得更好，确保译文的质量，“润文”一职除了学有专长的大德外，朝廷还专门派遣精通文墨的宰相级别的大臣于志宁、许敬宗、薛元超等人直接参与。在玄奘的领导下，在各位大师的齐心协力的配合下，译经十分顺利，少则每年几十部，多则上百部，经文的准确性，文字的雅训，可以说是千古独步的了。

    当年五月开始译经，到年底就译出《大菩萨藏经》、《佛地经》、《六门经》和《显扬圣教经》等佛经三十四卷。在译经的空余时间里，玄奘着手写作唐太宗指示的在西域所见所闻的《大唐西域记》一书，自己口述、由弟子辩机笔录，第二年（公元646年）七月，洋洋大观的十二卷本，即告完成。

    《大唐西域记》详细记述了玄奘赴天竺求法所经历的一百一十个和传闻得知的二十八个以上的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对各地山川地形、城邑关防、交通道路、风土习俗、物产气候、政治文化等也多有记载。所涉及的地区从中国的西北到今天的伊朗和地中海东岸，南达印度半岛、斯里兰卡，北到今中亚南部和阿富汗北部、东到今如南半岛及钱印度尼西亚一带。为研究中亚、南亚历史、佛教和中西交通史提供了极其重要宝贵的文献。后代考古学家根据这部书的记载，己对王舍城遗址，鹿野苑古刹、阿旃陀石窟进行了发掘，获得了极有价值的发现。这部书引起西方科学家的重视，十九世纪先后出了英、法译本，二十世纪又出了英重译本。

    玄奘把主要译经精力放在瑜伽派经典方面，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上半年即完成了一百卷的《瑜伽师地经》。六月，玄奘应诏在玉华宫谒见了唐太宗。太宗看到他译经和著述功绩卓著，又一次劝他还俗从政，玄奘也又一次婉言谢绝。太宗非常器重玄奘弘教传法的伟大志向，借此机会下了口谕说：“今日之后，自当协助法师弘道。”太宗得知《瑜伽师地经》译完后，立即让臣下呈上译本浏览，并令秘书省再抄几本，分送雍、洛等九州，让佛徒们学习传播。不久，唐太宗又为玄奘所译经论作了篇总序，这就是名传历史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这篇总序共七百八十一字，文笔流畅，极尽褒扬之词，恰如其分地濡染了玄奘西行取经，译经的经过，从宏观上道出了佛教东传的历史文化价值，真不愧一代圣君的恢弘胸怀和擎天手笔。为了这篇总序的流传，弘福寺怀仁法师集录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的行书墨迹，刻于碑石，藏于寺中。朝廷重臣，著名书家褚遂良，以楷书形式，写了两本，分别刻石，藏于长安的两所寺院中。这些刻石，均成为后代流传广泛，世人皆知的书法名碑和名帖。

    这年十月，太子李治为超度亡母文德皇后，在长安城内营建了一座慈恩寺，皇帝下诏玄奘入居该寺。太子又在慈恩寺内建造一座译场，让玄奘不废译经并主行寺务。此前后，玄奘呈奏太宗批准于诸州寺各度五人，以便弘扬佛法。

    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十三岁这一年，自感心力衰弱，将不久于人世，特诏玄奘在翠微宫入见，谈玄论佛，无不契合，君臣情谊达到了高峰。太宗当着玄奘感慨万千：“我与法师相逢太晚，不能广兴佛事了。”玄奘再三安慰太宗。在此以前，太宗自以为身体不佳，为恢复健康，曾服方土的丹药，御医也不断为太宗诊断，应候服药，也都无济于事，太宗的身体俞来俞弱，以至在翠微宫卧榻不起最后死于翠微宫，享年五十三岁。玄奘闻知如天崩地陷，摧肝裂肺肺，甚至痛悼不己，十分感念这位颇为知己的皇帝。玄奘虽年长太宗一岁，也深感身体不如以前，为了报答太宗的知遏之恩，为了早日完成这次巨大的弘传工程，也只有夜以继日地在慈恩寺忘我的工作了。

    玄奘每日的工作，安排有序，依次不紊；白天译经，如有事延误，晚上抽空补译完；晚斋之后，安排两个时辰，给僧众讲解新经，并解答僧俗学众提出的疑难问题；入夜，为本寺百名弟子讲论辅导，解疑答难。此外，还时时与本寺大德们相互交流，尤其是传递天竺弘法创立的各种学派理论，各部异同，更关心本寺与外寺年青僧众的学习情况。后来，不少学有所长的僧人，都在慈恩寺译场经受玄奘沐浴、熏陶渐染结果。

    玄奘平时，十分珍爱他从天竺带回的佛经、佛像，为了安全收藏，他呈奏朝廷批准在慈恩寺特地建了一座佛塔，依照天竺构式，全用砖石砌成上下五层，高达十八丈。就是今天依然巍立于西安城南市的大雁塔。

    玄奘的译经，不仅是把天竺带回来的梵文经典译成汉文，而且还把汉文经典译成梵文，以便文化交流。回国不久，玄奘应东天竺童子王的请求就着手把中国第一部哲学经典、老子的《道德经》译成梵文，传向天竺迦摩缕波国，促进中、外文化深层交流。他还注意到天竺古代高僧马鸣所著的《大乘起信论》，在天竺己失传，而在中国有译本，天竺僧人很想一读，玄奘就又依据南朝真谛的译本，译成梵文，保存了梵文本的佛教典籍，同时，也把它介绍到天竺去了。

    玄奘在天竺的游学弘法活动，深深烙印在天竺成千上万僧俗群众的脑海中，成为永久性的怀念。

    在玄奘西天取经回归长安八年后的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天竺那烂陀寺的老同学智光和慧天，特意委托本寺僧友法长，借去大唐的机会，给玄奘带了问候信和很珍贵的礼品。玄奘不忘友谊，在法长于第二年回国的时候，也让他给智光和慧天带去了问候信和高贵的礼物。

    玄奘于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开始翻译一部卷帙浩繁的大乘经典《大般若经》，共有二十万颂。译场人员和玄奘的弟子们感到工程太大，为便于流传节约时间最好选择节译，仍不能全面反映经典旨意，实属遗憾。最后，大家都接受了玄奘全译的意见，大家都沉浸在每天紧张而有序的译场中，整整化了将近四年时间，于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冬，也即武则天称制的第三年，完成了这部译经大工程。全经十六会，总六百卷。到此为止，屈指算来己有十九个年头了，共译出经典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比中国佛教史上任何译师的译数都要远远超过。成为中国佛教经典四大译师（鸠摩罗什、真谛、义净和玄奘）之一，堪与前秦的鸠摩罗什相提并论，（罗什总译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首推最为著越的佛典翻译家。

    玄奘在译经的同时，念念不忘职业本能的法事和弘扬。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05年），瀛州刺史贾敦颐、蒲州刺史李道裕，谷州刺史杜正论，恒州刺史肖锐等朝廷封疆大吏，乘晋京朝觐的时机，相继参见玄奘，愿受佛学指教。玄奘特为他们授菩萨戒，勉励他们尽忠君上，慈爱 人民，并进一步给他们讲解了菩萨行法。这些封疆大吏，因钦慕玄奘法师的人品，继续亲受其学，所以更加崇拜得五体投地，在他们的生活范围内，盛赞玄奘法师的译经讲经的功绩，“收至文于百代之后，探玄旨于千载之前”，还将玄奘比作经天光照的日月，把自己比作仰照怀恩的向日葵。

    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朝廷尚药奉御吕才，读到玄奘所译的《因明》、《理门》二论，自己提出新的解释，指责议论它的长短，造成极坏的影响。玄奘立即邀见吕才，和他亲自辩论，最后吕才辞屈理穷，无言以对，接受了玄奘的意见。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二月，玄奘为鹤林寺尼言宝乘等五十余人授戒，又为德业寺尼众数百人授菩萨戒。这些活动，都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严重影响了他的译经工作，但玄奘为此在所不惜，依然坚持，他认为这些活动和译经同等重要。

六 创立“慈恩” 辉煌河洛

    玄奘在去天竺求法之前，于唐太宗贞观初年（公元627年），在长安听了波颇密多罗（意为“朋友”）法师的传译和讲论之后，才动心动身前往的。

    明友是天竺著名的那烂陀寺佛学院里培养的俊才，他精通性相杂密三部学说，也就是能了解佛学的全部内容。他在长安译出了著名的三部书：《般若灯论》、《大乘庄严经论》、《宝星陀罗尼经》。玄奘通过这三部书的学习和讲解里，才知道天竺那烂陀寺佛教学说的盛况，才知道讲论瑜伽学说的有个叫戒贤法师的大家，又才彻底的了解到瑜伽学说有一本《十七地论》，渊远广博，无所不包，简直把瑜伽学说的所有内容囊括殆尽，中国的译本，仅只有一鳞半爪罢了。所以，要想窥察全豹，那只有亲临实地了。决心一下，非身体力行不可。

    玄奘去天竺取经，前后经过了十七年，除了游学七年，来回行程三年外，而正式修习的时间，在那烂陀寺从戒贤法师学习五年，在杖林山胜军法师处学习两年。原在祖国梦寐以求的瑜伽学说，在戒贤法师门下看到了全豹，在胜军法师门下弄清了所有的疑难，饱学瑜伽，高屋建瓴，一跃而为那烂陀寺最高阶层的十大名僧之一。在那烂陀寺学习、讲论和实践瑜伽学说的过程中，玄奘的第一部书是《会宗论》，将多年的中百论和瑜伽派的对立构通了起来；第二部书是《制恶见论》，主要批驳小乘学说正量部学者的异说，阐明了唯识的真义。玄奘的瑜伽思想，在天竺己经确立成为一家之言，声震五天竺，其雄厚的力度，就在这里。

    玄奘回国后，仅作了三个月的准备工作，就投入了浩繁的译经工程，前后十九年，转换了四个译场，先在弘福寺，又迁慈恩寺、西明寺，最后在玉华宫。十九年的译经，大体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贞观十九年五月到永徽元年的六年间（公元645年——560年）译出了瑜伽学的“一本十支”各论，追根求源地介绍了《地论》、《摄论》说的真相。最重要的一部译籍要数《瑜伽师地论》一百卷了。为了使瑜伽学说的来龙去脉更加清晰，接着又译出了那烂陀寺高座戒贤法师注解的《佛地经论》，可以说，玄奘把瑜伽学说从天竺到大唐通过译经作了个总结。

    第二个阶段，从永徽二年到显庆四年（公元650——659年）的九年间，译经主要解决俱舍学说的源流及其涉及到的学说，所译《俱舍论》和“一身六足的”〈阿毗达摩〉以及身论〈发智〉的译注〈婆沙论〉。所译内容，也是经过后世发展了的俱舍学说，己非本来面目。为了让世人公允地读这部分译著，玄奘同时又译出了相反关点的〈顺正理论〉和〈显宗论〉两部，让人看到〈正理〉〈显宗〉在评破俱舍学说的过程中，不无益处。也就在这种情况下，玄奘门下也分成了新旧两个系别：神泰、普光和法宝，他们对〈俱舍论〉解释截然相反。因为有译经，所以无法统一，即使玄奘出面调解，仍各执己见。

    第三个阶段，从显庆五年到麟德元年（公元660——664年）四年间，也是最后的重要阶段。玄奘以所翻译的资料内容来组成自己的学说体系，己形成规模。他以〈成唯识论〉为中心，来编译资料，他吸取了护法法师的〈广百论译〉和戒贤法师等的〈佛地经论〉的精华，又贯穿了〈辨中边论〉的道精神，将这三论的中观树立了自己的体系，即使这个阶段重头译本〈大般若经〉，在内容和文字上也染上唯识论的色彩，为建立新的佛教宗派——唯识宗（又叫法相宗）奠定了牢固地理论基础。

    玄奘在译经之暇的讲学中，进一步阐述了所译经典的学说，这又为后来建立唯识宗构架了主要的理论依据，对此，而其他佛教宗派也有所采用，在中国佛教界产生了极其广泛的作用。

    玄奘据其所译《成唯识论》，创立了“唯识宗”。所谓“唯识”，是指世界的本源是“阿赖耶识”，世界万有是“唯识所变”，“实无外境，唯有内识”，所以称为“唯识宗”。又因是分析法相而表达“唯识真性”，所以又称“法相宗”。再因玄奘初创、弟子基师开创的“法相宗”是在慈恩寺完成的，所以又称“慈恩宗”。

    “慈恩宗”以《瑜伽师地论》为本，以《百法明门论》、《显扬圣教论》、《五蕴论》、《摄大乘论》、《杂集论》、《辩中边论》、《二十唯识论》、《三十唯识论》、《大乘庄严论》、《分别瑜伽论》为支，这就是所说的瑜伽行派的“一本十支”的来历。

“慈恩宗”的基本思想是：

    第一，主张“三类八识”说。将人的认识作用分为八个识体，归结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识。它们的各自相应思惟、感觉器官为依据，其产生作用的对象是相应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外观现象，这一类又称“了境”能变。

    第二类为第七识“末那识”，是意识之根，其职能是起思维、衡量作用，这一类又称“思量”能变。

    第三类为第八识“阿赖耶识”，又名“藏识”，是各种法的种子所藏的地方，为世界万物根源，是前七识的共同依据。法相宗所说“识”的活动，只是前七识对第八识的认识，这是一个封闭体系，因而得出“万法唯识”的结论，这一类又称“异熟”能变。

    第二，主张“四分”说。即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相分，是认识的对象。不是客观事物，是由八识所表现的虚幻现象。见分，是识体对相分的认识作用。自证分是证知识体对形相认识的辨别作用，也就是见分对相分作用的自觉。证自证分是对自证分的再证知。“四分”的关系，就是对事物的认识过程。这是慈恩宗分析认识的职能和作用的方法。

    第三，主张“五位百法”说。“五位”即心法（精神现象），心所法（心的随属现象）、色法（物质现象）、心不相应行法（非物质非精神现象），无为法（不生不灭的现象）。五位中又各自详细分为若干种，合起来为百数，所以称为“五位百法”。这是慈恩宗把宇宙万有的物质精神现象的高度概括。

    玄奘通过译经有意识地创立宗派，以便廓清当时流传的所有的宗派，标新立异，流传于世。

    “慈恩宗”创祖玄奘，初祖基师，二祖慧沼，三祖智周。三传而逐渐衰微。

    但是，在玄奘门下，有不少弟子都是精英，除窥基外，而当时擅长瑜伽的有慧景、神泰、文备；讲究唯识的有圆测、慧观；通晓俱舍的有普光、法宝；讲解因明的有靖迈、文轨。他们都比窥基年长，又都亲近过玄奘法师的讲义，所听到的很多口义，都各自笔录，自有传述，见解一个比一个高明，因此，当窥基独树“慈恩宗”大旗的时候，由于原来的意见分歧，此时，反对者不乏其人了，公开对垒的就是玄奘的大弟子之一的圆测。

    圆测，新罗（今朝鲜）学人，后在玄奘的译场里成为领导。他比窥基长二十岁，曾经跟“摄论”师法常、僧辨学习过，受旧论影响较深，后到玄奘门下，所接受的新译学说，仍用旧观点去解释，这与单纯接受新学说的窥基来说根本不同，二人的观点逐渐对立。也许是玄奘器重后进的窥基，不少时间单为窥基“开小灶”讲唯识、瑜伽，谁知聪明的圆测，每次都偷听，偷听之后，立即加以整理，抢先著述，给窥基弄得很难为情。后来，玄奘又给窥基讲因明（逻辑），提高了他的辩论能力。玄奘对他说：“圆测虽能替《唯识论》作注解，却不懂得因明呵！”所以，后来圆测起而攻击窥基慈恩宗要害的时候窥基作《因明入正理论大疏》，来反驳圆测。

    为了稳定慈恩宗阵角，窥基弟子慧沼作《能显中边慧日论》一书，来驳斥法宝对于“五种姓”的反对说，又著《成唯识论了义灯》，来批判圆测、道证的旧观点，又作《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来简别文轨等的异义，经过这么多激烈的论争合，才是各方面的学说定于一尊，慈恩宗的势力才发展到最盛时。接着，慧沼弟子智周，也是才思敏捷，文笔畅达，著书立说，进一步壮大了慈恩宗声势，因慈恩宗弘传的地区偏在河洛一隅，虽给河洛佛教文化增添了绚丽色彩，但同时给其它宗派的崛起留了相当大的空间。

七 荣哀玉华宫 千载一唐僧

    玄奘秘年青时，怀着满腔热奋，矢志不移地冲破任何艰难险阻，到西天取经的宿愿。但往返途中，遇到的种种险恶环境，无不对身体有所损害；回国之后，受命译经，夜以继日，穷年匪懈，劳累过度，未老先衰。五十七见时，冷疾复发，一时命在旦夕，后经急力抢救，渐趋康复，又投入到紧张而无弛的译经工作中。

    玄奘为了加速译经进度，避开繁忙杂乱的事务，专事译经，特呈报准奏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冬，将译场由城内西明寺移至城外玉华宫。第二年初，即开始翻译《大般若经》，至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冬，六百卷的全经，宣告译竣。此时，自感体力衰竭，暂行停译。休息一个月后，译经的思想又一次萌发，接着选挑出一部数百卷世著《大宝积经》，于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正月初一又开场翻译，全体译员都分别到位，玄奘刚刚口诵才几行，突然觉得全身不舒服，马上放下梵本，停止了翻译，就抓紧调理治疗。正月初九日，不慎跌了一跤，痛情愈加严重。玄奘意识到危险的时刻不久就要到来，在脑子清醒 的情况下，让他的高足弟子嘉尚具录所译经论以及造像、写经、供养、施舍等项，宣读一过，玄奘自感庆幸，精神为之一振。二月初五日，玄奘己是气息微弱，手脚发凉，半夜时分，在玉华宫嘉寿殿安然圆寂，享年六十九岁。

    一代佛学的高照吉星陨落在京都长安，噩耗传布天下，僧俗万众无不悲痛。消息传到皇宫，唐高宗痛哭失声，高喊着：“朕失国宝矣！朕失国宝矣！”遂下诏罢朝三天，以示举国哀悼。玄奘的遗体，按佛教仪式，进行了火化。四月十四日，唐朝廷诏告在长安城东白鹿原，隆重举行玄奘骨灰的安葬仪式。这一天，远近五百里的僧俗群众赶来送葬的有一百多万人。也许是感动了上苍，乌云万里，风咽云凄，浩浩长列，素服缁衣，人流缓行，面含悲戚，在送行的哀乐声中，弟子捧着玄奘的骨灰，小心翼翼地安放到墓穴中。墓地周围，香烟缭绕，素花满地，有三万多僧俗群众为这一代佛学英灵昼夜守丧。

    玄奘的弟子们念念不忘先师的奋斗精神和遗教，着手整理玄奘的事迹，由慧立和彦宗执笔，撰成了十卷本，八万字，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千载名垂万代敬仰。

    玄奘的著作，在天竺用梵文写成的《会宗论》三千颂，《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和应东天竺童子王请求而造的《三身论》三百颂，因都没有译成唐文，所以中国也就没有流传。至于《大唐西域记》一书，是玄奘口授，弟子辩机写成的。还有后来由弟子们编辑的一卷本的呈奏“表启”。玄奘的系统学说，均没有原著文字，都是玄奘根据新译本讲解时，为其门下弟子各家所笔录的口义，后来，编著成书的，以圆测一派新罗学人为多，而窥基慈恩一派的著作相应为少。另有后世公认为玄奘所作的有三篇：《三类镜》一颂（收在《成唯识掌中枢要》卷二内）、《赞弥勒四礼文》（收在《法苑珠林》卷十六内）、《五种不翻》（《翻译名义集序》引）。

    玄奘的学说，除窥基直接继承开创慈爱恩宗外,玄奘的新罗弟子圆测等坚守在西明寺，宣扬玄奘的唯识学说，与窥基的慈恩宗分庭抗礼，各执其传。圆测虽没有标新立宗，但一直以西明寺为阵地，接续传新罗弟子。圆测后受则天武后皈依，新罗王请求他归国，武后不允。圆测有著作多种，大多散佚。圆测的弟子道证、胜庄等，新罗国人，著述颇多，在宣解唯识学说方面较为公允，不拘泥于圆测、道正之说，有一定的影响。

    玄奘的唯识因明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律宗道宣继承北朝慧光到智首的一系，专门研究宣讲《四分律》，吸收了玄奘的新译佛典思想，组建了律宗体系，依据唯识学观点建立了《戒体论》，成为佛宗的中坚，因为道宣住长安南山，所以，称为南山宗。

    玄奘门下还有日本学人道昭、智通。道昭初传慈恩宗到日本，成立了法相宗。以地方分，这一系为南寺传。在慈恩宗三祖智周门下，还有日本人玄‘日方’、再传慈恩宗到日本，成为北寺传。日本的慈恩宗（法相宗）传承不衰，以至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