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法百通的佛学家——菩提流志

    在中国佛教史上，外来传法弘教的僧人和学者，多为自愿东渡来华的，为弘传佛文化，不以万里之遥，长途跋涉，捐躯异国，其精神可歌可泣，但也有在本国学有成就，名播国外，受到国外推重而前去邀请讲学的佛教学者，那就寥若晨星了，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菩提流志。他是名播五天竺，受到唐高宗的羡慕，派专使迎到大唐的长寿高僧。

一 负盛名大唐特邀请 为女帝杜撰《宝雨经》

菩提流志，南天竺国人，婆罗门种，姓迦叶。本名达摩流支，意译为法希。年十二，从外道出家，从师波罗奢罗，学习“声明”“数论”等。历数、咒术、阴阳、谶纬、天文、地理、医方等，样样精通。年六十，遇到大乘上座部高僧耶舍瞿沙，论辩服输，方才回心，知道外法都是不正确的，悟出释教是正道，学问渊深，于是，就隐居于山谷，开始学习起头陀。

达摩流支，从耶舍瞿沙学习各种经论， 五年后，又开始游学五天竺，遍历所有的寺院讲堂，随讲佛典三藏，名扬五天竺，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佛学大师。

唐高宗闻听达摩流志的声誉，很羡慕他的道德高风，于永淳二年（公元683年），派遣专使，前赴天竺迎接，来大唐传法施教。经过了十年的往返跋涉，至武周长寿二年（公元693年），达摩流支随唐使者风尘仆仆到达神都洛阳，时年122岁，而唐高宗己经去世十年，武则天己称帝三年了。

达摩流支到达洛阳后，受到武周则天皇帝的优厚礼遇，先住佛授记寺，后住福先寺，在这里安排了译场，并请来唐天竺僧担任宣译的笔录，同时，又让中国义学名手担任缀文和证义。达摩流支在这里译出了著名的《佛境界》、《宝雨》和《华严》等经，总计十一部。武则天对达摩流支所译佛经尤加敬重，特降诏给他改名为“菩提流志”，此后，就以菩提流志的名字在大唐活动起来。 

武则天称帝的主要舆论，是薛怀义等十名僧人伪造的《大云经》和《大云经疏》，而菩提流志在翻译《宝雨经》时，为迎合武则天的政治需要，加进了一段内容，原文是：

“尔时，东方有一天子，名日月光，乘五色云，来诣佛所。佛告天曰：‘天子以是缘故，我涅槃后，最后时分，第四五百年中，法欲灭时，汝于此赡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经于多岁，政法教化，养育众生，犹如赤子，令修十善，能于我法广大住持，建立塔寺，又以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供养沙门。’”

文中说得相当明白，日月光天子现女身为自在主的时间，是在化涅槃后的四个五百年，也就是佛去世一千五百年后，在天竺国的东北方的支那国，直说就是中国。“日月光”不就是武则天的名子“日月当空”的“曌”字吗？菩提流志煞费苦心，借《宝雨经》来进一步阿谀武武皇帝，作为一个外国人，也夠明智了吧？她在后来写的一篇文章中妄称自己是“前世积下功德，叨承佛记金仙降旨，《大云》之偈先彰，《宝雨》之文后及。”接着，赞誉之文满天飞，都把《宝雨经》当作先兆宝典，为中国的女皇登基，说成是天命所赐，大加宣扬，宰相李峤在专文中说：“象藏秘箓，祯符郁乎《大云》；登迹乘时，灵应开于《宝雨》。受先父之付嘱荷遗黎之负担。”为武则天篡唐为周伪造文字根据，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宝雨经》在菩提流志手中不是创译本，而是新译本。这本佛经就有两种译本。都是南北朝时南朝译的，第一次是在梁武帝天监（公元502——519年）中，由扶南国（今柬埔寨）高僧曼陀罗仙译的七卷本；第二次是陈朝（公元557——589年）中，由扶南僧须菩提译的八卷本。查这两种译本，都没有菩提流志所新加的这段文字，看来这纯是菩提流志杜撰的。

武则天登基当皇帝时，洛阳的一大批佛徒，为伪造《大云经》、《大云经疏》下了不少功夫，声称一位女菩萨可当国王，得转轮王。这批僧人一时青云直上，都受到奖赏和封赠，有赐爵县公，有赐紫袈裟、银鱼袋，原道在佛先的规定，也被武则天翻了个个儿。而菩提流志如此杜撰，搪塞经文，为刚上台的皇帝，附会新的理论依据，理所当然的要受到武则天的赏赐，首先是武则天为他改名，把达摩流支（意译法希）下诏改成菩提流志，（意译觉爱），武则天为此也绞尽了脑汁。不过，这两次杜撰佛经的主要僧人，其后果有所不同，上一次的蘖怀义等遭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这一次的菩提流志，却继续受到唐中宗的尊崇，令命永垂后世。

二 功役《大宝积经》 四朝德貴道尊

菩提流志在大唐的主要活动，除了武周时为则天皇帝服务外，其后是进行正常的译经、弘法、修炼活动。大大内林光殿译《大宝积经》，法藏受诏为证义，菩提流志自武则天让位之后，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后主动要求住西京崇福寺，在这里又组织了译场，继续编译大部头的佛教经典《宝积经》。

不久，中宗被子韦皇后和武三思合谋毒死，独揽朝政，临淄王（玄宗）隆基密谋发动宫廷政变让其父睿宗复位，改元为天。

睿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下诏让菩提流志转长安北苑白莲池甘露亭继续译经，于先天二年《大宝积经》译事告竣，睿宗皇帝亲自作序。这部经新旧合四十九会，各会可独立成篇，类似丛书集成，总共一百二十卷。本年四月八日将经本进呈朝廷。菩提流志所译的《大宝积经》，此前己有部分译作。玄奘法师天竺取经时，带回了梵文原本，并曾译出其中的第十二会，取名《大菩萨藏经》。玄奘晚年译完《大般若经》之持后，便开始继续翻译《大宝积经》，但只译了几行之后，深感受力气不支，遂搁笔不译，终未完译。菩提流志也深感经量太重，一面拟继承玄奘遗志，译完此经，一面又采取灵活多变的措施，原有的所译各会，经过认真的校正，其质量大家认同的，可编入译本中；有的译文问题多，经过补译修订，再行编入译本；旧译文整理完后，再进行新译。菩提流志主持的新译文共有二十六会三十九卷。

菩提流志的译经工作，曾得到两代皇帝的亲自支持。神龙二年开译这一天，中宗亲临大内佛光殿法筵，亲自笔受经旨，文武朝官侍坐，后妃在坐同观。

睿宗复位后，也曾依中宗故事，亲临法筵笔受。这次大型翻译工作，参加的都是全国文字修养高强的人物，译梵文的为天竺大首领伊舍罗等，证梵义的为天竺僧波若屈多等，证义的有沙门深亮、胜庄等，次文的有沙门承礼、云观等，润文官有当时著名的朝官文人卢粲、徐坚、苏瑨、崔璩等，监译官有宰相陆象先、尚书郭元振、中收令张说、侍中魏知古等。由于朝廷的重视，《大宝积经》的文字质量得到了一定的保证，在流传过程中，得到世人和后人高度的评价，玄宗时洛阳令徐锷撰写的《大宝积经疏》中极尽赞颂之词：“大乘章句，义不唐捐；小品精微拯无遗溺，能事毕矣，佛何言哉！”

菩提流志自译完《大宝积经》后，不再译经，进行弘教、修炼禅观。玄宗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随驾到东都洛阳，住长寿寺。十五年十一月四日，嘱咐弟子五日斋戒，并令侍僧散去，右胁安卧，安然圆寂，享年一百五十六岁。

玄宗闻知，敕赠鸿胪卿，谥号为“开元一切遍知三藏”。命内侍杜怀信负责丧葬事宜，所用一切，务从优厚，送葬时，引导灵车用的鹵簿羽仪，幡幢花盖层层叠叠，甚至填塞向南去的定鼎大道，这是历史上罕见的僧人丧葬事件，时人后人十分感慨，试观菩提流志的道尊德貴，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一年，十二月一日，迁葬于洛阳龙门西北原，建塔、树碑以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