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渡传法的律学大家——鉴真

从初唐的“贞观之治”，到盛唐的“开元盛世”，唐王朝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当时的国际间，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佛教文化，对东方的日本、朝鲜等国发生过历史性的变革，其影响之深难以估量。

在唐王朝佛文化东传中，有一位中国僧人矢志不移、历尽艰辛，前后六次航海东渡，终于成功的到达日本，在弘传佛法和艺术十年之后，为日本的佛教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貴的生命，成为唐王朝一位著名的国际活动家，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就是唐代律学大家鉴真法师。

一 律学名家传江淮 遣唐史邀赴日本

鉴真，俗姓淳于，扬州江阳（今江苏扬州市）人。唐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出生于一个信奉佛教的家庭，其父曾在扬州大云寺，从智满禅师受过戒，学习禅法。

鉴真十四岁时，有一天，随父亲到大云寺朝圣拜佛，见到高大庄严的佛像，感情十分激动，当即就告诉父亲，要求出家。父亲感到自己的孩子有大志，于是就同意了。十分凑巧的是，武则天这一年下诏天下各州寺院度僧，鉴真就在大云寺随智满禅师出家，成为一名小沙弥。

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十八岁的鉴真，在学习完一般知识和仪规之后，离开老师到会稽（今浙江绍兴）龙兴寺，从道岸法师学戒律，并受菩萨戒，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僧人。

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南山律宗”开宗祖师的道岸，应皇帝诏，启程北上长安。鉴真为追随名师，也开始了北上游学洛阳和长安的活动。第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在长安实际寺开坛受具足戒，授戒师是德高望重的弘景法师。

鉴真受戒后，取得了讲学的资格，虽然如此，他还是孜孜以求，拜师问学，来往于长安、洛阳间，主攻律学，兼学建筑、绘画、科技工艺，医学等学术文化，成为一位百科通的学问僧人，打下了他以后东渡日本弘法传艺的活动基础。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鉴真在长安、洛阳开始讲授律疏经义，成为两京著名的年青律学学者。这一年鉴真二十六岁。为了在南方弘传律学，不久他回到了扬州。

开元五年（公元717年），道安律师去世，鉴真便继承了道安的衣钵，担负起宣教的工作，传播律学，登坛授戒，为肃整僧团组织，弘扬佛法尽一切努力。三十年间，鉴真担任过龙兴寺、大明寺主持；给僧俗徒众讲解律宗经典《四分律疏》四十遍，《律钞》七十遍，《轻重仪》和《羯磨疏》各十遍，又亲自发动建寺，八十余所和造像、建塔、开无遮大会供养僧众，缝制袈裟三千领赠送五台山僧人，抄写《一切经》三部，各一万一千卷，他剃度的僧人有四万余人，江淮所有奉持律戒僧，尊他为授戒大师。他在洛阳、长安刻苦钻研的医学和工艺绘画，在江淮一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鉴真在扬州的弘法活动，成绩卓著，名声远扬日本。日本国政府决定派遣唐使前赴扬州招聘鉴真。从此，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又增添了光辉燦烂的一页。

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是日本国孝德天皇大化二年，天皇发布改革诏书，这就是日本国载之于史的“大化革新”，日本国进入封建社会，也叫“奈良时期”（公元710年——784年）。日本国为了巩固社会改革成果，掀起了学习大唐文化的热潮。自公元630——894年，日本政府共派出十九次遣唐史（有十三次到中国），每次有数百人之多。他们为发展日本文化，增进中日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鉴真是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随日本国第十次遣唐史受聘赴日的。

第九次遣唐史有两位日本青年学问僧荣睿和普照，在大唐学习了十年后，在东都洛阳大福先寺，特聘了一位中年高僧道睿律师，天竺僧人普提仙那。但道睿的学文资格，不够理想，所以，荣睿和普照又来到中国，在长安访问了鉴真的弟子道航，得了鉴真的真实情况，并决定赴扬州面谒鉴真，恳请鉴真赴日授戒传法。但究竟能如何，只有见拜后才再作定论。

于是，荣睿，普照邀请了长安的僧人道航和澄观、洛阳僧人德清和高丽僧人如海等，都异口同声愿随同赴日本传教。这年十月，在道航的前引下，一行到了扬州，在大明寺，两位日本学僧，拜见了鉴真和他的几十位弟子，并诚恳地说道：“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愿大和尚东游兴化。”

鉴真当年在洛阳、长安游学期间就知闻西域僧人来华传法，中国僧人西去取法的故事，异常感受动；今天见了两位日本学僧的邀请，同样思绪联翩，不能自己，当即对弟子们说：“听说日本有位长屋王子，崇信佛教，曾做了一千件袈裟赠给中国僧众，并在袈裟上绣了四句诗：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寄诸佛子，共结来缘。

可见，日本国是与佛有缘的国度，你们谁愿意跟我同受邀请，赴日传教弘法？”

四座无声。

弟子祥彥，为了打破这难堪的沉默，站起来说道：“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身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到。以此之故，众僧都默然无对。”

鉴真听后动气地说：“师傅既然要去，我愿跟随你去。”接连下去，道兴、道航、如海、澄观、德清、思托等二十一人也都表态说：愿随大师赴日弘法。

于是，鉴真同二十一位僧人，在佛像前立誓约议，完成宏愿。荣睿、普照面对此情此景，也十分感动，就这样，他们二僧的心算是放下了。

二 矢志东传佛法，东渡五次失败

鉴真和荣睿、普照商量的结果是，唐朝海防严守，不经朝廷批准，一律不准出海，如果上报，也不一定能允准，况延误了时日。于是，他们商定不公开出海目的，只称去天台山国清寺供养众僧。就这样，加紧作好准备工作。

荣睿、普照在长安时，曾求到宰相李林甫的兄长李林宗的信函，请他们转告在扬州任仓曹参军的侄子李湊协助造船，所以，造船工作如期完成。鉴真一行人所准备的干粮、药物、日用品和所带经典、佛像等也都齐备，分别寄藏在大明寺、开元寺和既济寺中，整装待发的时刻到了。

因为是私渡，启航前，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减少助力，完成伟大目标，所以，道航提了个意见：“今向他国，为传戒法，人皆高德，行业肃清。如海等人，学道未久，是否可以暂留国内，不预此行？”

如海一听，恼羞成怒，二话没说，立即到采访使官署告密：“有僧道航，造船入海，与海盗联络，都有若干人，己备好干粮，在既济、开元、大明寺。还有五百海盗己经进入城里。”采访使官员一听，立即发兵搜捕鉴真一行人。经过拿问、调查，私通海盗之事纯属捏造，官府将所造船只没收。日本僧人被拘留四个月，后奉旨送回本国，玄朗、玄法返回日本，荣睿、普照不愿官送，暂时留下。如海判为诬告，断他还俗，挨六十扙，送回新罗。就这样，第一次东渡失败了。这是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春天的事。

鉴真没有灰心，待见到荣睿、普照后，再三安慰他们说：“不須发愁，等时机成熟，一定能如愿以偿。”说罢，立即拿出官币八十贯钱，让人买了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鳞的军船一艘，又雇了水手十八人，具办了需要携带的用品、经典，还物色了各种工匠技术人员，连同祥彥、德清、思托、荣睿、普照等十七人，整个船上八十五人。于天宝二年十二月的一天夜里，启程东下，当行至狼沟浦时，大风浪击破了船，第二天修好后，继续航行，但船一出长江口，又遇狂风飓浪，在一个海岛 上停了一个月，待风浪隐定后又启航，可是到浙江海面，风浪骤起，船在桑石山触礁破坏，所有物品全部卷走，船搁浅了，人被困在荒岛上，三天三夜断粮断水，后被渔民发现，得以抢救。第八天，遇到巡逻官船，八十五人被送到明州（今宁波市），鉴真等十七人，被送到浙江阿育王寺，其余人遣送原籍。第二次东渡又以失败告终。

鉴真仍没有灰心。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初春起，鉴真一直奔走于浙江、安徽等地，开坛讲学，传法受戒，同时暗中筹资，作东渡准备。无风不起浪，鉴真东渡的消息，让越州（今紹兴市）僧人得知，他们规劝挽留鉴真不得，就归罪于日本僧人，于是，向官方告发，官府逮逋了荣睿、普照，然后把他俩押解长安。荣睿在押解途中生病，在杭州诈称病死，才脱了身。第三次东渡被扼杀在摇篮里，失败了。

鉴真更没有灰心，尤其在阿育王寺又见到了来访的荣睿、普照，同时又作起了东渡的准备。天宝三年冬，鉴真派弟子法进带两名僧徒，携着款项到福州购买船只，并置办各种必需物品；他自己带领祥彥、荣睿、普照、思托等三十余人，翻山越岭，取便道向福州进发，打算汇合后启程。待走到台州黄岩县禅林寺时，突然被官兵包围，全被押送到扬州。后得知是鉴真弟子灵佑报告江东采访使所为，主要担心师傅途中，恐遇不测，才告官的。这样一来，第四次东渡行动，又半途夭折了。

鉴真东渡弘教，矢志不移。天宝七年（公元748年），荣睿、普照在离开鉴真三年多后，又返回扬州，与鉴真筹划东渡事宜。这次同行僧有祥彥、神仑、德清、思托等十四人，水手十八人，总共三十五人。一切事办妥后，于六月二十六日深夜，从扬州崇福寺出发，经瓜州运河入海向南，因风逆向，在越州小岛停了一个月，后又启程，突然遇到风大浪急，船在海上随风浪漂流到海南振州（今海南崖县），才靠了岸，时天宝七年十一月，第五次东渡又归于失败。

鉴真一行，不久被官府发资送回扬州，途中荣睿、祥彥先后去世，鉴真的双目全部失明，普照中途请示，离开鉴真，前往阿育王寺，待机而动。待一行人到扬州时，己是天宝十年了，鉴真年六十三岁。

三 六次东渡成功 弘法传艺日本

鉴真东渡弘法的理想，终于得到实现。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农历十月十五日，日本国第十次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来到扬州延光寺拜访鉴真。他们原奏请玄宗批准邀请鉴真东渡传法，但曹玄宗回绝。他们此行，是来与鉴真商量，如果他个人同意，那就随遣唐使船共赴日本。而唐朝规定私人出国必須经官府批准。尽管如此，鉴真东渡弘传，矢志不渝，当即慨然允诺，愿随遣唐使船一同行。

鉴真于十月二十九日夜，离开扬州龙兴寺，踏上第六次东渡征程，十一月十六日，搭乘日本遣唐使四艘中的第二艘，随行弟子有法进、思托、昙静、义静、法载等十四人，还有尼僧智首等三人，以及几位居士；扬州的潘仙童，西域的安如宝，东南亚的军法力，越南的善听等，共二十四人。携带的有各种佛像、舍利、经典、还有金、玉器皿、饰物、二王的字帖等。普照得知消息后，也如期赶到会合地搭船前行。十二月二十日，抵达日本九州南部的秋妻屋浦。鉴真一行，第六次东渡宣告成功。

天平胜宝六年（754年）二月四日，鉴真经过日本太宰府、大阪而到达日本首都奈良。沿途受到僧俗官民的热烈欢迎和招待。后被安置于东大寺。国王下诏慰劳，还授鉴真“传灯大法师”之位，诏书上说：“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尚。”四月，鉴真于东大寺设戒坛，登坛为日本圣武上皇，光明太后、孝谦天皇等授菩萨戒。又为日本沙弥澄修等四百四十余人授戒。己受过戒的灵福等八十多人，也要求重新从鉴真受戒。九月，东达寺戒坛院成立，鉴真首任戒和尚，为僧人受具足戒。又成立唐禅院，为鉴真一行居住、弘法培养僧侣的地方。天皇于第二年五月，又任命鉴真为“大僧都”，任命鉴真弟子法进为“律师”思托、普照等人也都成为奈良佛界重要人物。

鉴真在圣武天皇死后，被朝廷免去“大僧都”之任，尊为“大和尚”。此后，鉴真专事弘传教化。为了不受干扰，他利用朝廷施给自己的田园建造了一座唐招提寺，鉴真由东大寺迁于此。不久，被收为官寺。成为日本律宗的总本山，而鉴真成为日本律宗始祖。

鉴真对日本佛教典籍的整理，贡献也很大。日本原来的典籍，都是由朝鲜传入，口授相传，讹误很多。日本政府后来委托鉴真一行人整理佛典，经过艰苦的校订，这些佛典在流传中，起到了正确的导向作用。

鉴真对日本的建筑、雕塑、美术、书法和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极其特殊的作用。他用鼻嗅法，把正仓院藏药品，逐一分辨，列出用途，撰有《鉴上人秘方》一书，传于世。后来，日本药商曾一直把鉴真奉为药祖。鉴真带去的“二王”法帖，和擅长“二王”书法的弟子，对日本书法的流行，具有时代的开创性。鉴真带去的夹纻造像，及唐招提寺的木雕群像，打开了日本雕塑史上的第一页。日本的寺庙建筑艺术，也无疑归功于鉴真大师。可以说，鉴真大师给日本的上述文化，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鉴真在日本传教十年（公元753——763年），于天皇天平宝字七年（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五月六日，于唐招提寺住所，双腿盘坐，如入禅定，面向西天，寂然坐化，享年七十六岁。伟大的中日文化交流使者，永世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