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门论辩家——李筌

在盛唐道士中，以独特的入世观点著书立说，警戒世人的只有李筌一人而己。李筌由仕入道，坎坷异常，体世深刻，洞察时事，思辩敏锐，著书立说，立意新，措辞奇，尤其是以人定胜天的天道观著称于世，下开中唐柳宗元、刘禹锡天论观的先河，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贡献。

一 嵩山岩洞得《阴符》 骊山老母说玄义

李筌，号达观子，陇西（今甘肃）人，大约生活于唐玄宗，肃宗时代。曾任荆南节度判官、邓州刺史，后入为郎中。

李筌后居中岳少室山，好神仙之际道，常游历名山，广泛采纳方术一日，在嵩山虎口岩，得《皇帝阴符经》，素书朱漆，盛装在玉匣中，上题：“太平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用传同好”。由于传本年代久远，己经糜烂，李筌抄写下来，读了数千遍，到底不解其义理。

后来西游，在骊山下遇一老母，头顶挽着高髻四围之发下垂，穿著褴褛，手扶拐杖，其形貌和一般老妇不同。她坐在路旁看着余火燃烧着一棵树，于是自言自语地说：“火生于木，祸发必克。”李筌在一旁听后十分惊异，接着就问老母说：“这是皇帝阴符中的句子，老母是从哪里得来的？又从而提到它？”老母回荅说：“我接受此经己经是三元六周甲子了，你这位少年是从哪里得到的？”李筌恭恭敬敬地向老母叩了两个头，告诉了他所得到这本书的时间和地点。

老母说：“你这位少年的颧骨贯穿于生门，而命门齐于日角，血脑未减，心影不偏，德贤而好法，神勇而乐智，可真称得上是我的弟子呵！然而，你四十五岁那年当有大的危险。”于是，便拿出丹砂书写符箓一道，挂在拐杖一端，让李筌跪下而接受了这道符。

老母坐在一块大石上，给他筌讲述《阴符经》的义理说：“《阴符经》总三百字，一百字演说道，一百字演说法，一百字演说术；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术，都是内出心机，外合人事，观其精微，黄庭八景不足以为玄；察其至要，经传子史不足以为文；任其巧智，孙吴韩白不足以为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闻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通，贤人用之得其法，正人用之得其术，识分不同也。如传同好，必请斋而授之，有本者为师，无本者为弟子也。不得以富贵为重，贫贱为轻，违者夺纪二十本命，日诵七遍益心机加年寿，每年七月七日写一本藏于名山石岩中，得加算久之。”

老母说：“现在时间己到申时了，我有麦饭己经做好，我们共同吃吧。”于是，老母从袖里取出一个瓢，让李筌到山谷中去取水，舀满了，瓢忽然重有一百多斤，再努力往上拿，就是拿不上来，最后沉到泉中去了。等到李筌返回原处，己不见了老母，在原处只留下麦饭几升罢了。李筌一下子吃完饭，从此也就不再吃饭了。

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李筌为江陵节度副使，御史中丞。李筌有将才大略，作《太白阴经》十券，又著《中台志》十卷。当时，受到奸相李林甫的排剂，名位不显扬，最后才入名山访道去了，最后李筌的去向不得而知。

李筌 传世的著作有：《阴符经注疏》三卷，《骊山母传阴符玄义》、《青囊括》各一卷，《中台志》、《阃外春秋》和《太白阴经》各十卷，《孙子注》二卷。

二 出世行为入世说 议论高超透天机

李筌 是一位道教学者，在唐代道士中有其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黄帝阴符经疏》和《太白阴经》就是具体表现他的哲学思想两部作。

首先“虚静至神”的天道观。李筌主张“不神而能至神”，寂然虚静的至道，是产生阴阳日月，三才万物的总根源。

他说“天圆地方，本乎阴阳，为至神矣。”“神者，妙而不测也。《易》日‘阴阳不测为之神。’人但见万物从阴阳日月而生，谓之曰神，殊不知阴阳日月从不神而生焉。不神者何也，至神也。言至道虚静，寂然而不神，此不神之中，能生日月阴阳，三才万物，种种滋荣而获安畅，皆从至道虚静中来，此乃不神之中而有神矣。”

其次，顺从自然的“盗机观”。李筌 认为天地间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之气，人们顺五行之气则生，逆五行之气则死。人们必须主动地谨慎地去“盗窃”天机（五行生克制化的道理），即谓“盗机”，从而免祸得福，合天机不失，永远处于昌盛之境。

他说：“人但能明化此五行制伏之道，审阴阳兴废之源，则而行之…… 则为福德之昌盛也。……人用心观执五气而行，睹逆顺而不差，合天机而不失，则宇宙在乎掌中，万物生乎身上，如此则吉无不利，与道出同游，岂不为昌乎？”

第三，天人相分，人定胜天观。李筌不同意天人感应，天人合一观，而主张天人相分，人定胜天说。他强调人应该发挥主观意志，去认识天机，把握时机，运用人的权谋去窃盗天机而造福于人本身，在天人关系中人居主导地位。

他说：“任贤使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赏劳，不禳祀而得福。无厚德而占日月之数，不识敌之强弱而幸于天时，无智无虑而候于风云，小勇小力而望于天福，怯不能击而恃龟筮，士卒不勇而恃鬼神，设计不巧而任向背。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指虚无之状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生死，故明将弗法而众将不能己也。…… 夫如是，则天道于兵，有何阴阳哉？”这己明白地说战争胜负取决于人谋，而非天道鬼神。

第四，否认地理环境决定人的勇怯观。李筌 列举了长期以来人们认人的勇与怯是由“地势所生，人气所受”不可改变的说法：“秦人劲，晋人刚，吴人怯场，蜀人懦，楚人轻，齐人多诈，越人浇薄，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之人勇，韩魏之人厚。”他都一一作了批驳。

他说：“申屠之子败于峣关，杜洪之将北于巇水，则秦人何得而称劲？吴王夫差兵于天下，败齐于艾陵，长晋于黄池，则吴人何得而称怯？蜀人懦，诸葛孔明撮巴蜀之众，窥兵中原，身为僵尸而威加魏将，则蜀人何得而称懦？楚人轻，项羽破秦，虏王离，杀苏角，威加海内，诸侯俯伏莫敢窥视，则楚人何得称轻？齐人多诈，田横感受五百死士，东奔海岛，及横死同日而伏剑，则齐人何得而称诈？越人浇薄，越王勾践以残亡之国，恤孤老之众，九年灭吴，以弱攻强，以小取大，则越人何得而称浇薄？燕赵之人锐，蚩尤败于涿鹿，燕丹死于易水，王涿缚于蓟门，公孙戮于上谷，则燕赵之人何得而称锐？……”

“所以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能够移人之性，变人之心者，在刑赏之间，勇之与怯，于人何有哉？”

他明白地说明了人的勇怯不是地理环境决定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人的勇怯可以转化，想象的结果可以移转。